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首联描写希望寄书信给贬谪远地的丈夫，又担心无法送到；颔联描写诗人的哀怨，并设想丈夫思己之状；颈联化用典故，描写思念与盼归之情；尾联表达了诗人对丈夫回家的期待。全诗哀婉动人，用典贴切自然，典雅含蓄。
首句“雁飞曾不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是说相传北雁南来，不过衡阳，而云南永昌又在衡阳之南，音书更难到达。本欲寄信却说信无法到达，这是情感的一重压抑。思念丈夫之心日炽，诗人想到在这美好的春天，夫妻俩天各一方，纵使眼前风景如画，只是徒增感伤，离情别恨，让人愁肠寸断。
三四句“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中“花柳”本是春天的象征，同时也因其美好易逝而常常与女性之命运联系在一起。常说花红易衰，红颜易老，都是薄命之叹。“花柳”“风烟”，都有美好易逝的特征，正是这种特征，让诗人格外感到时光的促迫，离别的久远，思念的铭心刻骨。这两句对仗十分工整，一句写诗人自己之感，一句设想丈夫思己之词，有杜甫《月夜》“心也神驰到彼，诗从对面飞来”（清浦起龙《读杜心解》）的笔法，更增一倍思念。
“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句则是说明思念之深，盼归之切。这两句化用《诗经》，将盼归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诗句不单纯写天气，而是用这种别扭的天气比喻听说丈夫要归来，但每次都失望的情绪。这种情绪与黄峨要表达的情绪一致，将盼归表达得深沉、含蓄。这两句对仗非常工整，自然而富有韵致，如同天造。
“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是说漫长的等待和无尽的思念，只为守候丈夫的归来。一个“空”字，包含了诗人无限失望的情绪，而“何日”用反问的形式，表明没有期限，反问之中蕴含诗人深深的绝望；黄峨的猜想是对的，直到杨慎病逝，她才万里奔丧，迎得丈夫灵柩回乡归葬。
这首诗写得哀婉动人，读来似有哽咽克制之声，用典贴切自然，显得典雅含蓄。对于“其雨其雨怨朝阳”句，前人认为她有剽窃嫌疑，其实套用前人诗句在诗歌史上并不少见，宋人黄庭坚就有“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说，关键是看用得是否贴切、自然，黄峨称得上袭旧弥新。
柳宗元初贬永州，住龙兴寺，曾与和尚交往，探讨佛理。龙兴寺旧址在潇水东岸，永州芝山城南太平门内。当年寺里有和尚重巽，即巽公，是湛然的再传弟子，与柳交往颇深。故柳有《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并作《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赠巽上人。组诗《巽公院五咏》作于公元806年（元和元年），写的是龙兴寺里有关事物和景色。前三首以议论入诗，直接谈佛理，后二首以写景见长，蕴藏禅理。
