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喜雨的，在文学史上却并不多见。因此，苏轼的这篇散文《喜雨亭记》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当然，如果仅仅是因为前人未写而自己写了这一题材，对文学史有所贡献尚不足为奇。一旦后人接手写作，超越了前人的作品，那么前者就只能有一点文学史的价值而谈不到什么艺术的永恒价值了。苏轼的《喜雨亭记》却不是这样，因为它自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许多令人品味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作家裹足不前，心甘情愿地让苏轼一枝独秀了吧。

　　文章开始即点明了用“雨”命名的缘由，与“喜”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共援引了历史上的三件事作铺垫，说明古人有了喜事，常常受用这件喜事来命名，以纪念喜事，或者也有预示将来喜事连连的意思。这三件事都很有趣。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政治都有关系，其中并多少含有天人的关系。第一件事，相传周成王的同母弟堂叔得一异禾，献给了成王。成王将禾转送了周公。周公于是作了《嘉禾》一篇。第二件事，汉武帝于公元前116年5月，在汾水上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第三件事，鲁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瞒国伐鲁，鲁文公派叔孙得臣抗敌，获胜，并俘获了国君侨如，于是特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最后这件事，对今人来说，几乎困惑不解了。为什么将敌人的名称用作自己儿子的名字?这是颇为值得研究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是作者为要以雨志亭所作的铺垫，有了这一铺垫，再说事和雨就有记述的道理了。这就像逻辑学中大前提、小前提的三段论一样，有了大前提，后面的话即好说许多，也容易让人接受。

　　苏轼到风翔府任职的第二年，建官舍，行政事，凿池引流，美化环境，但不巧的是当地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旱情显现，灾情就会是必然的结果了。大旱望云霓，百姓的忧愁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恰好显示了苏轼笔墨的巧妙。我们知道，苏轼在写《后赤壁赋》的时候，曾经说到自己孤独闲寂，正好有两个朋友来了；霜露既降、明月诱人，想酒而樽空，贤妻正好献上了珍藏多时的美酒；没有下酒之物，正好客人笑哈哈地拿出了出水时鲜。一切就是那么巧，又那么惬人心意。这里也同样如此。百姓们盼望下雨，望眼欲穿，结果是“乙卯乃雨，甲子又雨”，这种句子，轻淡、简单，但不寡味，很像甲骨卜辞中的语言，但甲骨卜辞中是占问、预测，这里则是如实提供了，所以这种句子读来是令人心醉的。够不够?“百姓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按，乙卯是四月初二日，甲子是四月十一日，丁卯是四月十四日。半月之内连降了三场雨，前两次不足，第三次一连下了三天。下得透，下得足，下得实在。要说好雨，喜雨，这才真正称得上是好雨，喜雨！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总令人有细小入微不够大气的感觉。这里我们要注意“民以为未足”一句的作用，这一抑、一落，然后产生后面的三日大雨，效果才能够显示出来。没有这么一句，当然也可以成立，但是读起来就平软的多了。

　　这场大雨产生的欢快气氛是可观的：“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这是一幅万民同乐官民同欢的喜庆图，较之欧阳修的太守和民的欢乐，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欧阳修的乐并没有落到实处，架空，浮廓，是在造文、造情，而苏轼这里却是在如实地写作了。我们仿佛也同苏轼一起融入了喜雨的场景之中。唯其如此，苏轼为新落成的亭子命名“喜雨”才是顺理成章之事，才真正具有意义。

　　亭名由来有自，讲清楚之后也就等于曲终奏雅，逐善可陈了。但是苏轼又在这里做出了好文章，说他善于翻空出奇也好，说他敢于寻根溯源也好，无论如何，作者在这里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技巧。作者把笔锋一转，以设问的方式，从反面人手来探讨喜雨。曲径通幽，我们试想，也许这是继续写此雨的唯一途径，但苏轼找到了，并不一定是妙手偶得，可能是苏轼的真正功力所在。文中说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饿鸿遍野，盗贼蜂起，百姓遭殃。但是不到五日，不到十日，就喜雨骤至，泽惠我民，又怎么能说不是上天厚待苍生?加上这么一段，文章就显得十分充实，丰满，在对比中更觉得雨之可喜。

