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雅·鹿鸣》是《诗经》的“四始”诗之一,是古人在宴会上所唱的歌。据朱熹《诗集传》的说法,此诗原是君王宴请群臣时所唱,后来逐渐推广到民间,在乡人的宴会上也可唱。朱熹这一推测该是符合事实的,直到东汉末年曹操作《短歌行》,还引用了此诗首章前四句,表示了渴求贤才的愿望,说明千余年后此诗还有一定的影响。
此诗主题,历来有争论,大致有美诗和刺诗两种意见。全诗三章,每章八句,开头皆以鹿鸣起兴,自始至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体现了殿堂上嘉宾的琴瑟歌咏以及宾主之间的互敬互融之情状。
诗共三章,每章八句,开头皆以鹿鸣起兴。在空旷的原野上,一群糜鹿悠闲地吃着野草,不时发出呦呦的鸣声,此起彼应,十分和谐悦耳。诗以此起兴,便营造了一个热烈而又和谐的氛围,如果是君臣之间的宴会,那种本已存在的拘谨和紧张的关系,马上就会宽松下来。故《诗集传》云:“盖君臣之分,以严为主;朝廷之礼,以敬为主。然一于严敬,则情或不通,而无以尽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饮食聚会,而制为燕飨之礼,以通上下之情;而其乐歌,又以鹿鸣起兴。”也就是说君臣之间限于一定的礼数,等级森严,形成思想上的隔阂。通过宴会,可以沟通感情,使君王能够听到群臣的心里话。而以鹿鸣起兴,则一开始便奠定了和谐愉悦的基调,给与会嘉宾以强烈的感染。
此诗自始至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它把读者从“呦呦鹿鸣”的意境带进“鼓瑟吹笙”的音乐伴奏声中。《诗集传》云:“瑟笙,燕礼所用之乐也。”按照当时的礼仪,整个宴会上必须奏乐。《礼记·乡饮酒义》云:“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遂出。……知其能和乐而不流也。”据陈澔注,乐工升堂,“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每一篇而一终。三篇终,则主人酌以献工焉。”由此可知,整个宴会上是歌唱以上三首诗,而歌唱《鹿鸣》时又以笙乐相配,故诗云“鼓瑟吹笙”。乐谱虽早已失传,但从诗的语言看,此诗三章全是欢快的节奏,和悦的旋律,同曹操《短歌行》相比,曹诗开头有“人生苦短”之叹,后段有“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之悲,唯有中间所引“鹿鸣”四句显得欢乐舒畅,可见《诗经》的作者对人生的领悟还没有曹操那么深刻。也许因为这是一首宴飨之乐,不容许杂以一点哀音吧。
诗之首章写热烈欢快的音乐声中有人“承筐是将”,献上竹筐所盛的礼物。献礼的人,在乡间宴会上是主人自己,说见上文所引《礼记》;在朝廷宴会上则为宰夫,《礼记·燕义》云:“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献。”足可为证。酒宴上献礼馈赠的古风,即使到了今天,在大宾馆的宴会上仍可见到。然后主人又向嘉宾致辞:“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也就是“承蒙诸位光临,示我以大道”一类的客气话。主人若是君王的话,那这两句的意思则是表示愿意听取群臣的忠告。