柳宗元在《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记载：龙兴寺里，有前刺史李承咥和僧人法林设置的净土堂，他们常在这里做法事。到此时已经二十多年了，净土堂的房屋损毁，佛像开裂崩塌。巽上人住在这儿，开始对此进行整理修复。刺史冯叙捐资修了大门，柳宗元则助修了回廊，使之焕然一新。巽上人，是已经修炼到了最高境界，理解最深教义的高僧。组诗第一首即以《净土堂》为题，记述重修净土院后佛堂修饰一新及诗人参与佛事的情景，抒发了诗人崇佛的心态。前四句为第一层：“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以议论开始，直接切题，从人生的苦难轮回中领悟到三种解脱的空门，即“我空、法空、空空”的佛道。二至八句为第二层：“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清冷焚众香，微妙歌法言。”细腻地描绘了在净土堂做佛事的情景：华堂的净土，清晰的佛像，焚烧的檀香，诵唱的佛经，历历在目，声声入耳。结尾两句“稽首媿导师，超遥谢尘昏”，诗人叩首拜谢唱经的法师，遥遥地向他忏悔自己在红尘中的昏聩。他要抛弃人世欲望的种种烦恼，向往不生不死的涅盘之门；诗人还相信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可见他受佛教的影响已到了执迷的程度。
第二首《曲讲堂》，结构形式与前首大致相同。“寂灭本非断，文字安可离！曲堂何为设？高士方在斯。”从设置曲讲堂的必要性落笔，经文需要讲解，高士讲经需为之设置讲坛，那么，曲讲堂的设立就是天经地义的了。“圣默寄言宣，分别乃无知。趣中即空假，名相与假期？”进一步指出“默然的妙语也要假托言语的宣讲，将沉默与宣讲分开是无知的做法。”并认为中道与空相、假名本是一回事，不必分明名、相的区别。最后两句“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希望能弃绝听闻所得到的东西，通过认真思维而得到佛的真谛。全诗基本上是议论，充满佛教的术语，作者一心向往佛教的真谛，态度之虔诚，俨然一信徒。
《禅堂》与前两者的内容密切相关，写的是三堂之一的“禅堂”。而在写作上稍有变化，先是描写：“发地结青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像是一特写镜头，刻画出“禅堂”的特点：青茅盖成的禅堂，青山团团围住虚白的建筑。然后，由外及内，由物及人，山花飘落在幽静的门前，禅堂中坐着忘机的禅客，突出了禅客。禅客也自然包括诗人。中间一层，用禅语叙说对佛学的理解：涉及了有并非有意去取得，观照于全也不用去解析。天地万籁都有缘而生，喧闹当中有深深的寂静。对佛理的理解比较深透，是禅客（诗人）进入禅堂的收获。最后二句：“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表现了空有双亡、心境如一的境界，使诗意得到升华。
前三首以议论为主，风格大致相近，后二首别具一格，以写景为主。五代人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中有“秋风万里芙蓉国”的诗句。芙蓉，一指荷花，二指木芙蓉。湖南多水乡，处处有莲荷。木芙蓉比一般花卉高大，枝叶繁茂就像小树，庭院，路旁均可栽种。故湖南有芙蓉国美称。信仰禅宗的王维，也有一首咏芙蓉花的《辛夷坞》：“木本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芙蓉亭》全诗分三层，以鲜艳美丽的芙蓉着墨，“新亭俯朱槛。嘉木开芙蓉。”新亭里修建着红色的栏杆，四周开满了芙蓉鲜花。“清香晨风远，溽彩寒露浓。”早晨的清风吹送了远香，寒冷的露水沾湿了鲜艳的色彩。前四句全是写景，像一副颜色绚丽、动静相间的水彩画。第二层“潇洒出人世，低昂多异容”，继续描写芙蓉花。花朵潇洒地开放，呈现不同的姿态与容貌。芙蓉花盛开时，花朵缀满枝头，或白或红或黄，千姿百态，赏心悦目。特别令人惊奇的是，早晨开的白花，下午因为光合作用侧变成红色。“尝闻色空喻，造物谁为工？”笔锋一转，由花自然联想佛学中色、空的比喻，不知造物界到底是谁在巧夺天工，创造出芙蓉花这样美丽的景物。