　　写到这里，苏轼开始笔歌墨舞了，但是也曲尽其妙。“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你看，他还是落在亭上，层层递进，把天降喜雨的大功劳像画饼一样，在太守、天子、造物和太空面前虚晃一二，并忙里偷闲找出了一句，让这些人都一一默然，谦虚地拒绝这一荣耀，多漂亮的话，各路诸侯都奉到了，然后再实实在在地放到主题上去。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以喜雨来为亭子命名吧。一虚一实，一推一进，总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作者紧扣一个“雨”字．一个“喜”字。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中，“雨”字出现了十五次，有两次作动词使用，“喜”、“乐”共出现六次。通篇都贯穿着为雨而喜的喜气洋洋的气氛。

　　中国古代，自孟子开始，创天子、官员要有与民同乐，乐民之乐的思想。写这种作品的人很多，但真正写得好的不多。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其一，苏轼的此篇文章则表现得更好，好就好在落实、不空。

　　这篇文章在用词上也有值得注意之处。一、排比句多。比如第一段，作者为了说明古人有喜事则名物以示不忘，举了三个例子，三个例子就是三个排比句，借助这种句法，使读者在文意方面有一种说理透彻，充实满足的感觉。第二段写大雨之后，百姓的欢乐场面以及第四段的“雨珠”“雨玉”说，也同样用的是排比形式。在人们喜之不尽，手舞足蹈之时，文字上必须有所变化，一味的松散不可能有文字的整饬条理来得惹眼引人。二、结尾的用韵。《喜雨亭记》的结尾很有意思，它既照应了开头，又给人许多的联想，值得我们注意。苏轼的哲学思想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在他的诗文中，经常出现对大自然发问的句子，以表达他的人生观和他旷达乐天的情怀。这次大雨之后，感谢谁为好?这里他展开的想象，是从太守到天子，从天子到上天，从上天到造物，其中“玉”、“粟”押韵，“日”“力”押韵，“功“空”押韵，“冥”“名”押韵，读之有循环不尽，均成系统的感觉，神完气足，优雅俊美，然而是虚笔，真正目的则是要归之其小小的亭宇，这样也就把造物、上天、天子、太守、百姓、借助“喜”之“雨”用一个亭子联系了起来，有歌唱的味道，所唱者依然是喜雨，一篇文章的主题所在。

　　为什么古代关中富甲天下，而近代却默默无闻，特别是唐以后人文凋敝。是不是我们的人种退化了，我近来翻阅（唐代移民史），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在唐末到宋初的移民浪潮中，关中地区首当其冲，人口大量向东迁移，先经洛阳，然后到苏州扬州等运河地区。大家熟知的大文学家范仲淹，祖籍陕西彬县，但却是苏州人。但我们从其文学作品中仍能感受到其陕人后裔的豪迈文风，范仲淹后来也多年在陕从官，报效桑梓。其实在唐末吴县（今天的苏州地区）已有1/3的北方移民。其实不管是从西周之镐京到东周之洛邑；还是西汉之长安到东汉之洛阳；从隋炀帝迁都洛阳到武则天时期42年居住洛阳，关中地区到洛阳的人口迁移一直是单向的，并又有一次向东南方向迁居。还有明代昆山人顾炎武，曾在华山滞留多年，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佳句。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也就是我的家乡陕西凤翔，凤翔是唐王朝的西京，曾经是晚唐人才和贵族的聚居地。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三年，可以说对他的人生价值关影响至重，正是由于家乡的纯朴民风，和周秦文化发祥故里文化的熏陶，对其文风产生影响。如果说一个人最难忘记的是自己的初恋，那苏东坡同样也忘不了在凤翔的美好时光，以致后来被贬黄州时，碰到当年的凤翔游侠少年陈季常，两人还忆起当年在凤翔北山纵马驰骋的场景；还有当年在凤翔之任上修的“引凤池”（凤翔东湖），居然后来在杭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二次克隆成功。那篇著名的《喜雨亭记》更是体现了其与民同乐的大同思想。

　　这是韦应物晚年，任苏州刺史时所作。

　　此诗可分成四个层次。

　　第一层为开头六句，写宴集的环境，突出“郡斋雨中”四字。兵卫禁严，宴厅凝香，显示刺史地位的高贵、威严。然而这并非骄矜自夸，而是下文“自惭”的原由。宴集恰逢下雨，不仅池阁清凉，雨景如画，而且公务骤减，一身轻松。

