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这首《满江红》，是很引人注目的名篇。
为什么这首词第一句就写“怒发冲冠”，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愤怒的感情？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作者的理想与现实发生尖锐激烈的矛盾的结果。因此，必须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才能正确理解这首词的思想内容。岳飞在少年时代，家乡就被金兵占领。他很有民族气节，毅然从军。他指挥的军队，英勇善战，接连获胜，屡立战功。敌人最怕他的军队，称之为“岳爷爷军”，并且传言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乘胜追击金兵，直至朱仙镇，距离北宋的京城汴京只有四十五里了。金兵元气大伤，准备逃归，还有不少士卒纷纷来降。岳飞看到这样大好的抗战形势，非常高兴，决心乘胜猛追，收复中原。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当时的宰相秦桧，为了和金人议和，一日连下十二道金字牌，令岳飞班师回朝。岳飞悲愤万分，说“十年之力，废于一旦！”秦桧把岳飞看成是他投降阴谋的主要障碍，又捏造说，岳飞受诏逗留，抵制诏令，以“莫须有”（也许有）的罪名，将他害死。岳飞被害时，才三十九岁。了解了这些情况，对这首词中充满的强烈感情，就不难理解了。
上片写作者要为国家建立功业的急切心情。开头这几句写在潇潇的雨声停歇的时候，他倚着高楼上的栏杆，抬头遥望远方，仰天放声长啸，“壮怀激烈”！啸是蹙口发出的叫声。“壮怀”，奋发图强的志向。他面对投降派的不抵抗政策，真是气愤填膺，“怒发冲冠”。“怒发冲冠”是艺术夸张，是说由于异常愤怒，以致头发竖起，把帽子也顶起来了。“三十功名尘与土”，作者认为自己就算有赫赫战功，只要未灭金，就都是微不足道。“八千里路云和月”，是说不分阴晴，转战南北，在为收复中原而战斗。“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与“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意思相同，反映了作者积极进取的精神。这对当时抗击金兵，收复中原的斗争，显然起到了鼓舞斗志的作用。与主张议和，偏安江南，苟延残喘的投降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等闲”，作随便解释。“空悲切”，即白白的痛苦。下片写了三层意思：对金贵族掠夺者的深仇大恨；统一祖国的殷切愿望；忠于朝廷即忠于祖国的赤诚之心。“靖康”是宋钦宗赵桓的年号。“靖康耻”，指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京城汴京和中原地区沦陷，徽宗、钦宗两个皇帝被金人俘虏北去的奇耻大辱。“犹未雪”，指还没有报仇雪恨。由于没有雪“靖康”之耻，所以，岳飞发出了心中的恨何时才能消除（“臣子恨，何时灭”）的感慨。这也是他要“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原因。古代的战车叫“长车”。贺兰山，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西北边。
有一种说法，认为这首词不是岳飞写的，理由之一就是根据上面这句话。因为岳飞讲“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即渡过黄河向东北进军，不会向西北进军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不是岳飞的进军路线。因为对这句词的解释牵涉到这首词是不是岳飞写的问题，因而显得更为重要了。原来这是用典。《西清诗话》载姚嗣宗《崆峒山》诗：“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这两句诗是针对西夏讲的，所以用“贺兰石”。姚嗣宗是北宋人，岳飞借用这个典故，借用他要打败西夏的壮志来表达他要打败金兵的豪情，所以这句词没有问题。“山缺”，指山口。“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充分表达了作者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和报仇雪耻的决心。“壮志”，指年轻时的理想。“胡虏”是古代对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侮辱性的称呼。“虏”，指俘虏。这里所谓的“胡虏”、“匈奴”，皆代指金贵族掠夺者。