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惠的《进太宗》又名曰《妆殿答太宗》,是在皇帝屡召不赴情况下写就的一首难得表现作者“女儿性”的作品。
“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前两句虽然不着一墨写作者如何梳妆,却让佳人对镜的优雅美态如在眼前,颇见功力。在数以千百计的后宫妃嫔中,得到君王的宣诏,本应喜悦之极应命而至。就封建文化要求女子“柔顺”、不得违抗君命的“角色规范”而言,更应该立即应诏。可徐惠却偏要君王等一等,“妆罢”后久久不去应诏,反而要在镜台前徘徊不前,故意要引逗得君王着急。等到君王真的因急生怒,她似乎又早料到了,慌不忙的借“千金一笑”的典故,戏谑地反问太宗:“古人千金买美人一笑,陛下传召我一次,我能来吗?”
徐惠的问句,不但平息了君王的火气,也向读者呈现了一位体态婀娜、不胜罗绮的艳丽宫妃,在君王面前不屈己、不媚人的独立形象。“后妃宫女拂逆君主的行为,并非完全出于手段,出于自觉意识,多数因性气所致。”由此可见徐惠的机智活泼的女儿性情,以及太宗与她之间亲昵深厚的情思。
徐惠以轻松的笔调写下了她和太宗之间这段富于情趣的小插曲,在强调庄严又玄妙的“后妃之德”的后《诗经》时代,突然冒出“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这样充满灵性的诗句,是徐惠的天性和才华使然。后人曾作诗赞这首《进太宗》:“拟就离骚早负才,妆成把镜且徘徊。美人一笑千金重,莫怪君王召不来。”
与柳宗元相比,刘禹锡就荣幸得多。他二人虽同时遭贬,但柳宗元生性沉郁,而刘禹锡则生性达观。柳宗元多病,刘禹锡康健。苏东坡评柳宗元“发纤浓于古简,寄至味于淡泊。”而刘禹锡在此,则还多了一团生机和气。所以柳宗元年仅四十七而逝,刘禹锡则寿高七十余,比白居易略差一点。柳宗元也没有如刘、白二人,得以交圭峰宗密大师这样佛教中的泰山北斗,也不如李翱那样得以结交药山唯俨这样的禅林宗匠。这是刘禹锡在安徽和州当太守时送别圭峰大师时所作的诗,并以此诗作为“介绍信”,介绍给白居易。圭峰大师与刘禹锡、白居易还有一段交往,的确是鲜为人知。
“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忘却言。”这里,刘禹锡盛赞圭峰大师累世修行,得到了极高的智慧。在释迦牟尼佛的众多弟子中,阿难尊者号称“多闻”第一,所有的佛经,都是经他背诵出来的。圭峰大师是华严宗的五祖,对佛教理论在当时是天下独步。同时圭峰大师还是禅宗荷泽宗的第五代祖师。这两重崇高的地位和卓绝的修行,当然堪称“多闻第一”又“忘却言”了。
“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门。”这里“七祖”指六祖大师的弟子荷泽神会禅师。因神会禅师的努力,南禅击败了北禅,确立了六祖的地位,而他也在后来被唐德宗“钦封”为“七祖”。“便门”是方便法门的简称。禅宗讲“教外别传”,对“三乘”教法不那么看重,而注重“直指人心”的方便法门。
“东泛沧江寻古迹,西归紫阁出尘喧。”圭峰大师曾一度离开陕西卢县草堂寺到江南游历。自从隋炀帝开大运河以来,经洛阳汴河,在泗州入淮河,又经淮安、扬州入长江。故舟行极为方便。圭峰大师此行当在刘禹锡任和州刺史的太和(唐文宗年号,827—836)年间。长安到江南称“东泛”,再回长安自然为“西归”了。草堂寺为姚秦时鸠摩罗什大师译经故地,现今仍为中国佛教祖庭之一,地处终南山北麓。
“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经相对翻。”白居易以侍郎身分,居河南府尹,地位极高,信佛之诚,又超过刘禹锡和柳宗元。白居易还与圭峰师叔洛阳神照禅师熟识,圭峰大师在洛阳与白居易相会,想必就更加热闹了。一起谈佛论禅,必然相契。
这首诗是一首思乡诗。
“江水三千里”,写去家之远;“家书十五行”,写家书之短。古代的信笺一般每页八行,这封家书只写了两页不到。惟其去家有三千里之遥,而家书又仅有十五行之短,故这封家书的分量更显得非同凡响,诗人接信后也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两句全用实字,对仗工整,对照强烈,简括凝练。 在远离亲人的京师得到盼望已久的家书,诗人的欣慰、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因此诗的后两句完全可以抒写诗人捧读家书时的激动心情,或写对故乡亲人的深切怀念。但诗人却匠心独具,将自己的感情意绪完全抛开不写,只从家书的内容落笔,写在这封仅有十五行的家书中,亲人没有别的话语,只叮嘱自己尽早还乡。
“行行”、“只道”突出了“早还乡”是家书中惟一的书写内容,因其“行行无别语”,更写出这是一种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反复诉说的话语,两句诗写出了亲人对自己思念及盼望的殷切和深沉,作为诗人感情的折光,诗人强烈的乡思和迫不及待的归情也就尽在不言中了。据《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传》记载,袁凯元末曾为府吏,博学有才辩,议论飙发,往往屈座人。在文网森严的明初,士大夫人人自危,袁凯历仕二朝,忧谗畏讥,进退维谷,他的处境必然是十分险恶的。家书中亲人切切的叮嘱,固然有对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也包含着对身羁官场的诗人安危的担忧,而袁凯的乡情中包含对惶惶不可终日的仕宦生活的厌弃及对闲适的家居生活的向往。后来,袁凯就因触怒明太祖朱元璋,惊惧不已,徉狂免归。因此,这里的“早还乡”,是有更深层次的感情内容的。 这首诗紧扣家书展开叙述,信中只劝早早还乡,与诗人以病免归的情事完全吻合。唐人五绝往往自然真切,不假雕饰。这首诗围绕家书一事,纯用白描,情真意切,恰到好处,颇有唐人之风,在明代怀乡诗中实属难得。
