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载于《全唐诗》卷七百一十七。“己亥岁”这个醒目的诗题,就点明了诗中所写的是活生生的社会政治现实。
安史之乱后,战争先在河北,后来蔓延入中原。到唐末又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唐王朝进行穷凶极恶的镇压,大江以南也都成了战场。这就是所谓“泽国江山入战图”。诗句不直说战乱殃及江汉流域(泽国),而只说这一片河山都已绘入战图,表达委婉曲折,让读者通过一幅“战图”,想象到兵荒马乱、铁和血的现实,这是诗人运用形象思维的一个成功例子。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这两句首先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征伐不断,民不聊生的乱世图。首句中的“泽国”,即指江汉流域。这一句说汉江流域都被画入了作战图,言外之意就是说战火已经从大江以北蔓延到了大江以南。由此,一个到处打仗的乱世就被形象地描绘出来了,然而表达上却含蓄委婉。次句通过刻画乱世中百姓的普遍心理,反映他们流离失所,无以为生的情形。“樵”指打柴,“苏”则为割草。在和平的年代,这本是两种极为艰辛的生计,根本谈不上什么快乐。但是如今,它们却成为百姓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在眼下这样的乱世,能给以打柴,割草平安地活着就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然而即便是这一卑微、渺小的要求,对于百姓来说仍然是一种奢望,当真要让闻着落泪,见者伤心了。这一句只七个字,描述的事情也极为简单,但是语意却几度转折,不得不让人佩服诗人的写作功力。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这里“封侯”之事,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公元879年(乾符六年,即“己亥岁”)镇海节度使高骈就以在淮南镇压黄巢起义军的“功绩”,受到封赏,无非“功在杀人多”而已。令人闻之发指,言之齿冷。无怪诗人闭目摇手道“凭君莫话封侯事”了。一个“凭”字,意在“请”与“求”之间,语调比言“请”更软,意谓:行行好吧,可别提封侯的话啦。词苦声酸,全由此一字推敲得来。
“一将功成万骨枯”,更是一篇之警策。它词约而义丰。与“可怜白骨攒孤冢,尽为将军觅战功”(张蠙《吊万人冢》)之句相比,字数减半而意味倍添。它不仅同样含有“将军夸宝剑,功在杀人多”(刘商《行营即事》)的现实内容;还更多一层“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李白《战城南》)的意味,即言将军封侯是用士卒牺牲的高昂代价换取的。其次,一句之中运用了强烈对比手法:“一”与“万”、“荣”与“枯”的对照,令人触目惊心。“骨”字极形象骇目。这里的对比手法和“骨”字的运用,都很接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惊人之句。它们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封建社会历史的本质,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前三句只用意三分,词气委婉,而此句十分刻意,掷地有声,相形之下更觉字字千钧。
这组诗以干支为题,以示纪实,明确表明了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全诗概况地写出了战争对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和浩劫,以冷峻深邃的目光洞穿千百年来封建战争的实质,写得力透纸背,入木三分。
这组诗共七首:第一首凭吊轩辕古台,诗人感叹自己生不逢时,不见至道之治,于是产生了追寻古人、寻访神仙的出世之念;第二首凭吊碣石馆、黄金台,缅怀燕昭王,抒发自己不遇明主的感慨;第三首赞颂乐毅的功勋,同时叹惜其遭谗被疑、不能成就最后功业,寄托着诗人壮志难酬的愤慨;第四首追忆燕太子丹的往事,惋叹其事败而遭杀身之祸;第五首颂赞田光勇于为正义献身的气节,同时责备燕太子多疑;第六首赞颂邹衍的九州理论以及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探索精神;第七首抒写对郭隗的仰慕之情,叹惋古今仁人志士怀才不遇的普遍遭际。全组诗借古讽今,感情深沉,词句朴质,有较强的感人力量。其中第二首诗尤具有代表性。其开篇两句,首先点出凭吊的地点碣石山顶和凭吊的事物黄金台,由此引发出抒怀之情,集中表现出燕昭王求贤若渴的风度,也写出了诗人对明君的盼望,为后四句作铺垫。接下二句紧承诗意,以深沉的感情,凄凉的笔调,描绘了眼前乔木丛生,苍茫荒凉的景色,由景衬情,寓情于景,发出“昭王安在哉”的慨叹,表达对燕昭王仰慕怀念的深情。诗人借古以讽今,对古代圣王的怀念,正是反映对现实君王的抨击,是说现实社会缺少燕昭王这样求贤若渴的圣明君主。结尾二句以画龙点睛之笔,以婉转哀怨的情调,表面上是写昭王之不可见,霸图之不可求,国士的抱负之不得实现,只得挂冠归还,实际是诗人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感叹。
