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写少女伤春的词。少女伤春，在周邦彦以前的诗人词人中有不少人写过，但跟尝果怕酸联系起来，却是罕见的。周邦彦这首词由少女尝果写到伤春，过渡自然，联系紧凑。
“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玉楼春》），可见杏子成熟，当在暮春时节了，新摘来的杏子放在金盘里，色泽鲜艳明丽，不用“置金盘”，而用“落金盘”，因“落”字有从摘下到放置过程的动态感，即摘下放入的意思，比“置”字生动得多。新出林的杏子特点是鲜脆，逗人喜爱。但又由于是新摘，没有完全熟透，味道是酸多甜少，颜色青紫而不太红。而少女好奇，好新鲜，见到鲜果以先尝为快。但乍尝之后，便觉味酸而齿软了。正如韦应物诗“试摘犹酸亦未黄。”少女怕酸，不敢再吃，只剩下大半个吃剩的杏子。青紫色的残杏，留下少女一道小小的口红痕迹，唇丹与青紫相间，在词人看来，简直是一种美的享受。而这位少女也必然因怕酸而攒眉蹙额，娇态可掬，更惹人怜爱了。所以词人用了“可惜”二字，而不用“留得”二字。因为这不只是在写半枚残杏，而是透过残杏写少女。
下片先从少女眼里写周围环境，南陌上，满地落花狼藉，春雨斑斑，送走了春天。真是春雨无情，落花有恨。这三句似与上下文无关系。但看最后三句之后，便可体会到这三句环境描写对少女的伤春情怀起了烘托作用。正是在这样一个落花春雨的撩乱氛围中，才使少女感到“落花风雨更伤春。”（晏殊《浣溪沙》）而伤春心事“都在眉间”。也就是说因伤春而愁眉深锁。对于妙龄少女来说，伤春每由怀春引起。对花落春归，感岁月如流，年华逝水，因而有了某种爱情意识的跃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却是少女不可透露的内心世界的秘密，所以她只能不言不语，终日攒眉。
上片说的少女因尝杏怕酸而攒眉，这是生活中的偶然现象，少女因怀春伤春而攒眉，则是生活中的必然现象。这两种现象在词中来了个巧合，少女以尝杏怕酸而攒眉，巧妙地掩饰了她因怀春而攒眉，掩饰了她内心的秘密，可谓妙合无垠，这也正是作者构思细密，匠心独运之处。
这首词上下两片初看似无关系，不易衔接，实则用暗线贯串，自然过渡，结构曲折。作者又善于抒写女性心理，将女性心理活动与景物描摹巧妙结合，所以后来评论周词的都很称赞他的词法，如清陈世焜云：“词至美成，开合动荡，包扫一切。”（《云韶集》卷四）
这首诗前两句写的是花好月圆，后两句突然借花之自悼，实写人之自悼。此诗托物言志，情感真切自然。
“浮香绕曲岸”，未见其形，先闻其香。曲折的池岸泛着阵阵清香，说明荷花盛开，正值夏季。“圆影覆华池”，写月光笼罩着荷池。月影是圆的，花与影，影影绰绰，莫能分解。写荷的诗作不在少数。而这首诗采取侧面写法，以香夺人，不着意描绘其优美的形态和动人的纯洁，却传出了夜荷的神韵。
“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是沿用屈原《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句意，但又有所变化，含蓄地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早年零落的感慨。
卢照邻在去世前不久写的《释疾文》中说道：“春秋冬夏兮四序，寒暑荣悴兮万端。春也万物熙熙焉感其生而悼死，夏也百草榛榛焉见其盛而知其阑，秋也严霜降兮殷忧者为之不乐，冬也阴气积兮愁颜者为之解欢。圣人知性情之纷纠。”这不免也有诗人自己的性格原因。由于他被病痛所折磨，对事物变化的反映特别敏感。如《释疾文》中所说：“神翳翳兮似灰，命绵绵兮若缕。一伸一屈兮，比艰难若尺蠼，九生九死兮。同变化乎盘古。万物繁茂兮此时，余独何为兮肠邅回而屡腐？”“草木扶疏兮如此，余独兰騨兮不自胜。”万物越是繁茂越是生机勃勃，他就越发感觉到自己的形象枯槁。同时他对繁荣的万物是“感其生而悼死”，“见其盛而知其阑”也有对自己和他人盛时的回忆与感慨。他的这种思想突出表现在他晚期的诗歌里。