佛教谓有形的万物为色，并认为万物为因缘所生，本非实有，故谓“色即是空”。诗中的“色”一语双关，既指芙蓉花的颜色，又泛指世间事物。结句为第三层：“留连秋月晏，迢递来山钟。”从早到晚，留连芙蓉亭的美景，久久不愿离去。秋月中，诗人静听断断续续地传来山寺的钟声，向往佛学禅境的思想不言而喻。禅院中有如此美好的景物，佛经中更是诗人精神寄托的理想之地。诗熔风景诗、咏物诗、山水诗为一炉，情景交融，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最后一首《苦竹桥》，更像一首咏物诗，它描写的是苦竹间的桥，而且表面上是写桥，实则重点是写竹，桥只不过是陪衬而已。苦竹，楚地湘南极普通的一种竹子，而且连名称都带有贬意。诗人独具慧眼，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了诗意，将自己身世遭遇与不起眼的苦竹有机联系起来，寓意于有“苦竹”“虚心”的竹。诗的结构与组诗一致，分三层。前四句写实：“危桥属幽径，缭绕穿疏林”，远远的桥与幽幽的小路相连接，它缭绕地穿过稀疏的竹林。突出危桥、幽径、疏林。“迸箨分苦节，轻筠抱虚心”。特写竹子的拔节，充分运用诗的想象，似乎看见竹子从笋箨中迸发出苦节，轻轻的筠皮环抱着空虚的竹心。诗中突出了“苦节”与“虚心”。第二层写桥上观景所得：俯身可以看到绢绢细流，抬头可以听到萧萧的竹声。烟雾蒸腾中阳光西下，山里的鸟儿啁鸣归巢。既俯看，又仰视，还运用听觉。天边的太阳，近处的鸟鸣，一一入画，充满了生机。眼中的景物往往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外在展示。大自然是美好的，然而胸怀大志的诗人不能像鸟一样自由飞翔，投入她的怀抱，只能与“囚徒为朋”，在寺院的木鱼声中难以入眠，这强烈的反差不能不使人产生共鸣，伤感之情溢于言表。最后抒发感概“谅无要津用，栖息有余阴”，这里的苦竹也不可能作为渡口的竹伐，正好给人们的栖息提供了荫凉。正如吴文治先生所指出的：“作者借竹自喻,感叹竹子虽有‘苦节’和‘虚心’的美质，也只能供人和鸟歇息遮阴，不会用在重要的渡口，隐有自伤怀才不遇之意。”（《柳宗元选集》）诗除了咏苦竹桥之外，还写到竹林、小径、溪流、竹韵、落日、鸟鸣，故自然属于山水诗。
前人对组诗的写作评价颇高，曾吉甫《笔墨闲录》说：“退之虢州《三堂二十一咏》，子厚《巽公院五咏》，取韵各精切，非复纵肆而作。随其题观之，其工可见也。“孙月峰评点：“五作俱就禅理发挥，最精妙。”汪森认为：“五诗极能因名立意，洗剔见工。然谈理而实诸所无，不若写物而空诸所有，在具眼者自当辩之。”蒋之翘指出：“五咏中《禅室》一首差胜。”孙昌武教授对《净土堂》《禅堂》也提出了批评：“这种诗，写法颇像六朝的玄言诗，是以诗的形式讲说平庸陈腐的佛理。”（《柳宗元传论》）由于内容上宣扬佛理，导致当今的选本一般不选该诗。吴文治教授独具慧眼，在世界文学名著文库《柳宗元选集》中选注了《芙蓉亭》《苦竹桥》二首。二诗的风格相近，特色各具，仅就诗题而言，前者鲜艳，后者暗淡。《芙蓉亭》描绘芙蓉，宣扬佛理如信手拈来，《苦竹桥》寓意深刻，从苦竹生发开去，抒发了遭贬的愤懑。要了解组诗，关键是要对柳的信佛有一个正确评价。不必为尊者讳，柳宗元的信佛是客观存在，不能简单地否定、肯定。首先，柳宗元贬谪永州，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精神摧残非常人所能承受，他之所以崇佛，是因为转移注意力，回避矛盾，以求解脱、安宁心情，这一点可以理解。其次，佛教虽不等于迷信，但也有迷信的成分。他在诗中宣传的“三空”、西方净土，流露出退避现实消极的人生哲学，这是应予批判的。再次，他对佛学有一个认识过程，通过钻研、扬弃，借它山之石，吸取佛学中对儒学相通、有用的内容，以儒统释，这是值得肯定的。此外，他对佛教也曾提出过批评。如对僧尼“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家蚕桑”表示不满，对禅宗谈空太过，造成离奇荒诞、戒律不存的弊病提出批评，对那些“假浮屠之形以为高”的“纵诞乱杂”者坚决予以反对。
