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阕以首句中“甚爱”二字统摄。次句用“千丈翠奁开”之比喻,盛赞带湖景色之胜,说明“甚爱”原因。放眼千丈宽阔的湖水,宛如打开翠绿色的镜匣一样,一片晶莹清澈。面对如此美景,难怪“先生杖屦无事,一日走千回”了。这是用夸张写法来说明“甚爱”程度,句格同杜诗“一日上树能千回”:闲居无事,拄杖纳屦,徜徉湖畔,竟一日而千回。下面写因爱湖之“甚”,而及湖中之鸟,欲与这结盟为友——这是用的拟人法。“凡我”三句,是写对眼前鸥鸟之愿:希望既结盟好之后,就应常来常往,不要再相猜疑了。这里“莫相”之“相”,虽然关系双方,但实际只表词人绝无害鸟之心,望鸥鹭尽情栖游,无须担惊。《左传·僖公九年》有这样记载:“齐盟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词里这几句格式,当为《左传》辞句套用,纯是散文句法。
“白鹤”二句,是写对眼前鸥鸟之嘱:托其试将白鹤也一起邀来。由爱所见之鸥鹭,而兼及未见之白鹤,其“爱”更进一层。以上极写带湖之美及对带湖之爱,固然表露了词人摆脱了官场尔虞我诈的烦恼和明枪暗箭的惊恐以后心情之宁静,但在这宁静之中又透露出几分孤寂与无聊。试想,一个“壮岁旌旗拥万夫”(作者《鹧鸪天》中语)的沙场将帅,竟然落得终日与鸥鸟为伍,其心境之凄凉,可想而知。妙在词中表面上却与“愁”字无涉,全用轻松之笔,这大概就是词人后来所说的“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丑奴儿》)的手法。如此表达,意境更深一层。
过片紧承上阕遐想。作者一片赤诚,欲与鸥鸟结盟为友,然而鸥鸟是“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它们立于水边苍苔之上,时而拨动浮萍,时而排开绿藻,对词人的美意不理不睬。其意从下句“窥鱼笑汝痴计”中可以看出。原来他们“立苍苔”,“为有求鱼心,不是恋湖水”,与词人“同居而异梦”。专心“窥鱼,伺机而啄在词人看来,只是一种“痴计”,对此,他当然只能付之一“笑”了。这“笑”,既是对鸥鸟“何时忘却营营”的讽笑,也是叹自己竟无与无友。“多情却被无情恼”的苦笑。看来,鸥鸟亦并非词人知已,并不懂得词人离开官场之后此时的情怀,所以他怅然发出了“不解举吾怀”之叹。盟友纵在身旁,孤寂之心依旧,无人能释分毫。可见,词人所举之杯,根本不能为永结盟好作贺,只能浇胸中块垒罢了。虽然人们常说“举杯浇愁愁更愁”,但词人并没有被愁所压倒。“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他从自己新居的今昔变化中,似乎悟出了社会沧桑和个人沉浮的哲理——“人世几欢哀”。词人本是心情郁闷,却故作看破红尘、世态炎良。变得益发旷达开朗,因而对隐居之所带湖也更加喜爱了。“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要作久居长栖之计了。词到此处完篇,对开首恰成回应。
如果说上阕旨意全在不写之中写出,那么下阕则就是在委婉之中抒发了。然而其语愈缓,其愈切,感情愈发强烈,较上阕又进一层。天地之大,知己难寻;孑然一身,情何以堪!虽有带湖美景,但纵是盟鸥,也不解已意,作者心绪可知了。可见,这首词表面是写优游之趣,闲适之情;分明是抒被迫隐居、不能用世的落寞之叹,孤愤之慨。清代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细玩稼轩此作,确有“不言言之”之妙。
以调侃的语气写政治讽刺诗,读来虽感幽默风趣,却令人倍为心酸,这首绝句的特色就在于此。
诗人没有青衫穿,这样讲当然是到了超越现实的程度,夸张过了头。但是,以不可能存在的现实来反衬极度的愤慨的感情(诗人对朝廷为和戎而用“百万缣”的无比愤怒),这种“超极表至极”的曲达方式在诗词创作中已是屡见不鲜了,比如李觏的《乡思》,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等,用的都是这种手法。
青衫是读书人的象征,是与一般平民区别的特征之一,代表了士子们的体面。诗一开始就抓住这件象征物,说如今我这个诗人连想穿一袭青衫都没办法了!极其愤疾的一句话,劈头而来,不啻在说如今斯文已经扫地。言外之意,当然扫地的何止是斯文,刘克庄正以此代指整个朝廷国家的体面都丢尽了。何以会连读书人想一件青衫都得不到?诗第二句立即指出,这是因为做青衫的丝绸都孝敬金虏去了。这两句是倒装,因了和戎,诗人才没绸做衣服,诗把因果关系调转顺序,就突出了胸中的愤愤不平。此外,诗人没有青衫,百姓们为了交纳额外的赋税,穷困的程度就用不着多说了。
三、四句忽生奇想:金虏如此欺负我们,朝廷却一味忍让,这些贡银及绸缎从哪儿来呢?我看西子湖边的杨柳桃花不如全都拔掉,种上桑树养蚕织绢,用以填金人的无尽欲坑吧!这两句写得很冷。当然,诗人并不是真的认为在西湖边种桑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随机而发,加深前两句所述的愤慨而已。把白堤、苏堤、“柳浪闻莺”,这些西湖著名景点上的柳树都砍光拔尽,种上桑树以养蚕,自然也是荒唐至极的想法,但是,这种作法却有合理性,总得让人有衣穿,不养蚕就没有什么能拿来织缣的。“衣”与“食”事关国计民生,西湖没有柳可以,人民没吃没穿可不行。诗人的话虽说得很率直,而表现出来的心思却很曲折,这种表达方式叫做“直中含曲意”,运用这种手法,以小见大,可使作品显得格外委婉含蓄。