《曲池荷》的前两句写的是花好月圆，而后两句突然转写花之自悼。这花之自悼实为人之自悼。咏物诗，“因物以见我”，乃见其佳处。除余山《竹林问答》中说：“咏物诗寓兴为上，传神次之。寓兴者，取照在流连感慨之中，《三百篇》之比兴也。传神者，相赏在牝牡骊黄之外，《三百篇》之赋也。若模形范质，藻绘丹青，直死物耳，斯为下矣。”如此看来，可见卢照邻咏物诗之造诣。
《曲池荷》在写作中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成功地运用了象征的艺术手法。所谓象征，就是借用某一景物或形象的某些特征来表现另一事物或形象的艺术手段。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象征与被象征的事物，即荷花的遭遇和诗人的遭遇一明一隐，一实一虚。诗中所创造的境界掩盖着、暗示着、朝向着另一个深邃的精神境界即诗人内心隐蔽的境界，最后完全融合。读者突破诗人设置的这个外在境界后，才能真正走进诗人刻意营造的另一个隐蔽的内心境界，才真正获得了作者的意图，即诗旨诗趣。
灵筵，即供奉亡灵的几筵。《梁书·止足传·顾宪之》：“不须常施灵筵，可止设香灯，使致哀者有凭耳。” 北齐 颜之推 《颜氏家训·终制》：“灵筵勿设枕几，朔望祥禫唯下白粥清水乾枣，不得有酒肉饼果之祭。” 王利器 集解：“灵筵，供亡灵之几筵，后人又谓之灵牀，或曰仪牀。”
李后主十八岁时，纳绝代佳人、多艺才女昭惠为后，其婚姻之美满，伉俪之情深，才子佳人之意切，都是令人艳羡的。然而这对多愁善感的伴侣，在夫妻生活之外，却也有着因时移世变、国祚日衰而带来的诸多不顺心之事，当然也就难免“共憔悴”了。而尤其是年值“壮岁”，按常理，夫妻俩正当精力充沛，正该琴瑟调和，相依相傍，谁知竟疫从天降，绝症袭来，无情地夺走了与自己朝夕相处、形影相随的“婵娟”。“壮岁失婵娟”，中年丧偶，已是人生的大不幸，更何况所失的又是自己十分倾心的可人爱妻呢！接下来，“汗手遗香渍，痕眉染紫烟”，则是由昭惠皇后的遗物——眼前灵筵上的手巾触发哀感。凝神细看，巾上还留有爱妻生时轻抹香靥的“香渍”，细描眉黛的烟痕。可目下是“香渍”犹在，烟痕尚存，而“婵娟”已失，这就更令人不能不倍增切腹之痛了。全诗至此煞笔，余哀不尽。
诗题“荣木”，是取诗的前两字作为篇名，并不是专写荣木。《荣木》一诗共三十二句，分四章，每章八句。第一章慨叹人生若寄，第二章写要坚持正确的做人道理，第三章责己无所作为，第四章表示不坠先师之训而奋起。全诗表达了一种自强不息的功业追求。
这首诗提出了世间一个永恒的主题：人生苦短。陶渊明把“荣木”已化为一种意象——人生美丽却苦短。他忧于人生短暂，认为人若不勤奋，即使“总角闻道”也会“白首不成”，这是人生的悲哀。他告诫人们，人生就像匆匆过客，到时都会憔悴、衰老、死亡；人的寿命、祸福取决于自己。他也自责自己曾废学而乐饮。
从此诗第四章中可以见出作者内心郁勃着昂扬的进取之心、功业之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这句话活脱了陶渊明另一面孔，它与后人心目中那位吟唱着“复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者形象，相距实在太远。人们以往对陶渊明的印象只是其中年思想成熟以后的形象，是陶渊明丰富人格之一角。以“一斑”而概其“全豹”有时会出现以偏概全的弊病。陶渊明早期功业之心，主要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使然。对于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谁也难以天生就超越历史的局限而对功业荣名不屑一顾、视如粪土。
人生短暂，只有为功名而奋斗才有意义。陶渊明没有忘记儒家先师孔子的教导，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什么名望，这不值得惧怕。他自信有取得功名的天赋，不管要经历多少苦难，也没有任何理由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