这是一首贬途写景而流露出哀愁的诗，诗歌一方面感叹梧州特有的南国风情，一方面表明自己被贬后无奈伤感的心情。 首联概括描述南国气候特征；中间二联作具体描写，此二联能抓住南国景物的特征，用笔细腻，写景幽美清丽，采用流水对，对仗工稳，幽美景物的描写中也隐隐流露出一丝哀愁。尾联抒情，言景物美好，下面一转，借贾谊遭贬，喻己之不幸。
首联“南国无霜薇，连年见物华”，概括地叙述了梧州的地理环境、气候物产的特征。梧州四季温暖，万物勃发葱茏。两句诗的意境广阔，景象兴盛，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
颔联承“物华”，着意点染景色：“青林暗换叶， 红蕊续开花”。青叶在不知不觉中更换，红花在继续不断的开放，这对土生土长在北国的诗人来说是非常新奇和富有吸引力。“暗换”“续开”真实地表现出梧州景物变化的进程。它不同于北国的春花似锦，夏木荫荫，秋叶飘零，冬雪冰封。颈联“春去闻山鸟，秋来见海槎”，是从人的听觉和视觉来写景色。梧州依山傍水，山鸟啾啾，江帆悠悠，多么美好安适。自然和人生的交响乐拨动着诗人心灵的琴弦。他一个流放的远役的罪人，眼前这自由自在的欣欣向荣的景象不禁使他神伤。他也许远望海槎，似乎想起了孔夫子所说的道不行吾将浮桴而去的话，他虽谈不上实行什么政治理想，但何尝不思浮桴而去，可他身不由己，仍须“朝夕苦遄征，孤魂长自惊”地向着流放地行进。所以他不禁发出了“流芳虽可悦，会自泣长沙”的无可奈何的叹息。面对着令人喜悦的美景，触目伤情，益增悲耳。他以贾谊自比虽未免不自量，但悲苦的心境却是可以理解的。结尾如水到渠成，十分自然。
他在梧州的时间很短暂，却能写出这样体察事物入微的好诗来，是和他已经具有第一次贬谪岭南的生活经验分不开的。他在泷州（今广东罗定县）任参军一年有余。罗定就在梧州的东南面，那里的自然风光当与梧州近似。他这首南国风情十足的诗篇，语言明白如话，用典自然入化。动词与虚字用得非常精当，加之偶句为流水对，读起来觉得流畅优美。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桃花行》是继《葬花吟》之后，黛玉的又一首顾”花“自怜的抒情诗。书中说，“宝玉看了，并不称赞，却滚下泪来，便知出自黛玉”，宝琴让他猜是谁做的，宝玉一猜就中：“自然是潇湘子稿。”宝琴开玩笑地骗他说是自己作的，宝玉不信，“这声调口气，迥乎不像蘅芜之体。”宝琴又用杜工部诗风格多样来证明宝琴也可以写出这样的诗，宝玉笑道：“固然如此说，但我知道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此伤悼语句，妹妹虽有此才，是断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 （以上《红楼梦》中的原文在各版本中语句可能会有所出入）。
《桃花行》确实充满了哀音，宝玉并不称赞，是因为领会了这“哀音”，再也说不出称赞的话了。这首诗出现在第七十回，已经离荣府败亡和黛玉夭折不远了。“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就是明显的预言。只待“一声杜宇春归尽”，群芳都将以不同的方式憔悴，而最早凋零的就是黛玉。
