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诗中的“伊人”认定为情人、恋人,那么,这首诗就是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爱情的执著追求和追求不得的惆怅心情。精神是可贵的,感情是真挚的,但结果是渺茫的,处境是可悲的。
然而这首诗最有价值意义、最令人共鸣的东西,不是抒情主人公的追求和失落,而是他所创造的“在水一方”可望难即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意境。好诗都能创造意境。意境是一种格局、一种结构,它具有含容一切具备相似格局、类同结构的异质事物的性能。“在水一方”的结构是:追寻者——河水——伊人。由于诗中的“伊人”没有具体所指,而河水的意义又在于阻隔,所以凡世间一切因受阻而难以达到的种种追求,都可以在这里发生同构共振和同情共鸣。
由此看来,不妨把《蒹葭》的诗意理解为一种象征,把“在水一方”看作是表达社会人生中一切可望难即情境的一个艺术范型。这里的“伊人”,可以是贤才、友人、情人,可以是功业、理想、前途,甚至可以是福地、圣境、仙界;这里的“河水”,可以是高山、深堑,可以是宗法、礼教,也可以是现实人生中可能遇到的其他任何障碍。只要有追求、有阻隔、有失落,就都是它的再现和表现天地。如此说来,古人把蒹葭解为劝人遵循周礼、招贤、怀人,今人把它视作爱情诗,乃至有人把它看作是上古之人的水神祭祖仪式,恐怕都有一定道理,似不宜固执其一而否决其他,因为它们都包蕴在“在水一方”的象征意义之中。
自然,当我们处在与“在水一方”类似的境遇时,应当欣赏的是它的锐意追求,而不是它的悲观失望。这首诗以水、芦苇、霜、露等意象营造了一种朦胧、清新又神秘的意境。早晨的薄雾笼罩着一切,晶莹的露珠已凝成冰霜。一位羞涩的少女缓缓而行。诗中水的意象正代表了女性,体现出女性的美,而薄薄的雾就像是少女蒙上的纱。她一会出现在水边,一会又出现在水之洲。寻找不到,急切而又无奈的心情正如蚂蚁爬一般痒,又如刀绞一般痛。就像我们常说的“距离产生美感”,这种美感因距离变得朦胧,模糊,不清晰。主人公和伊人的身份、面目、空间位置都是模糊的,给人以雾里看花、若隐若现、朦胧缥缈之感。蒹葭、白露、伊人、秋水,越发显得难以捉摸,构成了一幅朦胧淡雅的水彩画。诗的每章开头都采用了赋中见兴的笔法。通过对眼前真景的描写与赞叹,绘画出一个空灵缥缈的意境,笼罩全篇。诗人抓住秋色独有的特征,不惜用浓墨重彩反复进行描绘、渲染深秋空寂悲凉的氛围,以抒写诗人怅然若失而又热烈企慕的心境。诗每章的头两句都是以秋景起兴,引出正文。它既点明了季节与时间,又渲染了蒹苍露白的凄清气氛,烘托了人物怅惘的心情,达到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艺术境地。“蒹葭”、“水”和“伊人”的形象交相辉映,浑然一体,用作起兴的事物与所要描绘的对象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开头写秋天水边芦苇丛生的景象,这正是“托象以明义”,具有“起情”的作用。因为芦苇丛生,又在天光水色的映照之下,必然会呈现出一种迷茫的境界,这就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诗的主人公心中的那个“朦胧的爱”的境界。王夫之《姜斋诗话》说:“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蒹葭》这首诗就是把暮秋特有景色与人物委婉惆怅的相思感情浇铸在一起,从而渲染了全诗的气氛,创造了一个扑朔迷离、情景交融的意境,正是“一切景语皆情语”的体现。总之,《蒹葭》诗的丰富美感,不论是从欣赏的角度,还是从创作的角度,颇值得我们重视和予以认真探讨。
雀诗在《乐府诗集》中被收入《相和歌·平调曲》。这是曹植自制的新题乐府,篇名取自篇首二字。《乐府解题》说:“曹植拟《长歌行》为《鰕䱇》。”古诗又云:“长歌正激烈。”可见《长歌行》是慷慨激烈的调子。这使得雀篇形式非常切合内容。
全诗可分两层。前十句是对追名逐利的世俗小人的轻蔑讥斥;后六句是对胸怀大志的壮士的崇高赞美,同时抒发他们不被人知的痛苦。雀诗多用典故和比兴手法,产生了既蕴藉深沉、又生动形象的艺术效果,诗中历史的积淀和现实的感奋交相融合,创造出一种千古同慨的悲壮之境。
开头四句,以“鰕䱇”“燕雀”比世间热衷于谋私营利之徒。以“江海”“鸿鹄”喻胸怀“皇家”“九州”的壮士。鰕䱇只会在浑浊的小水坑里游动,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深广的大江湖海。雀句语出宋玉《对楚王问》:“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燕雀只能在柴荆编成的篱笆间嬉戏,不懂得鸿鹄遨游长空的壮举。雀句源于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陈涉太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诗人通过“潢潦”与“江海”、“藩柴”与苍穹、“鰕䱇”“燕雀”与“鸿鹄”的对比,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是非观念和爱憎感情。句子的寓意显而易见:唯利是图、唯权是夺的浅薄小人,不可能知道那志士的宽阔胸怀和豪壮举动。对志士与小人的褒贬,从诗人《赠丁翼》诗中也可找到印证。诗人这这里抒发了遨游天地的壮志。
