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写蜀中四月的情景,壮美与纤丽互见,宏观与微观俱陈。细雨迷蒙,密雾难开,春水盈野,一派浩渺,意境壮阔。
诗中的“南京”是指现在的成都,“犀浦道”指唐代的犀浦县,现在四川郫县的犀浦镇就是当年犀浦县治所。
第一句“公主当年欲占春”是写“公主当年”的事。这是指公主凭借其权势,围地为庄,要想独自占有长安近郊的山色春光的事情。公主早已不在,人去事非,这当然是诗人游其故地而追怀过去的事情,所以诗人用了“当年”,诗一开头就点出此事已经过去,言外之意对现在仍有现实意义,即借古讽今之意。“公主”是指太平公主,武则天的女儿,否则,既使有这个野心想“欲占春”也没有这个胆,也只有武则天的女儿才会有如此野心和斗胆,太平公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统治阶级中最具野心勃勃的女性。“欲占”则更是精妙绝伦、警辟含深奇崛之语,钱可以占,地可以占,甚至人也可以占,可春天却不能占。春光能占的话,就是痴人说梦话了。这里本来是指太平公主大兴土木。建山庄别墅。可诗人不正面说建别墅山庄,却偏说“欲占春”,写得何等意味深长,连春天春光都可以占,反过来说还有什么不能占,“欲占春”三个字一出,太平公主,何止一个太平公主人,简直就是整个统治阶级的骄横贪婪的嘴脸,欲壑难填的本性就被揭露得血淋淋,真是“欲占春”三字见血,酣畅痛快。
第二句“故将台榭压城闉”仍然是写“当年”事,仍然是诗人游览故地发生的故事。在绵延数十里的长安城附近山庄别墅中,建的亭台楼阁要比帝都长安的城墙还要高,其野心是很大的。这样大兴土木,这样奢侈,这样野心,这样贪婪,这样放肆,诗人只用了两个字“压”和“故”,“压”是超过。不言而喻是用公主建的“台榭”超过帝都长安城。言外之意,不仅是亭台楼阁规模大得惊人,而且也指出太平公主势力之大乃炙手可热。一个“压”字写出多少要说而说不尽的含义,只在一字中,尽显诗人功底之风流。“故”是有意,当然是要建造的亭台楼阁在长安豪华无双了,言外之意,是公主为所欲为、不可一世至极。
第三四句“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继续描写庄园别墅规模之大,绵延数十里,直到终南山,山庄之广袤一眼望不到边,无涯无际,林木繁茂,绿海茫茫。前句不疑故问,后句以“不属人”给以回答。诗人刚刚把他的心扉向读者打开一条缝隙,透露出一点点内心深处的想法:当年人间多有不平事,有钱有势者什么都可霸占——人家的田地、人家的妻女,甚而连春天也想霸占,却又立即由遐想回到了现实:现在是诗人“游”山庄,山庄自然少不了花草树木,又正值山花烂漫的春天,诗人就脱口而出:“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前句故设疑问,并不正面回答,转而融情人景,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后句写出了“直到南山不属人”,偌大的林海,广袤无际。景色是翠绿动人的,但感情却是沉重的。眼前的广袤山庄,正好象征着太平公主生前煊赫的声势。“势入浮云亦是崩”,倒台之迅速与太平公主当时不可一世的声势,恰恰形成极富于讽刺性的鲜明对照。诗人将无比丰富的历史内容熔铸在这简短的“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十四个字里。这两句与前两句似断而实连,诗意从山庄犹在,就在“前面”,但这偌大山庄不知道属于谁。诗人没有说,也没有必要说,太平公主早已不复存在,过去“不属人”,现在事过境迁,当然山庄不能为公主独占,公主又何能“欲占春”。诗人用第三句的“花”字与第一句“春”字巧妙的连承,使诗翻出了新意:太平公主的形象在后人的心目中再次复现:一个野心勃勃、骄横贪婪、欲壑难填的有史以来又一女性。后两句表面看来似乎是对诗人所游的山庄之大的惊叹夸耀,骨子里却是深寓贬意、谴意。从游山庄到现在,从诗人自己写到游“山庄”之花木丛林,实际上却有形愈松而意愈紧的效果,在轻浅疏淡的笔墨中显示出了厚重的力量,欲不讽刺而不能,不谴责而不能的境界。
全诗写景叙事抒怀,笔力骞举而又亦庄亦谐,余味无穷。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
《青楼曲二首》的第一首诗在读者眼前展现了两个场景:一个是白马金鞍上的将军,正率领着千军万马,在长安大道上行进,越走越远,到后来就只见地上扬起的一线飞尘;一个是长安大道旁边的一角青楼,楼上的少妇正在弹筝,那优美的筝声并没有因楼外的热烈场景而中断,仿佛这一切早就在她意料之中似的。前面的场景热烈、雄伟,给人以壮丽的感觉;后面的场景又显得端庄、平静,给人以优美的感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境,前后互相映衬,对照鲜明。
诗人把这两个不同的场景连接在一个画面上的方法,就是通过楼头少妇的神态,将长安大道上的壮丽场景,从她的眼中反映出来。表面上她似乎无动于衷,实际上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欣羡,情不自禁地一路目送着那马上将军和他身后的队伍,直到飞尘滚滚,人影全无,还没有收回她的视线。