　　再加上久病初愈，精神健旺，面对嘉宾满堂，诗人不禁喜形于色。寥寥数句，洒脱简劲，颇有气概。

　　第二层为“自惭”以下四句，写宴前的感慨。“自惭居处崇”，不单指因住处的高大宽敞而感到惭愧，还包括显示刺史地位的“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等因素在内，因为这些更使韦应物感到了自身责任的重大。

　　当然，“未睹斯民康”——人民生活的艰难困苦是触发他“自惭”的最为直接的原因。诗人从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出发，自觉地将“斯民”之康跟自己的华贵、威严及“居处崇”对比，这是很自然的。他以前早就说过“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和“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观田家》）等语，把自己所得俸禄与农民的辛勤劳动联系起来，把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责任联系起来，为自己的无功受禄而深感惭愧，深感不安，这种深刻的认识，来自他历年担任地方官所得到的感性印象。

　　但是又将宴饮享乐了，解决这种心理上的矛盾，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老庄思想了，于是，“理会是非遣，性达形迹忘”，会老庄之理而遣送是非，达乐天知命之性而忘乎形迹，用这种思想去麻痹自己，可以暂时忘怀一切，心安理得地宴集享受，不必再受良心的谴责。韦应物亦不能免给。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通病。

　　第三层为“鲜肥”以下六句，写诗人对这次宴集的欢畅体会。这次宴会，正值禁屠之日，并无鱼肉等鲜肥食品上桌，而是以蔬果为主。这说明与宴者的欢乐并不在吃喝上，而是在以酒会友、吟诗作赋上。诗人得意洋洋地说：“俯饮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欢体自轻，意欲凌风翔。”他一边品尝美酒，一边倾听别人吟诵佳句杰作，满心欢快，浑身轻松，几乎飘飘欲仙了。

　　第四层为最后四句，盛赞苏州不仅是财赋强盛的大藩，更是“群彦今汪洋”的人才荟萃之地，以回应题目上“诸文士燕集”的盛况。

　　这首诗写诗人自己为了生活不辞辛苦“戮力东林隈”的劳动过程。当他看到丰收在望时，想起了自己已经渡过了十年艰苦的农耕生活，心情是自豪的。

　　前六句是写见到下溪田丰收时的心情。“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他的愿望和司田是一致的，这使他很觉得欣慰。看来这“寄声”与诗人的司田也是他的一位朋友。诗人在这里之所以提到这位任司田的朋友，是表示自己的农耕生活并没有脱离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并且对社会生产有积极的意义。这是陶渊明农业社会理想和务实精神的表现。接下去就写诗人怎样鸡一叫就到荒山去劳作，从而领略了山中的晨景。“饥者欢初饱”，这是多么深切的生活体验，没有亲身尝过饥饿的味道，就不知这“欢视饱"是怎么回事。正是为了求得一饱，他才天不亮就去劳动：进山是随着山势和河谷的迂伺划船前进的。山里很荒凉；听得见猿的哀啼。凄凉的夜风随着残夜逝去了，鸟儿歌唱善迎接早晨的到来。这是一个多么寂静清冷的早晨他想到自己十年的农耕生活。十二年中他始终不渝地坚持着初衷，付出了自己大好的年华这时陶渊明已五十岁了，老之将至，他怎能不感慨万分。诗的最后一句就回答了这个问题，“遥谢荷榛翁，聊得从君栖”，致意古代隐居躬耕的先哲，我也在追随着您呢。诗人心目中有理想，有信念，有榜样，这就是他固穷守节，虽老死田野也终不反悔的原因。

　　这首诗比前期的田园诗更真实地反映了陶渊明农耕生活的实际情形，同时也说明，陶渊明的务农，并不只是作了个样子而已。特别是在后期，他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了，饿肚子是常有的事，只有付出艰辛的劳动才能赖以生存。这时他的田园诗中纪实的成分就多了，而不象前期那样情趣盎然，那样富于浪漫谛克。可是他并不抱怨生活的艰辛，在述其艰苦之中仍然时时表现出对生活和对自然景物的热爱。

