《游天台山赋》是一篇记游之作。这篇赋不是将天台山作旁观、静止的描写，而是紧紧围绕一个“游”字，把自然景物贯穿起来，循着作者的游踪，景物不断变换。千姿百态的景色，也随着作者攀援的节奏步步展开，构成一幅幅色彩鲜明的图画。全赋辩致工巧，语句骈俪而无滞涩之病；加之想象丰富，波澜起伏，意奇语新，景物摹写更显得情采飞动，可谓有摇笔散珠，动墨横锦之妙。
赋前的小序交代创作此文的原因：一是天台山神秀妙绝，可是没有人在通常典籍中记载它；二是幻想寻仙，摆脱世俗，便永托此山。这个序是一篇短小精悍的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散文。作者对天台山有深厚的感情，开头便热情赞颂了天合山是山岳中的神秀奇异的山，它的地理位置绝妙，凡是人、神所设想的壮丽景象天台山均具备。只是它远、幽深，在常典中没有记载。
在对比中突出天台山的奇挺、峻极。
天台山在牵牛星照耀下的灵秀越地，根据比华山、泰山还坚厚，论高度比湖南九嶷出还要高。正因为如此，作者认为天台山合于唐典配天的资格，堪称峻极。在肯定天台山奇特神秀之后，作者集中写它的两大奇景：赤城如同红霞一样立起一座标柱；白色的飞瀑在青山中划出一道明显的界限。作者抓住天台山二奇的特征，一红一自，鲜明醒目。
步步深入，引人入胜。
于是作者拨开了茂密树丛中一条路，登上高峻危险的山峰，经过楢溪，斜行五界，跨过石桥，面临万丈深渊。踏着青苔，抓住栏杆，拉住长藤……作者一步步写来，条理清晰，突出进山之艰险，与前面“之者以路绝而莫晓”相呼应。一系列动词的运用，十分确切：“披、陟、济、落、跨、临、践，搏、揽、援”，给人以鲜明的动态美。渐进山弯，山路宽畅。里面一派令人舒畅的景象：鸾鸟翩翩起舞，凤鸟和鸣。在灵溪中洗一洗，清除胸中俗念，敞开五盍昏蒙。于是追赶伏羲、神农时代绝迹的轨道，踏着老子、老莱子的脚印，自己也可成仙得道了。舒适恬淡，真是神仙生活。
仙都神奇，华美自由，妙不胜言。
接着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仙都气势不凡，华美楼台高悬空中，令人目炫，红楼空明透亮建在树林里，美玉装成的殿堂闪闪发光。美丽的红云与窗棂相承接，白日灿烂照窝户。高雅、华丽、富裕，一派珠光宝气，充满着飘飘欲仙的仙境气氛。作者用重彩描绘周围环境，不凋的高大桂花树，清晨开放的灵芝草；树林中的芳香，沟渠中的清泉；仙树、仙草、仙水、仙果，还有仙人——王乔驾仙鹤飞翔，罗汉执锡杖腾空，何等自由。作者一步一步把读者引入天台仙境，美妙无比。作者自己仿佛摆脱了尘世束缚，进入了神仙世界。作者不是单纯地写景，而是把自己的思想溶入景中。作者竭力宣扬道家玄妙之道，目的在于避世。寻仙觅道的虚幻思想，当然是消极的，这是欣赏这篇文章时应引起注意的。
整个游历过程，是由时代风尚而来，典型地反映了东晋士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意趣。尽管其旨归不离“理过其，淡乎寡味”的清淡玄虚之理，但由于依托想象创作，化虚为实，神不离象，象以意成，使此赋不由得与流行的“玄言诗”模式相背离，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同时，这种创作方式又为刘宋山水画家宗炳继承，为中国山水画、山水诗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美学风格的滥觞。
“和烟和露一丛花，担入宫城许史家。”这一联交代卖花翁把花送入贵家的事实。和烟和露，形容花刚采摘下来时缀着露珠、冒着水气的样子，极言其新鲜可爱。许氏与史氏，汉宣帝时的外戚。“许”指宣帝许皇后家，“史”指宣帝祖母史良娣家，两家都在宣帝时受封列侯，贵显当世，所以后人常用来借指豪门势家。诗中指明他们住在宫城以内，当是最有势力的皇亲国戚。
“惆怅东风无处说，不教闲地著春华。”这后一联抒发作者的感慨。东风送暖，大地春回，鲜花开放，本该是一片烂漫风光。可豪门势家把盛开的花朵都闭锁进自己的深宅大院，剩下那白茫茫的田野，不容点缀些许春意，景象十分寂寥。“不教”一词，显示了豪富人家的霸道，也隐寓着诗人的愤怒，但诗人不把这愤怒直说出来，却托之于东风的惆怅。东风能够播送春光，而不能保护春光不为人攫走，这真是莫大的憾事；可就连这一点憾恨，也无处申诉。权势者炙手可热，于此可见一斑。
诗篇由卖花引出贵族权门贪婪无厌、独占垄断的罪恶。他们不仅要占有财富，占有权势，连春天大自然的美丽也要攫为己有。诗中蕴含着的这一尖锐讽刺，比之白居易《买花》诗着力抨击贵人们的豪华奢侈，在揭示剥削者本性上有了新的深度。表现形式上也不同于白居易诗那样直叙铺陈，而是以更精炼、更委婉的笔法曲折达意，即小见大，充分体现了绝句样式的灵活性。
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同时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是一条暗线，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简洁明了的两句，似破空而来，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时而分散的原因。当然，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接下来，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一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于治”，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皆为谏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正是这个时候，贤豪毕至，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紧扣上文的“合”字。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知滁州；余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正好是庆历五年。他“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紧扣上文的“离”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余靖迁工部待郎；欧阳修迁翰林学士；蔡襄迁龙图阁学士；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余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此同时，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道”之成与未成相联系。“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即文学才能。诸君子离时，作者“道业未成”、诸君子合时作者“道有粗成”。这在以学为政、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领导着北宋文坛，反对“时文”（骈体文），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在当时“时文”风行的时代，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散文”手法写成，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极为称赞。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孟子的文章“语约而意尽”，韩愈的文章“深浩流转”，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用孟、韩、李、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不仅评文精当，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波澜开阔。
第三部分从“道有粗成”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最后终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载，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曰：“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其一，文辞简洁明了，随言长短。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等。准确简约，抑扬顿挫，且长短合宜。其二，结构精致细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先合，后离，再离而复合，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虽有成、道有粗成三个层次，从从容容，流畅婉转。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的特点，而更显得洋洋洒洒。其三，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叙事当中夹议论、夹抒情，但却不显生硬。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有一段议论“既复反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然后接两句反问，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这是抒情；接着“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又是发议论。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使文章情韵生动，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显得感情丰富，亲切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