全诗虽然很短,但紧紧抓住朝廷不顾耻辱向金人贡献大量丝绸这一中心做文章,有激切的鞭斥,有幽默的调侃,讽刺性很强,而诗又不显得直露,读后容易引起人们的深思和共鸣。
这首诗把牡丹拟人化,把牡丹当做自己热恋中的情人。首联写去年与牡丹分别情景;颔联用巫山神女与武陵渔人两个典故,含蓄而深致地表现了诗人对牡丹的眷眷思念和意外相逢的惊喜欣悦;颈联再现了与牡丹的深长情意,相知毋忘;尾联中诗人把自己与恋人牡丹相亲相爱之情推向高潮。全诗感情跌宕起伏,笔触细腻曲折,余韵无穷,极具艺术魅力。
“去春零落暮春时,泪湿红笺怨别离。”别后重逢,有太多的兴奋,亦有无限的情思。面对眼前盛开的牡丹花,却从去年与牡丹的分离落墨,把人世间的深情厚意浓缩在别后重逢的特定场景之中。“泪湿红笺”句,诗人自己进入了角色,亲切感人。
“常恐便同巫峡散,因怨重有武陵期?”化牡丹为情人,笔触细腻而传神。“巫峡散”承上文的怨别离,拈来楚襄王和巫山神女的故事,给花人之恋抹上梦幻迷离的色彩:担心与情人的离别会象巫山云雨那样一散而不复聚,望眼欲穿而感到失望。在极度失望之中,突然不期而遇,更使人感到再度相逢的难得和喜悦。诗人用武陵渔人的故事和刘晨、阮肇的传说,给花人相逢罩上神仙奇遇的面纱,带来了惊喜欲狂的兴奋。两句妙于用典,变化多端,曲折尽致。
“传情每向馨香得,不语还应彼此知。”两句既以“馨香”、“不语”射牡丹花的特点,又以“传情”、“彼此知”关照前文,行文显而不露,含而不涩。花以馨香传情,人以信义见著。花与人相通,人与花同感,所以“不语还应彼此知。”
以上六句写尽诗人与牡丹的恋情,末两句,将诗情推向高潮:“只欲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思。”“安枕席”于栏边,深夜说相思,见其相思之渴,相慕之深。这两句想得新奇,写得透彻。
此诗将牡丹拟人化,用向情人倾诉衷肠的口吻来写,新颖别致,亲切感人,有很强的艺术魅力。
这首赋开头假设自己(第一人称)受诽谤,引出下文自己不好色,而且用古代圣贤作衬托,重点写赴梁途中的艳遇,再次突出自己不好色,从而表现作者坚守高洁品格的思想。全赋语言清丽华妙,调动多种感官来完成对美女的铺写,在艺术手法上颇有独到之处。
这篇文章的构思明显受到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赋一开始便写到作者因美貌而受到邹阳的嫉妒,邹阳以作者的美貌作为攻击目标,诬谤相如“不忠”,有染指后宫的企图。梁孝王问作者道:“子好色乎?”作者则以自己不好色作答。这种开始和《登徒子好色赋》基本一样,只是宋玉变成了司马相如,登徒子变成了邹阳,楚襄王变成了梁孝王,且与《登徒子好色赋》相比,此赋中两人问答的针对性更强,连接更紧凑,序文和正文的过渡也更自然,甚至可以把序文看作是正文的一个段落。为了说明自己的不好色,作者首先针对梁王“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的诘问指出孔子、墨子这些圣人虽有回避女色的事迹,并不能证明他们不好色,而是尽量避免受到女色的影响,这又更能说明圣人也不免有好色之心。好色本属于一种心理状态,只有在面临色诱时才能判断是否好色,相反,不接近美色就无法证明是否好色。作者的论述带有非常浓的思辨色彩,也为说明自己不好色奠定了前提。接着,作者举了自己的两件不好色之事。
饮食男女为人之常情。作者这种近女色而不为女色所动的态度,大致出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传说,是过于道德化、理想化的。从人类的自然天性方面说,不一定可取。但从艺术角度说,确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譬如善于选取典型事例。作品中只介绍了两个具体事例,都在说明自己的不好色。前者说东邻女子顾盼自己多年,表现出作者抗拒美色的持久性;后者强调上宫女子之多情,突出了作者拒绝诱惑的坚定性。二者同中有别,意思表达全面充分。再如,善于用情境烘托气氛。尽管作者写了自己在西土时的“室宇辽廓”来概括孤独寂寞的心情,但最为精彩的还在于对上宫客馆中的一段描写。写女子,没有停留于静态容貌的描写,而是从语言、歌声、举止、行为表现其精神意态。不仅如此,还注意到了周围环境,写上宫内外,用了“寂寞云虚,门阁昼掩,暧若神居”和“芳香芬烈,黼帐高张”等语衬托其中女子的娴静美好;写黄昏时则用“玄阴晦冥,流风惨冽,素雪飘零”和“金钮熏香。黼帐低垂,捆褥重陈,角枕横施”作对比,反衬出馆中人情的温暖。此外,此赋扬弃了《登徒子好色赋》中描写丑妇的内容,改变了宋玉一类文学侍臣滑稽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因而显得非常严肃,同时也包含了作者对于女性的几分尊重。
全赋以散体赋的形式写骚体赋的内容,运用比兴的手法进行全文构思,笔调轻巧灵活,语言晓畅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