　　谢眺有一些小诗，带着南朝民歌气息，语言精练，情味隽永。《王孙游》就是这样一首小诗。其“母题”出于《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也就是说诗人的创作灵感或自《楚辞》，而所写的内容完全是现实生活中的感受。这是一首思妇诗，写一个妇女独守青春的苦闷。

　　“绿草蔓如丝，杂树红英发。”蔓：蔓延。红英：红花。这两句是说，地上长满了如丝的绿草，树上开满了各样的红花。

　　这两句是写春天的景色。春天里，绿草如丝，葱葱茸茸，蔓延大地，一派绿色的世界；各种各样的树上，红花竞放，绚丽夺目。绿的氛围，红的点缀，在鲜明的对比中，烘托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绿草、红花使人想起这个思妇的青春年华。

　　“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无论：莫说。歇：尽。这两句是说，且不要说你不回来，就是你现在回来也赶不上春天了，花儿也谢了。言外之意，是说等丈夫回来，自己也就老了，当然还是盼望丈夫早些归来。

　　她的丈夫出门在外，自己一个人在家度过她的青春年华，心情苦闷。目睹大好春光，红颜难持久啊！这里诗人不主要写少妇如何急切地等待自己的丈夫归来，而是着重写她对于红花的珍惜，对于大好春色的留恋，由此描写她思君、恋君的春一般的情愫。这种对春的珍惜、对时光流逝的留恋透出主人公强烈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这样，从景物的描绘，到情感的抒发，再到理性的升华，三者水乳交融的融合在一起了。所以这是一首充满了生命意识的景、情、理俱佳的好诗。

　　诗虽短小，艺术风格却颇具特色，体现了齐梁间诗歌创作雅俗结合的一种倾向。

　　首先，从《楚辞》中生发出来的母题，显而易见的带有文人的雅，暗示了它与文人文学的关系；但诗人却用南朝乐府民歌五言四句的诗歌形式，来表现这一古老的“母题”，这便将原有华贵、雍雅的色彩悄悄褪去、淡化，在语言风格上呈现出清思宛转，风情摇曳的特色。

　　其次，诗写春景逗春情，因景生情，情景相生，短小清新，风姿绰约，这原是南朝乐府民歌的本色，是俗。然而在描写笔法上，诗人在绿的氛围中，缀以红花点染，流露出文人精心构思的痕迹，表现出雅。雅俗结合，才能成为雅俗共赏的佳作。另外诗用仄韵，短促、急切，对标现出主人公惜春、惜时的时不我待的急切心情，起到很好的作用，呈现出语浅意深、韵短情长的艺术风貌。

　　此诗中不仅刻画出北方农村的贫困萧条，也写出了北方农民热情好客、诚恳淳朴的性格，指责了蒙古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摧残。此诗语言朴实，时近口语，直抒所见所感，不事雕琢，感情真挚而关怀深切。

　　“我行冀州路，想古帝都”， 诗歌起句，作者便点明题目——冀州道中。接着，“默想”两字，又把笔触伸向了广阔浩瀚、沧海桑田的历史长河，描写出冀州的古老和历史的悠久。这两句，作者由历史的沉思转入对今昔变化的猜测，为下面的见闻描写作了巧妙的过渡。

　　从“城郭类村坞”，到“仿佛似酒栌”十四句，是作者对自己冀州道中所见的描绘。 “城郭类村坞，雨雪苦载途”。以前， 曾是繁华都城的所在地，而今，城市却象山间的村庄一样凋弊；荒凉雨雪交加，充塞道路，害苦了行路的客人。这两句，作者用凋弊的城市和寒冷的雨雪展示出了冀州的荒芜和凄凉。

　　下面两句，“丛薄聚冻禽，狐狸啸枯株”。紧承上句，进一步渲染烘托出冀州的破败。草木丛生之处，挨冻的鸟几正瑟缩地聚集着，枯树之间，狐狸也发出凄婉的长声吼叫。冀州道中，鸟儿和狐狸是这般境况。接着，作者笔锋一转，由冻禽、狐狸写到了人。“寒风” 四句，诗人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隆冬严寒的逼人。一个“著”字，形象地描写出了雨雪之大；一个“裂”字，又生动地突出了寒风之强猛；而“盱衡一吐气，冻凌满髭须”两句，则通过一个具体行为动作的描写又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天气的异常寒冷。狐啸、风吼、雨雪交加的旅途上，诗人是多么渴望能看见一星烟火，寻找到一点米、酒，以此来解除身上的寒冷，去掉腹中的饥饿。