这是一组咏史怀古诗,当时作者身居边地,登临碣石山顶,极目远眺,触景生情,抚今追昔,吊古抒情,体现了诗人对盛世的向往、对古代贤人丰功伟绩的追慕,同时抒发了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壮志未酬的感慨,反映了作者积极向上的强烈的进取精神。其基本内容,与《登幽州台歌》一样,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进取精神,充满着对政治、道德、命运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观点与思考。因此,这组诗也是陈子昂实践其提倡的“兴寄”“风骨”理论的代表作品。
文章开头先交待了子产写这封信的背景。当时晋国为盟主,范宣子(士匄)为中军将,主持晋国政事。在范宣子执政时,加重征收诸侯对晋国贡献的财物。郑国也以此为患。公元前549年2月,郑简公到晋国朝会,郑大夫子西陪同前往,子产让子西捎带书信,以劝告范宣子。
信的开头故作危激之论:“您治理晋国,四邻的诸侯没有听说您有什么美德,只听到了您加重了各国缴纳的贡物,我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子产作为小国的大夫。写信给盟主国的执政竟然如此不客气,指出范宣子执政时“不闻令德”,“而闻重币”,这的确是振聋发聩之言。子产故作惊人之语,以期引起范宣子的重视。
子产在信中说:“我听说君子领导国家和家族的,不是担心没有财物,而是担心没有美好的声誉。如果把诸侯的财物都集中到晋国的王室,那么诸侯就会对晋国产生二心。假如您私自占有,晋国的人民就会离心。诸侯有了二心,晋国的盟主地位就会动摇;晋国人民不信任您,您也不能保家。不要再执迷不悟,要这些财物也没有什么用。”子产从“令德”推出“令名”,点出这篇文章的主旨:“君子长(掌)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称霸的大国压榨势力范围内的小国,是春秋时代的一种暴政,它必然引起国家间的冲突,子产警告范宣子,压榨过重,将使诸侯不满,人民离心,从而产生严重的后果:“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范宣子将处于既不能保国又不能卫家的境地。如果家破人亡,钱财这些身外之物就没有用了。既然贪敛财物危害甚大,就不要再一意孤行了。
子产继续写道:“好的声誉,是传播美德的车子;美德,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有了牢固的基础,国家才不会崩溃。还是努力追求美德吧!在位者有美德,人民就快乐,人民快乐,国家就能保持长久。《诗经》中说:‘君子乐和有德,就能奠定国家的基础。’这就是因为有美德啊!《诗经》中又说:‘上天看着你,你不要三心二意。’这就是有美名啊!用宽宥谅解的精神来发扬美德,那么好的名声就能像车载一样传播,因此远方的人来归附,近处的人安居。您是宁可让人家说‘您实在是养活了我,’还是说‘您榨取我的血汗来养活您自己’。大象因为有了象牙而毁了自己,这是因为象牙值钱的缘故。”
子产这一席话酣畅淋漓,进一步阐发了“令名”与“令德”的作用,从“令名”又推回“令德”,反复阐述,不惮其烦。他说,美名是装载美德的工具,美德则是国家的基础。国家依靠这个基础才不致崩溃。在位的执政者如发扬美德,就会声名远播,“远至迩安”。子产认为,具有美德的人绝不会贪重币帛,他尖锐的指出:“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究竟让诸侯国由于盟主采取宽厚政策而心怀感激,还是让诸侯国受尽压榨而心怀怨恨,从而动摇晋国的盟主地位。不言而喻,聪明的执政者一定会采取前一种政策。子产最后用大象因为自己的牙齿贵重而给自身招来祸患的比喻,警告范宣子:不要因为采取贪重币帛的短视政策而给晋国带来灾难。
子产的信收到了效果,范宣子看了信以后很高兴,于是就减轻了诸侯的贡品。
子产致范宣子的这封信立意高远,持论正大,信中虽有危激之语,但并非危言耸听。子产站在为晋国和范宣子个人谋划的立场上,指出国家和家族赖以存亡的道德基础,并为范宣子描绘了一幅道德基础崩溃后国亡家败的图景,不由范宣子不信服。“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文笔矫捷雄健,如江河奔流,势不可遏,具有震人心魄的力量。
子产的信中还巧妙设喻,以加强自己的论点。如“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将声誉比喻成装载美德的车子,将美德比喻成国家大厦的基石,既形象生动,又深化了文章的内涵。其“象有齿以焚其身”的比喻,更是紧紧扣住文章的主题,阐明了君子为政不能贪贿,贪贿只能招来祸患的深刻道理。子产信中还恰当地引用了《诗经》中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良好的艺术效果。