黛玉寄住在贾府，“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她这样一个具有叛逆思想的人，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会感到极大伤悲痛苦和压抑。《桃花行》一诗，以深沉的感情，形象的语言，表达了林黛玉内心的忧伤、痛苦。通过以灿烂鲜艳的桃花与寂寞孤单的人的反复的多方面的对比、烘托，而塑造了一个满怀忧虑、怨恨而又无力自拔的贵族少女的自我形象。林黛玉以花自喻，抒发了内心深底的无限感慨。“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是她自我的哭诉与写照。宝玉与黛玉有共同的叛逆思想基础，所以宝玉一看就知道“自然是潇湘妃子的稿子了”。诗中表现了黛玉的苦闷，一是由于她过着令人窒息的生活，感到了未来的不幸，发出了哀音；另一方面，是她思想矛盾的反映，她要冲破束缚，又没有力量撕破罗网，因而产生了一种无可奈何的苦闷和忧郁，让人给予她无限的同情。
《桃花行》与《葬花吟》、《秋窗风雨夕》的基本格调是一致的，在不同程度上都含有“诗谶”的成分。《葬花吟》既是宝黛悲剧的总的象征，广义地看又不妨当作“是大观园诸艳之归源小引”（第二十七回脂批）。《秋窗风雨夕》隐示宝黛诀别后，黛玉“枉自嗟呀”的情景。《桃花行》则专为命薄如桃花的林黛玉的夭亡预作象征性的写照。作者描写宝玉读这首诗的感受说：“宝玉看了，并不称赞，却滚下泪来，便知出自黛玉。”并且借对话点出这是“哀音”。不过，作者是很含蓄而有分寸的，他只把这种象征或暗示写到隐约可感觉到的程度，并不把全诗句句都写成预言，否则，不但违反现实生活的真实，在艺术上也就不可取了。
这首桃花诗可以分为三段，开头十句为第一段。诗歌的开头即展现出一幅“帘外桃花帘内人”的对比鲜明的生活画面。帘外春风软吹（柔和的吹），桃花盛开，帘人内却是“晨妆懒”，“比桃花瘦”，有着无限的愁苦。“人与桃花隔不远”，更显出这一对比的强烈，突出了帘内人儿的惨苦。帘外桃花帘内人，仅只一帘之隔，隔帘春天的消息已被春风吹透，而帘内却没有丝毫春天的气息；春风、桃花亦不是无情物，“东风有意揭帘栊”，花亦“欲窥人”，但帘偏就“不卷”，于是，帘便成了一种象征，一种阻隔帘内人享受春之幸福温馨势力的象征。“东风有意揭帘栊，花欲窥人帘不卷”，透过诗句，不难感受到作者对于自由幸福的新生活的向往，对于阻碍她追求自由幸福的封建正统势力的抗议。诗中的花与人是在对比中出现的，但是，在感情形态上，花与人却又存在着联系的纽带。“花解怜人花亦愁”，是说花如果懂得怜悯人的话（花若有情），花也要为人发愁。这就为后文花人交融作了感情上的铺垫。
在花与人的强烈对比中，可以看到了一个孤独伤感的观花人形象。观花人即是帘内人，她是在桃花盛开、一片春色的烘托下凸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里诗对环境的渲染，已由远及近，写到了院落庭前。帘外处处是春色，令帘内人触景伤情。在落日斜照里，凭栏而立的观花人就是一袭剪影，伶俜孑立，格外孤独。诗歌用重笔表现了观花人的伤悲：“凭栏人向东风泣，茜裙偷傍桃花立”，形神兼备，既写出了观花人可怜且可叹的形体之态，更见出观花人的神伤。接下来四句，是观花人眼中的景物，它们是对观花人神伤有力的反衬。花红叶碧，生机勃勃，千树万树盛开的桃花，如烟似雾，笼罩了一切，映红了阁楼照亮了墙壁，花红得那么热烈，在观花人眼中，自然是值得羡慕的，然而此时此刻，却又令人如此神伤。前有“凭栏人向东风泣”之句，泪眼看花，自然是红得一片模糊。诗句中“红模糊”三字，既是花红繁盛的形容，也是人精神恍惚，泪眼观物造成的印象，最是含蓄，也最是传神，深婉的表现了观花人的忧伤悲苦。
