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江国逾千里，山城近百层”开端，写作者对岳阳的初识：浩瀚的江河之国有千里之大，层峦的山城有百层之高。气势宏博，旋即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接下来转写近景：河岸的风吹卷着夜晚的江浪，小船上冰冷的灯光映照着纷飞落雪。由远及近，由大及小，既是对比，又是承辅，以浩瀚开篇，续写冷风寒灯，一远一近，一大一冷托衬出别样的悲怆。
“滞留风难尽，艰危气益增”：即使遭遇苦境停滞无法前行，心中的雄风大略也不会消退；艰难和危险反而更加激励气魄壮大，临危无惧而弥坚。接下来“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句以图南，鲲鹏自喻远大之志向无可披靡。顺承上句的情感又更升一层，至此，诗歌的情境推向最高潮，并与前段的宏伟景色遥相呼应，似断犹续，首尾相照。
这首诗主要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它的创作背景应该从“大历三年（768）冬”推出，安史之乱发生于天宝十四年（755），这场战乱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转变，也给知识分子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阴影。这点也反映到杜甫的诗歌当中，从“留滞风难尽，艰危气益增。”一句可以看出杜甫此时的心情是很失落的。也是很迷茫的。因为他说 “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 安史之乱后的现实并未改变杜甫的忠君恋阙的心，但也流露出了一种迷茫的情绪。前途未卜，不知何去何从。其次，杜甫的诗歌十分重视炼字，他很讲究对仗，“江国逾千里，山城近百层。岸风翻夕浪，舟雪洒寒灯”的对仗十分工整，其中“翻”和“洒”字用的也十分贴切。最后，杜甫在此诗中还用了典故，就是 “鲲鹏”，他引用了《庄子·逍遥游》中的典故，以鲲鹏的变化无常来暗示前途的不可预料，非常贴切。
整首诗歌以豪景与壮志衬托出豪迈基调，又以岸风夕浪，舟雪寒灯做起伏，及滞留、危难而转图南鲲鹏，意境起伏，富于节奏；承转顿挫，铿锵有力；情景呼应，浑然无间。
铭是古代一种刻于金石上的押韵文体，多用于歌功颂深与警戒自己。明白了铭的意思，也就明白了题意，作者托物言志，通过对居室的描绘，极力形容陋室的不陋，“斯是陋室，惟吾深馨”这一中心，实际上也就是借陋室之名行歌颂道深品质之实，表达出室主人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贫乐道的情趣。
《陋室铭》即开篇以山水起兴，山可以不用高，水可以不在深，只要有了仙龙就可以出名，那么居所虽然简陋，但却因主人的有“深”而“馨”，也就是说陋室因为有道深品质高尚的人存在当然也能出名，声名远播，刻金石以记之。山水的平凡因仙龙而生灵秀，那么陋室当然也可借道深品质高尚之士播洒芬芳。此种借力打力的技巧，实为绝妙，也可谓作者匠心独具。特别是以仙龙点睛山水，构思奇妙。“斯是陋室，唯吾深馨”，由山水仙龙入题，作者笔锋一转，直接切入了主题，看引论铺下了基础。也点出了陋室不陋的原因，其原因是深馨二字。
在此点看出，作者写此随笔是经过反复思考的，绝对不是一时的灵感冲动。绝句可以是灵光乍现，而连接无暇却是平时的功底积累和反复推敲了。四到七句刁难下祭出此文，并将其刻于石上，具有很强烈的针锋相对的性质。从全文的写作手法来看，通篇以“比”的手法一气呵成，而不是烘托。那么“苔痕”和“谈笑”二句究竟在说什么呢？ 青苔在石阶上（照样）绿意盎然，野草在荒地里（依然）郁郁青青。言下之意是什么呢？我刘禹锡在哪里都不改本色，我所交往的都是有修养的饱学之士，没有（你们这些）无学之辈。作者以青苔和野草来比喻自己独立的人格，这是气节的写照，是不屈的宣言。
