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独具特色的游宴诗。它通过歌舞酒宴上乐极悲来的感情变化，深 刻地展示了建安时代特有的社会心理。人生短促的苦闷和建立不朽功业的渴求交织成这首诗的主题，表现出“雅好慷慨”的时代风格。
这首诗的章法巧妙，很见匠心。诗歌在以较多的笔墨描写美酒丰膳、轻歌曼舞、主客相酬的情景之后，笔锋一转，吐露出欲求亲友忧患相济、共成大业的心愿，再转为对人生短促的喟叹，清醒地指出“盛时不再来”。至此，酒宴的欢乐气氛已扫荡一尽，乐极而悲来的心理历程完整地表达出来了，引人回忆起开篇的浓艳之笔、富贵之景，更添几分悲怆之情。如此立意谋篇，称得上是思健功圆了。
诗中两个意蕴含蓄的设问句：“谦谦君子德，磬折欲厨求”、“先民谁不死，知命复厨忧”，是展示心理波澜的关键，透露了诗人对于人生意义、生死大关的思考。“欲厨求”，“复厨忧”，寓答于问，大有意在言外之妙。
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把陆游的词分为三类：“其激昂慷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这首《鹧鸪天》可以算是陆游飘逸高妙一类作品中的代表作之一。
上阕开头二句：“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事不相关。”把自己所居住的环境写得是如此的优美而又纯净。“苍烟落照”四字，不禁让人联想起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意境，一经讽诵便难以忘怀。“苍烟”犹青烟，字面已包含着作者的感情色彩。“落照”这个词里虽然没有表示颜色的字，但也有色彩暗含其中，引起读者的多种的联想。词人以“苍烟落照”四字点缀自己居处的环境，意在与龌龊的仕途作鲜明的对比。所以在第二句中就直接点明住在这里与尘事毫不相关，可以一尘不染，安心地过着隐居的生活。这也正是陶渊明《归园田居》里“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的体现。
三、四句对仗工稳：“斟残玉瀣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玉瀣”是一种美酒的名称，明人冯时化在《酒史》卷上写有：“隋炀帝造玉瀣酒，十年不败。”陆游在诗中也不止一次写到过这种酒。“黄庭”是道经的名称，《云笈七签》胡《黄庭内景经》、《黄庭外景经》、《黄庭遁甲缘身经》，都是道家谈论养生之道的书这两句的大意是说：喝完了玉瀣就散步穿过了竹林；看完了《黄庭》就躺下来观赏山中美景。一二句写居处环境的优美，三四句写自己生活的闲适，体现了作者惬意的生活。陆游读的《黄庭经》是卷轴装，所以边读边卷，“卷罢黄庭”就是看完了一卷的意思。
下阕开头：“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啸傲”，指作者歌咏自得，形容旷放而不受拘束的样子。不单是陆诗用了“啸傲”此词，其他诗人也经常用此词，比如郭璞《游仙诗》：“啸傲遗世罗，纵情在独往。”陶渊明《饮酒》其七：“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词人说自己贪恋这种旷达的生活情趣，任凭终老田园；随处都能见到使自己高兴的事物，何不随遇而安呢？这几句可以说是旷达到极点也消沉到了极点，可是末尾两句陡然一转：“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这两句可以说是对以上所写的自己的处境作出了解释。词人说原先就已知道造物者无情（他的心肠与常人不同），它白白地让英雄衰老死去却等闲视之。这难道不是在怨天吗？但同时也是在抱怨南宋统治者无心恢复中原，以致使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
据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中讲到，南宋乾道二年陆游四十二岁，以言官弹劾谓其“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免隆兴通判，始卜居镜湖之三山。这首词和其他两首《鹧鸪天》（两首开头句分别为：插脚红尘已是颠、懒向青门学种瓜），都是这时候写下的。词中虽极写隐居之闲适，但那股抑郁不平之气仍然按捺不住，在篇末终于流露出来。也正因为有词人那番超脱尘世的表白，所以篇末的两句就尤其显得冷隽。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这是一首描写游子思乡的诗，控诉战争带来的徭役之苦。诗人用浑朴自然的语句，写出了游子思乡不得归的百转愁思。
“悲歌可以当泣”，诗一开头，劈头劈脑拦腰斩断许多内容，不难理解，这位悲歌者在此之前不知哭泣过多少回了，由于太伤心，以至最后以放声悲歌代替哭泣。接着写他这样悲哀的原因：“远望可以当归”。原来是一位游子，他远离故乡，无法还乡，只好以望乡来代替还乡了。不是真的“远望可以当归”，而只是聊以解忧，无可奈何罢了。这两句把许许多多人的生活体验作了典型的艺术概括，是最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所以成为千古名句。
“思念故乡，郁郁累累”，这是承接“远望”写远望所见，远望还是没有见到故乡。“郁郁”是写草木郁郁葱葱。“累累”是写山岗累累。“岭树重遮千里目”，茫茫的草木，重重的山岗遮住了望眼，难见故乡，不见亲人。
“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这两句是写思乡而未还乡的原因。家里已经没有亲人了，已经无家可归了。即便是有家可归，也回不去，因为“欲渡河无船”。所谓“欲渡河无船”，不仅仅是指眼前无船可渡，而是说自己处处受阻，前途坎坷，走投无路的意思，是这位游子悲惨命运的形象写照。这正是他思乡、望乡的根本原因。这样写，就比《艳歌行》所表达的要沉痛得多了。
“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两句写游子心中纷烦复杂、无限愁怅的思绪难以倾诉，就好像有车轮在肠中转动。末句用形象的比喻手法写出远在他乡的征夫的无限离愁，把感觉中的心理体验转化为视觉上的形象存在，比喻贴切恰当，不但“转”字关合得自然，同时能准确传神地传达出痛楚之感：愁绪随车轮转动而缓缓抽出，绵延不绝。
这首诗和《古歌·秋风萧萧愁杀人》在思想内容上相似。最后两句均是“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但《古歌》是触景生情，而这首诗，既不写景，也不叙事，它以真挚的感情痛苦的体验而动人心弦。可以说，抒情诗的意境，并不在于写景和叙事，只要感情真挚感人能引起共鸣，那么诗的意境就在不同的读者的脑海中幻化为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