接着六句进一步说明:世上之有识之士,正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效鸿鹄之志,以成就无与匹比的大德大业。正如驾车升登于五岳之巅,再俯看天下之山,简直就如小丘小陵一样。然而世人大多图谋于势位利禄,奔波于仕宦之途。
第一层多用典故和比兴,表现诗人与势利之辈眼界、胸怀之不同。而第二层即后六句,转入对诗人志向内涵的直接披露。最后发出慨然长啸。这里的“壮士”实际是诗人的自期自许。结尾在慷慨悲歌中突发变徵之音,与开篇的勃郁之气遥相呼应,表达了诗人不遇知音、壮志难酬的愤懑和悲怆。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
与《颂》诗中的大多数篇章不同,《那》主要表现的是祭祀祖先时的音乐舞蹈活动,以乐舞的盛大来表示对先祖的尊崇,以此求取祖先之神的庇护佑助。郑觐文《中国音乐史》云:“《那》祀成汤,按此为祭祀用乐之始。”先秦诗史,基本上是音乐文学史,而今天从音乐文学史的研究角度看,可以说《那》具有比其他《诗经》作品更重要的意义,因为此诗不但本身就是配合乐舞的歌辞,而且其文字内容恰恰又是描写这些乐舞情景的。诗中所叙述的作为祭祀仪式的乐舞,按照先奏鼓乐,再奏管乐,再击磬节乐,再钟鼓齐鸣,高唱颂歌跳起万舞这样的顺序进行;最后,主祭者献祭而礼成。按《礼记·郊特牲》云:“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诰告于天地之间也。”此诗的描写,与《礼记》的记载是相吻合的。
诗首句便用两嗟叹之词,下文又有相当多的描绘乐声的叠字词“简简”、“渊渊”、“嘒嘒”、“穆穆”,加上作用类似叠字词的其他几个形容词“有斁”、“有奕”、“有恪”,使其在语言音节上也很有乐感,这当是此篇成功的关键。虽然它不像后世的诗歌在起承转合的内部结构上那么讲究安排照应,但是其一气浑成的体势,仍使它具有相当的审美价值。孙鑛说:“商尚质,然构文却工甚,如此篇何等工妙!其工处正如大辂。”(陈子展《诗经直解》引)他所谓的“工妙”,读者应当从诗的整体上去理解,这样才能正确把握其艺术性;所谓“大辂”,应是一辆完整的车子,而不是零碎的一辕一轴。
六经皆史,从以诗证史的视角说,此诗是研究音乐舞蹈史的好资料。诗中出现的乐器有四种:衎鼓、管、磬、镛,分属中国古代乐器八音分类法的革、竹、石、金四大类,出现的舞蹈有一种:万舞。《诗经》各篇对鼓声的摹仿是极其生动的,可以使读者从中初步领略原始音乐的力度、节奏和音色。如《小雅·伐木》的“坎坎鼓我”,《小雅·鼓钟》的“鼓钟将将”、“鼓钟喈喈”,《大雅·灵台》的“鼍鼓逢逢”,《周颂·执竞》的“钟鼓喤喤”,《周颂·有駜》的“鼓咽咽”,此篇的“奏鼓简简”、“衎鼓渊渊”,这些摹声的双音叠字词,前一字发重音,后一字读轻声,通过强——弱次序体现了鼓声的力度,又通过乐音时值的组织体现了长短的节奏。从传世实物和考古发掘看,鼓有铜面和兽皮面两大种类,“逢逢”、“简简”、“渊渊”应是对兽皮鼓声的摹仿,“将将”、“喈喈”、“喤喤”则应是对金属鼓声或钟鼓合声的摹仿,它们形象地再现了或深沉或明亮的不同音色。从这一点上说,《诗经》中描绘乐声的叠字词是唐代白居易《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类描写的滥觞。《那》一诗中所用之鼓为衎鼓,据文献记载,衎鼓有两种类型,一种大型的竖立设置,名为楹或立鼓;一种小型的类似今日之拨浪鼓,较晚起。《那》中之衎鼓当为立鼓,按《释名·释乐器》云:“衎,导也,所以导乐作也。”可知其作用是在祭祀歌舞开始时兴乐起舞。而祭祀时跳的万舞,又见于《邶风·简兮》、《鲁颂·閟宫》。从《简兮)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万舞包括武舞(男舞)和文舞(女舞)两部分,男舞者孔武有力,手执驭马的绳索,女舞者容光焕发,手执排箫和雉鸟羽翎。笔者以为万舞是一种具有生殖崇拜内涵的舞蹈。按“万(万)”与“虿”字相通,《说文解字》释“虿”为毒虫,又称“蚳”,是一种有毒的蛙,则“万舞”一名当关联于蛙的崇拜。而据现代学者研究,蛙在上古信仰中是孕育和繁殖力的象征。此诗所描写的万舞是在鼓声中进行的,中国西南地区出土的古代铜鼓上铸的正是青蛙的形象,这些塑像常呈雌雄交媾状或母蛙负子状以表现生殖崇拜内涵,并且《简兮》所描述的“左手执籥,右手秉翟”的万舞形象也常见于铜鼓腰部的界格上,这些都是万舞的原始信仰意义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