如果说本文的一到三句是一种铺垫，那么四到七句则进入了真正的对抗。作者以诗一般优美的语言展示了自己的铮铮傲骨，同时，也对势利小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作者借诸葛亮的草庐，西蜀扬子云的玄亭作类比，引出自己的陋室，以及两人为自己的楷模，希望自己也能和他们一样拥有高尚的深操，反映自己以古代贤人自况的思想，同时暗示了陋室不陋。实际上刘禹锡这样写还有另一层深意，即诸葛亮是闲居卧龙草庐以待明主出山。而扬雄呢？却是淡薄于功名富贵，潜心修学之士，虽官至上品，然他对于官职的起起落落与金钱的淡泊，却是后世的典范。作者引用此二人之意，他想表达的意思是：荣辱不惊、处危不屈、坚守节操的意思。既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又想逢明主一展抱负，若无明主，也甘于平淡的那种志向。这结合作者官场的起起落落，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结句引用“孔子云：何陋之有？”，引古人之言， 收束全篇， 说明陋室“不陋”。表达了他对当时封建礼教的最高道深品质的追求。用圣人肯定的操守来规范要求自己，也许就是刘禹锡对自己的道深品质的最高要求。这样的结句，不说其中的内容是何种意思，但结合题意，却是妙手天成。因为封建礼教是以儒家的道深标准为最高道深标准的，孔圣人的肯定，也就为他道深品质的论注下了最好的定论，论文当有论据，而引孔圣人言作为论据，无疑在当时是最好的论据，充分而不可辩驳。
从邻人的老人说，好心没好报，归到交浅言深上，从此人情练达，沉默是金。这一层不说。这摆明了是批评主人家不对，同样的意见因为亲疏远近而态度迥异，所谓“薄者见疑”。意即亲疏厚薄是一种妨碍，妨碍了主人家对真相正误的认识。
其实韩非本意倒非批评“智其子疑其邻”的主人家，这则寓言见于《说难》篇，意思是劝说别人是何等的困难，因为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这是被韩非当做一个事实接受的，所以他的主要目标是研究那些能够有助于让别人听取自己意见的注意事项。交浅不可言深就是注意事项之一，所以韩非这则寓言的本意是批评富人的做法——因两人身份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
被韩非当做事实接受的“薄者见疑”，在今天有更加技术化的解释。“每个人所处位置不同”的说法换成经济学语言，就是因信息的不对称状态而导致交易费用的迥异，从而影响每个人的判断和行为选择。韩非子在《说难》中的一切努力，就是今天信息经济学企图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让对方说真话，让对方相信自己的话，最终与对方达成契约。
其实除了老天爷，没人能够批评失窃者的怀疑。因为老天爷知道究竟是谁干的，我们都不知道，所以破案之前不能说三道四。而韩非子讲故事很缺德，最后没说案子破是没破。这怀疑就一直都很合理。“亲疏”的差别这里有两个意义，两方面都构成我们判价分析问题的重要进路，而非妨碍。其一是利益立场的分殊。之所以智其子而不疑其子，因为他儿子是财产权的共同受益人和继承人，除非爷俩的关系另出问题，他儿子显然缺乏盗窃的合理利益动机。其二则是信息的不对称。交易费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了解对方和建立信任机制的成本。“亲”意味着这一成本很低，“疏”意味着成本的高昂。所以建立起现代法治秩序和信用体系之前，交易的半径总不太可能超越“亲疏”的圈子（差序格局），而延伸到陌生人环境中去。
儿子是什么样的人老子自然很清楚，邻人是怎么样的人却不了解。这是怀疑的合理基础。一个重要细节是案发之前，主人对二人的建议并没有因为亲疏远近而厚此薄彼。邻人“见疑”是在案发之后。我们设想一番，墙坏和失窃之间，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半天时间知道这一事实并利用这一事实的人很有限，古人地广人稀，邻里原本很少。人口流动性又差，外来人口会非常引人注目。这案子交给美利坚、不列颠、俄罗斯或者爪哇国哪一家警察局，根据已有线索，这位邻人也必将是最重要的嫌疑人。
在一种非法治文化中，“被怀疑”是一种羞辱，甚至会直接导致司法的有罪推定或人际中的歧视。其实这才是“智子疑邻”遭到批评的深层文化心理因素。在一种法治文化中，“怀疑”是一种合理的、大方得体的态度。不怀疑对方可能违约，就不用签合同。不怀疑政府会滥用权力，就不需要宪政民主。而和自己爹妈做生意，也可以不签合同，你不能没来由的说人家法律意识差。因为不签合同的成本可能更低。这和智子疑邻是一个道理。
启示：两个人会因为身份和关系的不同，而遭到不同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