完成由花人相映到花人交融的过程，写出帘内人向花寻求慰藉、解脱的感情流程，以及对于这种愿望最终仍难免要落空的痛苦心情。在这一段中先垫上一句：“天机烧破鸳鸯锦”，将两段有机地联系起来。“天机烧破鸳鸯锦”即“烧破天机鸳鸯锦”之意。天机，为天上织女的织机。烧，极为形象地写出盛开桃花之红，花红似火。这还是上一段“雾裹烟封一万株，烘楼照壁红模糊”的意境。与花红热烈成鲜明反照的是人的情懒意怠。诗中时间的流程也是值得读者留意的。诗的开头写到帘内人“晨妆懒”，还是早晨。诗的中间写到“斜日栏杆人自凭”，已是时过中午，日已偏斜。这里写到侍女送水来，接着后文又写到“花飞人倦易黄昏”，这已是黄昏时刻了。诗从时间流程上也反映了人物阴郁缠绵的心境。处于这种心境的人自然是“见花溅泪，见月伤怀”，任何一件事都可能触发她那忧伤的情怀的。诗从洗脸这一生活细节上又展开了描写。处在特有心境的人，从洗脸的泉水倒映中看到自己脸上残存的胭脂，便展开了联想，“胭脂鲜艳何相类”，把胭脂、花的颜色、人之泪三者巧妙的扭合在一起，人之泪之所以能和红色的事物联结在一起，当然存在着某种联系。不是说这泪真是红色的，但在愁人的感情世界中，这泪也不是一般的泪，是泣血的泪。至此，作者就把自己的命运与桃花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了，达到了花人交融的境界。但是，正如俗话所说，桃花命薄。这也就是说，人与桃花都不会有好的命运，而作者是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她尽管说“泪自长流花自媚”，花在眼前尽管还是明媚媚人的，但到春尽之时，泪流干了，花也就憔悴了。这就是“泪干春尽花憔悴”的意思。同病相怜，“憔悴花遮憔悴人”，然而，黄昏无情，结局必然就是“花飞人倦”，“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诗的结尾四句已纯是“哀音”了。黛玉寓情于景，杜宇悲鸣，春已归尽，花也谢去，人去楼空，帘栊寂寞，空余月痕，这是一个注满黛玉悲伤情思意绪的悲凉凄楚的意境。这样的一个结尾隐喻了黛玉夭亡的悲惨结局，这样的“伤悼之句”就连那“尘世浊玉”的宝玉看了都要“滚下泪来”，便是读者看了，也是要深受其悲切情怀的强烈感染的。
《桃花行》是一首触景生情的诗歌，全诗情境融洽，构思奇巧，对比鲜明，使诗的形象鲜明，感情浓郁，语言清爽，语势流畅，读来如行云流水，体味一下，却又感柔肠百转，感人至深。在《桃花行》里表达的情感，属于黛玉自己的情感要远比《葬花词》要来得浓，来得重。《桃花行》之所以有这么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在它的形象中，始终活跃着一个灵魂，这就是黛玉的个性。黛玉见月落泪，对月感怀，正是“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刘勰《文心雕龙》）的表现。她在封建势力的重压下寄人篱下，浸泡于悲与愁的泪水之中，对于爱情理想愈来愈信心不足，对自己的命运前途感到愈来愈难把握，面对大好的春光与盛开的桃花便触发了她的心事，如此的情与景会，意与象通，于是在桃花身上，便寄托了要冲破牢笼享受春光的向往，也凝结了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造成的深重的忧伤痛哀，表现了强烈的个性色彩。也正是这个原因，宝玉一看，便知是黛玉之作，尽管有人故意自充作者，也丝毫动摇不了他的判断。他说的好，其“声调口气”都是林妹妹的，也是因为林妹妹“曾经离丧”，故能作此“哀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