这是一首闺怨词,主人公是一位对情人爱极又恨极的歌妓。词一开篇,“坠髻慵梳,愁蛾懒画”一组四字对偶句,直接表现这位妇女的精神状态,发髻已松散了,而她却“慵梳”;娥眉已经含愁不展了,而又“懒画”。司马迁在《 报任安书 》中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女主人公没有心情梳妆打扮,似乎是与“悦己者”有关。“心绪是事阑珊”是对前面的一个总结,描述她心绪不佳,消沉倦怠,任何事情都无心去做了。这三句由外到内,女主人公的行为源于心绪不佳,从而揭示了女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凡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做,不只梳妆打扮是如此。内里意兴阑珊,外则面容憔悴了,身体消瘦了。“金缕衣宽”,衣裳变得宽大了,便是身体瘦下去了的证据。古人每以衣带宽松表示身体消瘦,柳永《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词也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之句。
以上几句塑造了一个神情憔悴、心绪烦乱的女性形象,在写法上沿袭了唐五代以来对懒美人的类型化描写,与温庭筠笔下的“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很相似。但接下来的两句,就冲出了类型化的窠臼,成为“这一个”女子所独有的自白。“认得这疏狂意下,向人诮譬如闲。”想来那轻狂的浪子一定又在外面若无其事地同别人调笑取乐,早把我丢在脑后了。女主人公之所以无心梳妆,消瘦憔悴,都是因为“疏狂”的他。“认得”表明她非常了解这个负心人风流轻狂的性情,也暗示了他如此这般也不是第一次了。用“这”字领出,有表意的功能,甚至起着强化的作用。这个“人”字是女子自呼口吻,用来表达女子怨恨的心情。至此,作者将抒情主人公思念怨恨的对象点明了,对方对自己的态度也已明了。
市民妇女比较注重现实的个人利益,不愿听人摆布自己的命运。所以,词中的女子并不因这个“疏狂”的年青人,而长久地沉溺忧伤之中。她要进行抗争,甚至可以采取各种报复行动。“把芳容整顿”,这是她不甘向命运屈服的第一步。这句与开篇二句照应。由“芳容”一词可知,女主人公对自己的容貌还是很有自信的。“恁地轻孤,争忍心安”,这是上片词意的小结,预示着她将要发泄一腔不平的怨恨。至此,上片在女主人公决心振作起来的时候结束了,这也暗示了下片词意发展的线索。
过片补叙浪子违约不归,骗取了她的忠贞,把怨愤之情推向了顶点。“依前过了旧约”,他又像从前一样背盟失约,逾期不归。“依前”说明他已不是第一次不信守诺言了。“甚当初赚我,偷剪云鬟”,古代男女相别之时,有订立盟约,女子剪发以赠的习俗。赠发的意义是为了让男子见发如见人,另外还有以发缠住男子之心的神秘寓意。恼恨之下,她盘算着他有一天归来,要设法收拾教训他。
她的惩罚办法有三个步骤:第一步:“几时得归来,香阁深关”,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将闺房的门紧紧关住,不让他进来。第二步:“待伊要、尤云殢雨,缠绣衾、不与同欢”,不让他进被窝,对他的要求不理不睬,以此逼使和要挟对方反省和屈服。第三步:“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敢更无端。”她听任时间僵持中过去,等待到更鼓已深,也就是半夜的时候,才严肃地从头到尾、有条有理慢慢数落他的疏狂,要他悔过认错,还要保证此后不能再无赖爽约。这些都是女主人公爱恨交错、充满希望和快乐的想象,贴切人物心理性格,其描写的情景如同上演了一出夫妻之间斗气的轻喜剧。至此,全词嘎然而止,至于这女子是否会或怎么样实施她心中计划,词中不再多言。
这首词用代言体,摹写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细节刻画一气呵成,将她因爱深而恨极的情状写得淋漓尽致,声口毕肖。在这首词中,柳永塑造了一位与传统文人诗词中的女性迥异其趣的市井女子形象,她泼辣、自强、有手段、敢抗争。词的格调虽说不上有多高,但情真味浓,丝毫不涉俗套。由此词亦可看出柳永对风尘女子的了解和赏爱。柳永在这里刻意用俗语写俗事,目的就是为了给“俗人”看。语言上,他主要用浅近的白话,甚至市井俗语,如“是事”,“认得”、“诮”、“恁地”、“争”、“赚”、“无端”等表现力很强的通俗文学语言。结构上,他主要采用市民所喜闻乐见的浅型结构方式,有细节、有情节,能够紧紧抓住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