　　然而，“程程望烟火，道旁少人居。小米无得买，浊醪无得酤。”这里，“程程” 两字用得非常巧妙，它既描绘出作者渴求的心理，又表现出诗人行走的路途之远，忍受的饥寒之深。他走了一站又一站，但始终看不到一丝烟火，看不到一粒米、一滴酒。这四句，作者又通过对人烟稀少的描写，更增添了路途的凄惨和悲凉。

　　“土房桑树根，仿佛似酒垆。”突然，前面弯曲而干枯的桑树断根旁，出现了一间低小的土房，看上去它好象是一个酒店。这两句，作者用“土房桑树根”非常形象地再现出北方农村特有的纯朴景色，“仿佛” 两字，则既写出土房的矮小，极不显眼，又描写出风雪弥漫，整个大地隐隐约约，不易看清。

　　以上，作者从城市凋敝、人烟稀少、粮食奇缺等方面，生动形象地向人们展示出了翼州的破败、荒芜和凄凉，深刻地揭露了元代统治者对此方城镇的洗劫，对农业经济的严重破坏。

　　“徘徊问野老”至“痛入骨髓余”，是作者对翼州道中所闻的描写。诗人着重描写出一个由世儒沦落为野老的人物形象，通过他的一言一行满含悲愤地控诉了战争对汉文化的破坏和摧残，情真意切，催人泪下。

　　“徘徊问野老，可否借我厨？”饥寒交迫的诗人终于找到了一户人家，但中途的所见又使他犹豫不决。惨不忍睹的浩劫使翼州变得一片荒凉，这劫后余生的野老，诗人不忍心再去打扰他。“徘徊”两字，非常真实地描写出诗人内心的矛盾。但野老却出乎诗人的预料，他欣然笑迎，上前挽起诗人的衣袖，宛如对待一位阔别重逢的朋友。

　　“野老欣笑迎”八句，作者用“笑”“挽”“温”“暖”“叮咛”以及“我知”，十分生动地描绘出了野老的纯朴善良和厚道，读罢，老人的形象仿佛呼之欲出。这样一位仁爱的老人，他居住的地方，他出生的家族。诗人恳切相问。“云是奕世儒”一句，解除了诗人心中的疑惑，这位老人原来出生于世代读书之家。“自从大朝来” 十二句，是老人的言语，他揭露了元代统治者对文化的轻视，鞭挞了战争的连绵。“纵有好儿孙， 无异犬与猪。”两句，作者借老人之口有力地揭示出元朝专制统治下人民的愚昧和无知。“论及祖父时，痛入骨髓余。”则又通过老人对过去时光的回忆，表现出诗人对国泰民安、文化发达礼仪昌盛社会的怀念和向往，也进一步突出了诗人对现实的悲愤和痛恨。

　　“我闻忽太息”以下，是作者的所感。“我闻忽太息，执手空踌蹰。”作者听过老人的讲述和议论，不由得发出深深地叹息，他十分同情这老人的遭遇，也痛恨这现实的黑暗和荒唐，他紧紧握住老人的手却止步不行。这里，作者连续描写了三个动作：“太息” “执手”“踌蹰”，每一个动作都强烈地突出了诗人内心的悲苦。“踌蹰向苍天， 何时更得甦。”诗人止步不前，抬头仰望，问茫茫苍天；这令人窒息统治结束和繁荣的时代恢复的时间。字里行间，流露出无限的悲痛。末尾两句，“饮泣不忍言，拂袖西南隅。”作者把自己的悲痛推向了高潮，他泪流及面，饮泣吞声，不忍再说出更令人悲痛的话语，只得独自拂袖向西南方走去。“拂袖西南隅”一句，在悲痛之余更含有一股愤怒之气。

　　这是一首叙事诗，看似平铺直叙，实际上感情充沛，又有严密的逻辑性。以时间先后为序，又各有侧重点，抓住重点充分描写，层层深人地揭示主题。先写北方的荒无人烟，再写文化被破坏的具体情况。由表及里，以诗人的悲愤为高潮，戛然而止。中间写老人的诚恳朴厚，使人看到传统文化教养的优良，加深对破坏的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