这少妇与马上将军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如此关注他的行动,这可从《青楼曲二首》的第二首诗中找到答案。原来那马上的将军是她的夫婿,他正立功回来,封侯拜爵,就连他部队里许多骑将都受到封赏。他们经过驰道回来时,把满路杨花都吹散到御沟里去了。把这两首诗合起来看,前一首描绘的是一支皇家大军凯旋的场景。因为这次胜利的不平常,连皇帝都亲自出迎了,作为将领的妻子,她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诗人未用一句话直接抒写她内心的激动,而是写她从楼头“遥见”的热烈场景,读者却可想象到她看到这热烈场景时的内心感受。这正如北宋诗人梅尧臣对诗创作所概括的两句话:“状难写之境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诗人是借用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图景反映盛唐时期的现实面貌。这幅描写大军凯旋的历史画卷,使人联想到唐代前期国力强盛。一支千军万马的军队,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就不能够整齐地在市街上前进,连楼头弹筝少妇都丝毫不受惊动。诗里还再现了唐代都城长安的一片和平景象,不言而喻,这支强大的军队,维护了人民和平美好的生活。从楼头少妇的眼中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尚武风气。唐代前期,接受了西晋以来以及南北朝长期分裂的痛苦教训,整军经武,保持了国家的统一与强盛。在这两首诗中,一种为国立功的光荣感,很自然地从一个征人家属的神态中流露出来,反映出盛唐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胜败这种事是兵家难以预料的事,但是能够忍受失败和耻辱才是男儿。
首句直截了当的指出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一普通常识,并暗示关键在于如何对待的问题,为以下做好铺垫。“事不期”,是说胜败的事,不能预料。此句强调指出只有“包羞忍辱”,才是“男儿”。项羽遭到挫折便灰心丧气,含羞自刎,怎么算得上真正的“男儿”呢?“男儿”二字,令人联想到自诩为力能拔山,气可盖世的西楚霸王,直到临死,还未找到自己失败的原因,只是归咎于“时不利”而羞愤自杀,实在有愧于他的“英雄”称号。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江东的子弟大多是才能出众的人,如项羽愿返江东可能卷土重来。
第三句“江东子弟多才俊”,是对亭长建议“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的艺术概括。人们历来欣赏“无面见江东父老”一语,认为表现了他的气节。其实这恰好反映了他的刚愎自用,听不进亭长的忠言。他错过了韩信,气死了范增,确是愚蠢得可笑。然而在这最后关头,如果他能面对现实,“包羞忍耻”,采纳忠言,重返江东,再整旗鼓,则胜负之数,或未易量。这就又落脚到了末句。
“卷土重来未可知”,是全诗最得力的句子。它的意思是说,如果能做到这样,还是大有可为的;可惜的是项羽却不肯放下架子而自刎了。这样就为上面一、二句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而这样急转直下,一气呵成,令人想见“江东子弟”“卷土从来”的情状,是颇有气势的。同时在惋惜、批评、讽刺之余,又表明了“败不馁”的道理,也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此诗与《赤壁》诗一样,议论战争成败之理,提出自己对历史上已有结局的战争的假设性推想。首句言胜败乃兵家常事。次句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缺乏大将气度。三四句设想项羽假如回江东重整旗鼓,说不定就可以卷土重来。这句有对项羽负气自刎的惋惜,但主要的意思却是批评他不善于把握机遇,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不善于得人、用人。司马迁曾以史家眼光批评项羽“天亡我,非战之罪”的执迷不悟。杜牧则以兵家的眼光论成败由人之理。二人都注重人事,但司马迁是总结已然之教训,强调其必败之原因;杜牧则是假想未然之机会,强调兵家须有远见卓识和不屈不挠的意志。
议论不落传统窠臼,是杜牧咏史诗的特色。诸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题商山四皓庙》),都是反说其事,笔调都与这首类似。人们之所以喜欢这些诗,是因为他标新立异,也说明历史是复杂的,从多维的角度来看,有许多所谓定论是值得商榷的。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谓这首诗:“好异而畔于理。······项羽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从来,决矣。”其实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胡氏的指责不为无由。人们之所以喜欢这首诗,主要是这首诗借题发挥,宣扬百折不饶的精神,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