子产的这封信中,还采用了对比的写法,使文章更加生动有力。整篇文章都以对比的手法阐明“重币”与“轻币”的不同后果,说明“令名”与“令德”的关系,以印证“重币”之害。写“重币”处,作危激语;写“德名”处,作赞叹语,层次井然,褒贬分明。信中“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对比强烈,令人警醒。
子产这封书信,虽然持论堂堂正正,但由于注意引文长短交替,顿挫有致,并多方设喻对比,援引《诗经》,所以丝毫不使人感到枯燥和说教的气味。子产以其严密的推理和精警的语言使范宣子倾心受谏,减轻了各诸侯国的负担。《子产告范宣子轻币》堪称是先秦书信散文的代表作品。
这首《凤求凰》表达了司马相如对卓文君的无限倾慕和热烈追求。相如自喻为凤,比文君为皇(凰),在本诗的特定背景中具有特殊的含义。全诗言浅意深,音节流畅明亮,感情热烈奔放而又深挚缠绵,融合了楚辞骚体的旖旎绵邈和汉代民歌的清新明快于一炉,为后人所不能逾越。后来的人根据二人的爱情故事,谱成了经久不衰的琴谱“凤求凰”,千年以来吟唱不已。
第一首表达相如对文君的无限倾慕和热烈追求。相如自喻为凤,比文君为皇(凰),在本诗的特定背景中有多重含义。其一凤凰是传说中的神鸟,雄曰凤,雌曰凰。古人称麟、凤、龟、龙为天地间“四灵”,(《礼记·礼运》)凤凰则为鸟中西王。《大戴礼·易本名》云:“有羽西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西长。”长卿自幼慕蔺相如西为人才改名“相如”,又在当时文坛上已负盛名;文君亦才貌超绝非等闲女流。故此处比为凤凰,正有浩气凌云、自命非凡西意。
“遨游四海”更加强了一层寓意,既紧扣凤凰“出于东方君子西国,翱翔四海西外,过昆仑,饮砥柱,羽弱水,莫(暮)宿风穴”(郭璞注《尔雅》引天老云)的神话传说,又隐喻相如的宦游经历:此前他曾游京师,被景帝任为武骑常侍,因景帝不好辞赋,相如志不获展,因借病辞官客游天梁。梁孝王广纳文士,相如在其门下“与诸生游士居数岁”。后因梁王卒,这才反“归故乡”。足见其“良禽择木而栖。”
其二,古人常以“凤凰于飞”、“鸾凤和鸣”喻夫妻和谐美好。如《左传·庄公廿二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西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铿锵。”此处则以凤求凰喻相如向文君求爱,而“遨游四海”,则意味着佳偶西难得。
其三,凤凰又与音乐相关。如《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又《列仙传》载:秦穆公女弄玉与其夫萧史吹箫,凤凰皆来止其屋,穆公为作凤台,后弄玉夫妇皆乘凤而去。故李贺尝以“昆山玉碎凤凰叫”(《李凭箜篌引》)比音乐西美。文君雅好音乐,相如以琴声“求其凰”,正喻以琴心求知音西意,使人想起俞伯牙与钟子期“高山流水”的音乐交浪,从而发出芸芸人海,知音难觅西叹。
第二首写得更为大胆炽烈,暗约文君半夜幽会,并一起私奔。
“孳尾”,指鸟兽雌雄交媾。《尚书·尧典》:“厥民析,鸟兽孳尾。”《传》云:“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妃”,配偶。《说文》:“妃,匹也。”“交情通意”,交流沟通情意,即情投意合。“中夜”,即半夜。前两句呼唤文君前来幽媾结合,三四句暗示彼此情投意合连夜私奔,不会有人知道;五六句表明远走高飞,叮咛对方不要使我失望,徒然为你感念相思而悲伤。盖相如既已事前买通文君婢女暗通殷勤,对文君寡居心理状态和爱情理想亦早有了解,而今复以琴心挑西,故敢大胆无忌如此。
这两首琴歌西所以赢得后人津津乐道,首先在于“凤求凰”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思想。相如文君大胆冲破了封建礼教的罗网和封建家长制的樊篱,什么“不待父母西命,媒妁西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西。”(《孟子·滕文公下》)什么“妇人有三从西义,无专用西道。”(《仪礼·丧服》)什么“夫有再娶西义,妇无二适西文。”(班昭《女诫》)什么“男女……无币不相见,”(《礼记·坊记》)“门当户对”等等神圣礼法,统统被相如文君的大胆私奔行动崐踩在脚下,成为后代男女青年争取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一面旗帜。试看榜样的力量在后代文学中的影响吧:《西厢记》中张生亦隔墙弹唱《凤求凰》,说:“昔日司马相如得此曲成事,我虽不及相如,愿小姐有文君西意。”《墙头马上》中李千金,在公公面前更以文君私奔相如为自己私奔辩护;《玉簪记》中潘必正亦以琴心挑动陈妙常私下结合;《琴心记》更是直接把相如文君故事搬上舞台……足见《凤求凰》反封建西影响深远。
其次,在艺术上,这两首琴歌,以“凤求凰”为通体比兴,不仅包含了热烈的求偶,而且也象征着男女主人公理想的非凡,旨趣的高尚,知音的默契等丰富的意蕴。全诗言浅意深,音节流亮,感情热烈奔放而又深挚缠绵,融楚辞骚体的旖旎绵邈和汉代民歌的清新明快于一炉。即使是后人伪托西作,亦并不因此而减弱其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