最后“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两句说，等到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时候，就去报捷。“旧山河”，指沦陷区。“阙”，宫殿。”天阙”，指朝廷。我国古代进步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把忠于朝廷看作爱国的表现。在封建社会里，尤其在民族矛盾激化，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期，“忠于朝廷”与爱国常常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岳飞在这首词中所表露的忠于朝廷的思想，是跟渴望杀尽敌人、保卫祖国疆土的壮志，密切结合着的。
从艺术上看，这首词感情激荡，气势磅礴，风格豪放，结构严谨，一气呵成，有着强烈的感染力。
这是一首思乡诗作，描绘游子思乡之情，感情脉络细腻真切，委婉动人。首联描绘了一个思乡之人的形象；颔联则由自身的现实，移情于身外的过去；颈联写思乡孤寂只能向自己内心倾诉；末联则说人多南归，唯自己未归。通篇用词含蓄隽永。
首联以“日日”叠字领起，开篇就使人触摸到诗人急切而又失望、惆怅的感情脉搏，渲染出浓厚的感情气氛：因归思似渴，所以“日日”遥望故乡；久欲归而不能，诗人便唱吴声歌曲，以此聊解归思之渴；歌乡声而不能归，诗人反更增惆怅，故有“空歌”之叹。颔联仍是心理活动的细致刻画：诗人因睹别人的离愁别绪，不禁忆起自己离家时亲人依依难舍的情景。此联与首联都写归思但着眼点不同：首联落笔于诗人自身，颔联落笔于身外；首联侧重于现在，颔联侧重于过去。欲归不得的失望，客居异乡的寂寞，仕途失意的喟叹，种种感情的重荷，真使诗人无法忍受。“失意还独语，多愁只自知”，诗人只能孤寂地向自己倾诉，无限愁怀，只有己晓。
前三联，诗人全用赋笔，铺张叙写，曲尽其妙，但若全篇皆此，则显单调寡味。故诗人在尾联运用“兴”之别一法门，使全诗通体生色，情味隽永。旅居蓟北的游子归乡，都兴奋接受送行者的折柳：送行者善解人意，都折向南生长的柳条相赠。此联意谓南归行人之多，与诗人独不得归形成对照，至此，诗人那寂寞悲愁、失意憔悴的形象如在读者目前。
对这首诗主旨的看法分岐很大，比较流行的旧说有：刺齐襄公（《毛序》：“大夫刺襄公也，劳礼义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诸侯，志大心劳，所以求者非其道也。”）、刺齐景公（丰坊《诗说》：“齐景公急于图霸，大夫讽之。”）、刺鲁庄公（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庄公生而蒙非种之讥，及已即位，而有不能防闲其母之诮，且与其母更道入于齐国，……诗人代为之愧……”）、刺奇童劳成（牟庭《诗切》：“诗人有所识童子美质者，已而离远不相见，常思念之，……及长而复见之，则庸人矣，故悔思之也。”）、戒厌小务大（朱熹《诗集传》：“田甫田而力不给，则草盛矣；思远人而人不至，则心劳矣。以戒时人厌小而务大；忽近而图远，将徒劳而劳功也。”）、戒学者及时进修（刘沅《诗经恒解》：“盖当时有少年，志大躐等求功，不知循序渐进者，故诗人戒之。”），今人新说则有：初耕种时的祷神歌、劝慰离人不须徒劳多思的诗、妇人思念征夫之词、少女恋慕少男的诗，等等。各家之说都有其理由，不过比较各家之说，相对而言，写妻子对远方丈夫的思念之说，较为符合诗篇的文本意义。
这首诗头两章是写实，采用重叠形式，只换了四个字，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首两句直赋其事，意在引出下两句。因丈夫去了远方，家中没有劳力，耕作粗放，本来长着绿油油庄稼的大田，如今全长着深深的野草，见不着一棵小苗，诗人面对如此荒芜的大田，忧心忡忡，感慨万千，不觉脱口说出“劳田甫田，维莠骄骄（桀桀）”。目有所见，心有所感，自伤自怜，自怨自艾，引出一腔怨气，不禁讲出了气话：“劳思远人，劳心忉忉（怛怛）！”实际这不过是思极的反语、伤心语，说“劳思”，恰是刻骨相思。正因为她劳法摆脱相思的痛苦，第三章出现了幻觉，由实转虚，诗人似乎觉得丈夫突然归来，想像他见到离家时还是扎着丫角的小儿子，忽然间已经长大成人了，他惊喜不已：“婉兮娈兮，总角丱兮。未几见兮，突而弁兮。”这一自我构造的虚幻境界，既是对丈夫早日平安归来的渴望，又是对孩子快快长大的期盼。此诗的含蓄美尽在这一虚境之中。清陈震《读诗识小录》评末章前两句云：“换笔顿挫，与上二章形不接而神接”，评后两句云：“奇文妙义，与上四‘劳’字神回气合。”
此诗第一、第二章是隔句交错押韵，即田、人属上古真部韵，骄、忉属上古宵部韵，桀、怛属上古月部韵。第三章四句连韵，属上古元部韵，并皆有“兮”字收尾。译文尽量保留原诗韵式及叠词的运用。