诗之二章,则由主人(主要是君王)进一步表示祝辞,其大意则如《诗集传》所云:“言嘉宾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当则效。”祝酒之际要说出这样的话的原因,分明是君主要求臣下做一个清正廉明的好官,以矫正偷薄的民风。如此看来,这样的宴会不徒为乐而已,它也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三章大部与首章重复,唯最后几句将欢乐气氛推向高潮。末句“燕乐嘉宾之心”,则是卒章见志,将诗之主题深化。也就是说这次宴会,“非止养其体、娱其外而已”,它不是一般的吃吃喝喝,满足口腹的需要,而是为了“安乐其心”,使得参与宴会的群臣心悦诚服,自觉地为君王的统治服务。
这首诗是欧阳修七律中的佳作。诗中不仅描写了三峡苍暗、明月满川的景象,揭示出峡川月夜的苍茫、辽阔、凄清之美;而且借助景物描写,抒发了作者极为复杂的思想感受。这里,既有无辜被贬的深沉感慨,又有思乡怀归的惆怅之情。而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又自我解嘲,故作旷达。
“楚人自古登临恨,暂到愁肠已九回”写因贬谪之恨,而源溯到屈原,借以自喻而自慰,可终不能抑制这种生活的愁怨。“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写有如《秋色赋》,何其凄然。“殊乡况复惊残岁,慰客偏宜把酒杯”写客居异乡,苦恨经年,只有借酒消愁。最后两句在自叹自解中,也含有不可言状之凄苦。
这首诗突出的特点是,气象阔大,意绪苍凉。诗中无论写景,还是叙事,愁苦意绪笼罩全诗。其中“万树”一联,诗人从大处落墨,描绘出峡川从黄昏到静夜的景象。在这幅画面上,众多的景物如高山、丛林、溪水和明月,本已把画面装饰得既壮美又幽深,再加上“猿哀”一笔,显得更加凄怅苍凉。气象宏阔,以景逆情,进一步渲染作者谪居他乡的愁苦心情。
诗的前六句表现的是登山临水,感慨万千,各种情怀纠结于心,愁绪层层盘结,句句借景抒情,表达了内心被贬的良多沉痛:登山临水之怅恨,九回盘桓之愁肠。苍烟萦绕之万树,幽暗陡峭之峡谷,满川挥洒之明月,凄苦哀婉之猿啼。由于满怀的愁情,山水明月、烟草树木都为之黯然失色。各种愁怨喷薄而出,又何况临近年关,而自己在他乡羁旅,只能强颜作欢,借酒浇愁,以为暂时的宽慰。在悲极之中,诗人笔锋一转,不再作那儿女情长的伤心之语,而是将悲情化为临风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似乎为今日能饱览楚地奇异谲诡的风光而自豪。情绪顿然一转,于解嘲中放达,字里行间透出一股旷达豪迈之气。后来,苏轼受欧阳修的影响,也结合自己的多舛经历,在诗歌中将这张苦极自嘲、愈见旷达的宋调发展到了极致。
这是一首游子怀乡的诗。怀乡而欲归不得,阻山隔水,于是感极下涕。
诗中有一个矛盾,就是将“巫山”和“淮水”同地并称。闻一多《乐府诗笺》说:“《南部新书》庚:‘濠州西有高唐(原误塘,从《封氏闻见记》、《诗话总龟》改)馆,附近淮水。’案此与夔蜀之高唐馆同名,以地名迁徙之例推之,疑濠西淮水附近之高唐馆,其所在之山亦名巫山。此诗巫山淮水并称,即濠西之巫山也。”也可以不必拘泥字面,泛指山高水长。
诗的前四句写山高水深。山是巫山,水是淮水,写水深山高的同时,交待了诗人所在的地域,与下文“欲东归”相照应。山不独高,而且广大,着力写道路险阻。写水,强调其深,因为深,难以渡过。“山高”与“水深”相对应,山高是虚写,用作水深的陪衬,对水深有加重和渲染的作用,呈现出难以逾越的意念。这四句为全篇作铺垫,或者叫“造势”。
“我欲东归”到“泣下沾衣”六句开始集中写水。从“我欲东归”一句,可知诗人的家乡在淮水下游,他要归家,必须走水路。在他产生“欲东归”的想法的同时,残酷的现实便像特写镜头一般推到他眼前,他不禁惊叫:“害梁不为?”原来这淮水没有桥梁。他被当头浇下一盆冷水。然而,诗人心中尚存一丝希望,就又想:我何不乘船归去?可是,船呢?“我集无高曳,水何汤汤回回”二句含着悲和怨。上一句是悲伤的自语;下一句则衔怨于淮水:你为什么老是那样“汤汤回回”地奔流不息,莫不是有意跟我作对!这是一种绝望的心情。过河没有桥,渡水没有船,满心希望全化作泡影。无奈之时,诗人只有“临水远望”:水天的尽头,有他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此时可望而不可即。他内心激动极了,像涨起很高的潮水,无法平静下去;终于两行热泪涌出眼眶,潮水冲出了闸门。
