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夏行》与《长干行》写的是同类题材,同样采用女子口吻的代言体形式,两个女主人公的遭遇则有同异。江夏女子的丈夫也在外经商,她的凄苦较多,而幸福的回忆却较少。
江夏女子与丈夫的结合,感情基础较之长干女夫妇似乎薄弱得多。这位江夏女子自幼多愁善感,向往爱情几乎是她惟一的精神生活。她的幻想是“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不免把爱情问题看得太简单,她还不知道“负心汉”的含义,就委身商贾。殊不如商贾的生活方式特点之一是流动性大,根本不可能“白头不相离”的。
她所委身的这男子,似乎较其他商贾更为重利轻别:“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他的去处是扬州,乃是大都会,温柔富贵之乡。同去的人都还知道有个家,唯独他不回来。于是江夏女子痛苦得发疯,心理上发生了变态。她妒嫉一切少妇:“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她痛悔昨日的轻信:“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由此看来 ,李白笔下的妇女题材绝非千篇一律,妇女问题在大诗人笔下得到了多角度的反映。《江夏行》与《长干行》彼此是不能替代的。此诗较前诗比兴为少,赋法为主,又运用了五、七言相间的形式,音节上更见灵活多致。不过,大约是即兴创作,较少文字推敲,此诗比《长干行》出语稍易,腔调稍滑,不免在艺术上略逊一筹。
这首诗评价和赞扬了前人的多种碑帖,阐述了作者自己的书法美学思想,称颂孙莘老做了一件大好事。在写怍方法上,主要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并在叙述和议论中尽可能运用一些比喻,把抽象的概念变为具体的形象。
诗的前八句赞扬王羲之、颜真卿、徐家父子、李斯、李阳冰等书法大家的碑帖。据吴兴的史料记载,墨妙亭中收藏的碑目不下几十种。这里只是举比较突出的,也是诗人比较喜欢的几种作例子。一、二句说,王羲之用茧纸书写的《兰亭序》的真本,已为唐太宗殉葬,被埋进昭陵了,但他遗留下来的墨述还是像“龙跳天门”一样,笔力造劲矫健。三、四句说,颜鲁公的书法学古不泥古,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敢于大胆创新。他写出来的字有如秋鹰一样,笔力瘦劲。《书苑菁华》中说:“凡书通则变,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至于颜真卿等,皆得法后自变其体,若执法不变,号为奴书。”颜书不为古法所限,敢于突破唐初的墨守成规,”创新的风格,苏轼对这一点是给予高度评价的。苏轼早年学二王,晚年学颜真卿。他对王羲之、颜真卿是很佩服的。这两句诗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五、六句赞扬徐浩父子,认为他们的字锋棱藏在笔画中,有很强的力度感。七八句说,李斯的《峄山碑》虽然原碑焚毁了,但还有后人传划刻的,规范还在;他的笔法还破千年以后的李阳冰继承下来。从以上二列举的几种碑帖看,诗人显然认为,中国的书法,是有继承有发展的。
“杜陵评书瘦硬”以下四句,诗人阐述自己的美学思想。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有“书贵瘦硬方通神”之句。诗人不赞同杜甫的这个见解。他说:这个观点不公允,我不能以此为标准去评论别人的书法。高个、矮个,胖的、瘦的,各有各的神态,就像体态丰腴的杨玉环和苗条瘦弱的赵飞燕一样,各有各的风姿,谁也不敢说她俩哪个长得不漂亮。在这里,诗人明确主张:书法艺术的风格应该多样化,不应强求一律。
“吴兴太守真好古”以下八句,赞扬孙莘老建造墨妙亭一举。诗人写道:这位吴兴太守是个真正喜欢古人墨迹的人;他把那些残缺不全的碑都买下或摹写证缣缯上。亭中摆放着刻作龟形的碑座,墙上挂着的字迹,像古代传说中的螭一样奇形怪状;空斋中白天都显得非常寂静,只能听到敲打石碑时发出“登登”的响声。这些雄奇的墨迹在江浙一带流传开来,亲朋好友之间都夸奖王莘老做了一件好事。他给我写信要求我作一旨诗,并且要我书写好。为此,我才用粟尾笔把它书写往剡溪纸上。这两句点题。
最后四句以慨叹作结。诗人引王羲之的话说:“后世之人看我们的今天,就像我们今天看以前的人一样;人生百岁,如风前之灯,转眼会成为过去。将来人们回忆起我们今天为墨妙亭题诗作书一事,就会像当年刘禹锡登洛中寺北楼回忆秘书监贺知章一样,对他的书法佩服得五体投地,还说恨不能生长在同一个时代,以便可以当面向他请教。”这些话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