这首词由景及情，思乡怀古，由豪入旷，超旷中不失赋诗追黄鹤的豪情壮采，不失对于人生的执着追求。词的上片由景引出思归之情和怀友之思；下片由思乡转入怀古，直抒胸臆。
开篇由写景引入。开篇大笔勾勒，突兀而起，描绘出大江千回万转、浩浩荡荡、直指东海的雄伟气势。“江汉西来”二句，描绘了江水奔腾的胜景。著名的黄鹤楼在武昌黄鹄山巍然屹立，俯仰浩瀚的大江。长江、汉水滚滚西来，汇合于武汉，那波涛的颜色，如同葡萄美酒一般，一片浓绿。发端两句，以高远的气势，抓住了当地最有特色的胜景伟观，写出了鄂州的地理特点。“蒲萄深碧”，重笔施彩，以酒色形容水色，用李白《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诗句，形容流经黄鹤楼前的长江呈现出一派葡萄美酒般的深碧之色。以下“犹自带”三字振起，化用李白“江带峨嵋雪”之句，杜甫《登楼》诗“锦江春色来天地”，不著痕迹，自然入妙，用“葡萄”、“雪浪”、“锦江”、“春色”等富有色彩感的词语，来形容“深碧”的江流，笔饱墨浓，引人入胜。词人将灵和楼前深碧与锦江春色联系起来，不但极富文采飞扬之美，而且透露了他对花团锦族、充满春意的锦城的无限追恋向往之情，从而为下文“思归”伏脉。这两句由实景“蒲萄深碧”引出虚景“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拓展了词境。江河自岷江锦水而来，将黄鹤楼与赤壁矶一线相连，既是友人驻地的胜景，又从四川流来，既引动词人思归之情，又触发怀友之思。这就为下文感怀作了有力的铺垫。接下来这一句由景到人，一句写对方，一句写自已。朱寿昌在陕西任通守期间留有爱民之美誉，政绩突出。《宋史》本传载朱在阆断一疑狱，除暴安良，“郡称为神，蜀人至今传之”即“南山遗爱守”所指。词中“南山”当是“山南”之误。以对“剑外”，“山南”字面亦胜于“南山”。而苏轼蜀人，称朱寿昌亦以其宦蜀之事，自称“剑外思归客”，映带有情。如今思乡而归不得，两厢对比，既赞美了朱寿昌为人颂扬的政绩，又表达了自己眼前寂寞的处境以及浓郁的思归情绪。面对此间风物，自会触景兴感，无限惆怅。“对此间”以下，将犹、我归拢为一，有情就要倾吐、抒发，故由“情”字，导出“说”字，逼出“殷勤说”三字，双流汇注，水到渠成。
上片“殷勤说”三字带出整个下片，开始向友人开怀倾诉，慷慨评论。“《江表传》”二句，引出自己对历史的审视和反思。《江表传》是记述三国时东吴人物事迹的史书，他劝告朱寿昌不要再读这部书了。以愤激语调唤起，恰说明感触很深，话题正要转向三国人物。 “狂处士”四句，紧承上文，对恃才傲物、招致杀身之祸的祢衡，表示悼惜。祢衡因忠于汉室，曾不受折辱，当众嘲骂曹操，曹操不愿承担杀人之名，假借刘表属将黄祖之手将其杀害，葬于武昌长江段的鹦鹉洲。词人用感触颇深的三国人物——祢衡的事迹引以为戒，接着笔锋一转，把讥刺的锋芒指向了迫害文士的曹操、黄祖。如今贤士不在，只能空对那武昌长江段的鹦鹉洲，苇花萧瑟，一片凋零凄凉。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以致招来祸灾。苏轼站在更高的视角审视历史，“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争底事”，即争何事，意即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以致招来祸灾。称霸一时的风云人物，如残害人才的曹操、黄祖之流，最终也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过眼烟云。此句流露出苏轼豁达、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这话是有弦外之音的，矛头隐隐指向对他诬陷的李定之流。苏轼此时看来，祢衡的孤傲、曹操的专横、黄祖的鲁莽，都显得非常可笑。言语间，反映出苏轼超越历史，摆脱现实限制的观念。收尾三句，就眼前指点，转出正意。词人引用李白的故事，激励友人像李白一样潜心作诗，赶追崔颢的名作《黄鹤楼》。这既是对友人的劝勉，愿他能够置身于政治漩涡之外，寄意于历久不朽的文章事业，撰写出色的作品来追蹑前贤；也体现了苏轼居黄州期间的心愿，对于永恒价值的追求。
全词形散而神不散，大开大合，境界豪放，议论纵横，显示出豪迈雄放的风格和严密的章法结构的统一。一则，它即景怀古，借当地的历史遗迹来评人述事，能使眼中景、意中事、胸中情相互契合；再则，它选用内涵丰富、饶有意趣的历史掌故来写怀，藏情于事，耐人寻味；三则，笔端饱含感情，有一种苍凉悲慨、郁愤不平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激荡着。即景抒怀，指点江山，论古说今，涉及五个历史人物，坦露了对朋友的坦荡胸怀，将写景、怀古、抒情结合，不粘不滞，思想深沉，笔力横放，虽为酬答之作，却也体现了东坡词豪放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