最后两句:“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扣住怀乡思归的主题。但其作用不仅止于此。上面六句都是具体写思归,这两句则在于提高感情的强度,犹如一支乐曲用高八度的复唱作煞尾;正因为如此,“谓之何”三字是那样铿锵有力。
这是一篇杂言诗,其中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各类句式。开头四个三字句,两两对仗,一气连作,表现山高水深,气势逼人。再用两个四字句将节奏放缓,跟着一个五字句,一个六字句,这同诗的感情变化起伏相一致。下面又是两个四字句,语势再度趋于平缓。接下一个七字句,陡起波澜,紧逼出一个顿挫有力的三字句,全诗嘎然而止。感情的抒发如直接从诗人胸中流出,略无掩饰,显得朴实深厚。字句上绝无半点斧凿痕迹;不见用力,却字字有斤两。所有这些,形成这首诗古朴真挚的风格。
在汉乐府中,游子怀乡、欲归无因已成为一类歌辞的母题。如《悲歌》中有四句作:“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又有一篇《古歌》说:“离家日以远,衣带日以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些诗句,与此篇似乎有某种联系。
这首诗作于公元751年(唐玄宗天宝十载)旧历六月。当时,高仙芝正在安西率师西征,李副使(名不详)因公从姑臧(今甘肃武威)出发赶赴碛西(即安西都护府)军中,岑参作此诗送别。
这首送别诗,既不写饯行的歌舞盛宴,也不写分手时的难舍离情。作者只是以知己的身份说话行事,祝酒劝饮,然而字里行间却使人感到一股激情在荡漾。
李副使将离武威,远赴碛西,因而诗的开头两句即点明时令,以李副使出塞途中必经的火山、赤亭这段最艰苦的旅程开篇。“火山五月人行少”,诗人早有吟咏,况六月酷暑。作者不从饯行话别落笔,而以火山、赤亭起句,造成一个特殊的背景,烘托出李副使不畏艰苦、毅然应命前行的豪迈气概,而一路珍重的送别之意也暗含其中了。三、四两句在写法上作一转折,明写李氏不平凡的经历,激励其一往无前:“知道您经常出入边地,岂能见到轮台的月亮而惹起乡愁呢?”这里“岂能”故作反问,暗示出李副使长期驰骋沙场,早已把乡愁置于脑后了。“岂能愁见轮台月”,是盛唐时代人们积极进取精神的反映,是盛唐之音中一个昂扬的音节。诗的五、六两句是招呼、劝说的口气,挽留李副使脱鞍稍驻,暂入酒家,饮酒话别。作者越过一般送别诗多诉依依不舍之情的藩篱,直接提出此次西行“击胡”的使命,化惆怅为豪放,在送别的诗题下开拓了新的意境。诗末两句直抒胸襟,更是气贯长虹:“功名请向戎马沙场上求取,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丈夫。”“祗向”,语气恭敬而坚决。这既可看作岑参勉励李氏立功扬名,创造英雄业绩,又是自己的理想和壮志。这两句将诗情推向高潮,英雄豪气使后世多少读者为之激动振奋。
这首诗熔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并且突破了一般送别诗的窠臼。其口语化的诗歌语言,让人感到亲切洒脱。悠扬流美的声调给人以奔放明快的诗意感受。自由活泼的韵律,跌宕有致的节奏,显示出一种豪迈的气势,传达出火一般的激情,将给远行者以极大的鼓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