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诗人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等于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说的正是杜甫。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的主语是寡妇。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吴郎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吴郎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却不该还要插上篱笆。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像扯得太远，好像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读者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尤其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首先是现身说法，用诗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来点醒对方，最后还用诗人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措词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像“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
清人卢德水说：“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导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音蔼如也”（《读杜私言》）。全诗正是在这种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诗作表达了杜甫对穷困人民的深切同情。
这首诗通过对南宋军队现状的逼真刻画，无情地嘲讽了南宋将军玩忽职守、纵情享乐的丑恶嘴脸，对广大士兵的悲惨遭遇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揭示出南宋军队屡战屡败的深层社会原因。
此诗选用典型的细节描写和对比手法，形象地表现出官兵之间尖锐的矛盾和诗人的主观倾向性。同时诗人情感爱憎分明，语言辛辣尖锐，批判锋芒毕露。
诗的前八句紧紧扣住诗题中的“乐”字，写将军之“乐”。首四句写将军懦弱怕死。“行营面面设刁斗，帐门深深万人守。”入夜，军营周围布置了手持刁斗打更巡逻的士卒，将军住的中军大帐有万人守卫，这二句明写营中戒备森严，将军警惕性很高，暗刺将军的懦弱无能。“面面”与“深深”四字见出将军防范措施无懈可击，为保全自己可谓费尽心机。“将军贵重不据鞍，夜夜发兵防隘口。”这二句承一、二句，把居于“深深”“帐门”之内的“将军”推出，进一步写他的懦弱怕死。“贵重”一词，语带讥讽。接着，便用“自言虏畏不敢犯”表现将军狡诈虚伪，自欺欺人。他把自己置于严密保护之下，反倒夸口说敌人怕他，不敢来侵犯。其实这不过是为自己的荒淫享乐找一个借口。“射糜捕鹿来行酒。更阑酒醒山月落，彩缣百段支女乐”三句便露出其耽于享乐的真相。古人认为畋猎可以申文武之教，而这位将军“射麋捕鹿”只是为了“行酒”。古人认为女乐随军会影响士气，而这位将军却整夜沉醉于酒色之中。饮酒听歌要到夜静更深，为了寻欢作乐赏赐歌儿舞女，不惜挥霍“彩缣百段”。
前八句写将军的日常生活，不着一字评论，而其灯红酒绿、醉生梦死、豪奢无度的情景表露无遗。这位守边将军的军旅生活可谓其乐陶陶，然而战斗在前沿的士兵又是如何。“谁知营中血战人，无钱得合金疮药！”他们浴血奋战，身负重伤，可是连救急救危的医药费也无钱支付。“谁知”二句感情强烈，是对不顾士兵死活的宋军高级将领的控诉，是对南宋苟安享乐的统治集团的愤怒谴责。这里，一面是将军的惧敌畏死，一面是士卒的防边血战；将军在军帐内行酒作乐，士卒在阵地前冲锋流血；一边是挥霍无度地买酒征歌，一边是身负重伤后无钱合药。这种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里官兵之间的矛盾，使全诗的感情基调显得十分沉郁。
全诗运用强烈的对比手法，把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场景并列在一起，作客观的不加任何评论的描绘，而这种对比本身就包含着作者强烈的爱憎之情，显示着二者间的内在联系。在具体描写中，又注意了多方照应，使全诗浑然一体。诗人把强烈的感情寓于形象的描写中，显豁中见蕴藉。语言近似口语，精警凝练而又平易自然，诗风近似唐代张王乐府。
《竹枝词》是古代四川东部的一种民歌，人民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赛歌时，谁唱得最多，谁就是优胜者。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非常喜爱这种民歌，他学习屈原作《九歌》的精神，采用了当地民歌的曲谱，制成新的《竹枝词》，描写当地山水风俗和男女爱情，富于生活气息。体裁和七言绝句一样。但在写作上，多用白描手法，少用典故，语言清新活泼，生动流畅，民歌气息浓厚。刘禹锡创作多首《竹枝词》，分两组，这是其中一组的第二首。
第二首不像第一首那样以谐音写含蓄情事，而是从身居蜀地耳闻巴人歌唱自然引发怀乡幽思。
首句“楚水巴山江雨多”看似平易概括的摹写却流露出诗人因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案多年贬谪远任的愁苦。楚地巴山远离长安，虽然暂时避开政治漩涡，但对于心怀远大抱负的诗人来说却是心仍有不甘的。“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这也许正是诗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这不能不使人愁苦，伤心失意下也属正常。压在心头的大石无法移开，难以消除的寂寞和烦闷更无法排遣。江雨又来，淅沥不歇，更添伤情。
“巴人能唱本乡歌。”于此伤情怀思之下巴人乡歌又传入耳。“歌者那知听者愁，一声一叹总牵情。”巴人歌唱本属常有之事，诗人却将其平常事入诗中，可见诗人自己心绪却是常常不平静的。自然不是只因耳听巴人歌声才起的不平静，人总是会因某事而及他情。这是再自然正常不过的了。本来由江雨多引起的伤情再又由巴人的歌唱更是雪上加霜了。
闻歌思归，自然引出下两句：“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长安，不算是自己的归处，多次的贬谪打击，他怕是早已对政治不怀希望了，长安那里只是自己的伤心地而已。至于诗人想归何处，可以从诗句中推测。《纥那》当是诗人家乡的乡歌。身披绿色绮罗踏着《纥那》曲的和声边舞边歌的乡人想必是欢迎自己归来的一朝离乡，飘零天涯。也只有那里才不排拒自己。因有这样的想法，窗外的绿水微波渐渐幻成故乡人身上迎风而舞迎己归来的绿色绮罗，耳边听闻的《纥那》节拍又显得那样的清晰明了。
组诗歌词的风格明快活泼，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俗特色。如同屈原作《九歌》一样，刘禹锡从当地民歌中汲取素材，变民俗风情为文人风雅，创作出有别于文人文学的民歌体诗歌，显示了文学创作中雅俗互补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