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是李清照晚年所作,借赏梅自叹身世。词人截取早年、中年、晚年三个不同时期赏梅的典型画面,深刻地表现了自己早年的欢乐,中年的悲戚,晚年的沦落,对自己一生的哀乐作了形象的概括与总结。
上片忆旧。
第一层“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开头两句回忆早年与赵明诚共赏梅花的生活情景:踏雪寻梅折梅插鬓多么快乐!多么幸福!这“醉”字,不仅是酒醉,更表明女词人为梅花、为爱情、为生活所陶醉。她早年写下的咏梅词《渔家傲》中有句云:“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共赏金尊沉绿蚁,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可作为“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的注脚。
第二层“挼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写丧偶之后。李清照在抒情时善于将无形的内心感情通过有形的外部动作表现出来,如“倚楼无语理瑶琴”(《浣溪沙》),“更挼残芯,更捻余香,更得些时”(《诉衷情》),“夜阑犹剪灯花弄”(《蝶恋花》)。花还是昔日的花,然而花相似,人不同,物是人非,怎不使人伤心落泪呢?李清照婚后,夫妻志同道合、伉俪相得,生活美满幸福。但是,时常发生的短暂离别使她识尽离愁别苦。在婚后六、七年的时间里,李赵两家相继罹祸,紧接着就开始了长期的“屏居乡里”的生活。生活的坎坷使她屡处忧患,饱尝人世的艰辛。当年那种赏梅的雅兴大减。这两句写的就是词人婚后的这段生活,表现的是一种百无聊赖、忧伤怨恨的情绪。本词中“挼尽”二句,说把梅花揉碎,心情很不好,眼泪把衣襟都湿透了。插梅与挼梅,醉赏梅花与泪洒梅花,前后相比,一喜一悲,反映了不同的生活阶段与不同的心情。
下片伤今。
第一层“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生华”意为生长白发。词人漂泊天涯,远离故土,年华飞逝,两鬓斑白,与上片第二句所描写的梅花簪发的女性形象遥相对照。
第二层“看取晚来风势,故应难看梅花。”又扣住赏梅,以担忧的口吻说出:“看取晚来风势,故应难看梅花。”看取意为看着。晚来风急,恐怕落梅已尽,想赏梅也看不成了。早年青春佳偶,人与梅花相映。中年迭经丧乱,心与梅花共碎。晚年漂泊天涯,不想再看梅花委地飘零。词人南渡后,特别是丈夫去世后更是颠沛流离,沦落漂零。生活的折磨使词人很快变得憔悴苍老,头发稀疏,两鬓花白。词人说:如今虽然赏梅季节又到,可是哪里还有心思去插梅呢?而且看来晚上要刮大风,将难以晴夜赏梅了。而且一夜风霜,明朝梅花就要凋零败落,即使想看也看不成了。
“看取晚来风势,故应难看梅花”,可能还寄托着词人对国事的忧怀。古人常用比兴,以自然现象的风雨、风云,比政治形势。这里的“风势”既是自然的“风势”,也是政治的“风势”,即“国势”。稍后于清照的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与此寓意相似,都寄寓着为国势衰颓而担忧的情绪。清照所说“风势”,似乎是暗喻当时极不利的民族斗争形势;“梅花”以比美好事物,“难看梅花”,则是指国家的遭难,而且颇有经受不住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她根本没有赏梅的闲情逸致。身世之苦、国家之难糅合在一起,使词的思想境界为之升华。
这首词篇幅虽小,却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从依次描写赏梅的不同感受看,运用的是对比手法。赏梅而醉、对梅落泪和无心赏梅,三个生活阶段,三种不同感受,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对比中表现词人生活的巨大变化。从上下两阕的安排看,运用的是衬托的手法,上阕写过去,下阕写现在,但又不是今昔并重,而是以昔衬今,表现出当时作者飘零沦落、哀老孤苦的处境和饱经磨难的忧郁心情。以赏梅寄寓自己的今昔之感和国家之忧,但不是如咏物词之以描写物态双关人事,词语平实而感慨自深,较之《永遇乐·落日镕金》一首虽有所不及,亦足动人。
这一首小词,把个人身世与梅花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梅花上寄托了遭际与情思,构思甚巧而寄托甚深。
柳词多写春色,却每每同中有异。“花发西园,草薰南陌”,起句即从视觉与嗅觉上透出浓郁的春之律媚与春之气息。上片由描绘春景转入伤怀感旧,为下片的遥想与消魂蓄足了势头。章法自在井然,句法亦成有序。环顾他人携手踏青,反视自家孤身面对春景,孤凄寂寞,更添出无限伤感的是“良辰美景虚设,赏心乐事何得”,热闹的禊宴,以及银塘、金堤,愈衬托了人的孤独与怅惘,是以乐景写哀情也。下片多写回忆。“当日”情浓时,光景历历在目;“前事”已矣,旧梦不再。令人不禁悲从中来,“泪沾襟袖”。“未省”二句当是问句。“岂知”二句,语含双关,巧用弄玉、萧史事,又以“仙乡”与之呼应,亦是“活法”。
全篇写得哀怨凄楚,虽是恋阙怀人之旧题,却能翻出新意,景与情之反衬,运用得亦自然妥贴,景语清空,情语凝深,且能浑化无迹,总于怨悱之旨。最值得注意的是,柳永与歌妓之间的那份真挚而恳切的情感,似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情欲,已升华到一种较高的精神境界,不可再以“轻薄”斥之了。柳永的这样一种情愫,巳开宋金元文人与歌妓(戏曲演员)平等相爱之先河。元人关汉卿、卢挚等与女演员朱帘秀之间的赠答曲中,依稀可见这种人道主义思潮的来龙去脉。或许这与柳永在仕途上的波折与久滞不售的经历有某种联系。
这首诗表达了他对眼前市井众生的观感,但诗中绝没有那种慧眼看世界的达观,而更像是晨起(或者干脆一夜没睡)后对眼前劳碌营生所发的牢骚。
在这首诗中,诗人李贺看似没有出场,字里行间却都渗透着李贺的影子——他观望着为生计奔波忙碌的人们:“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看到这种景象,得道的隐者高上可能会淡淡一笑,矢志“独善、兼济”的人志士可能会激起建功立业、济助苍生的冲动,结营的市侩小人可能会盘算着应该如何去谋得个人名利,引车耕田的俗众可能会迫切地希望加入其中,开始他们的市井人生。唯有李贺站在人群的边缘,没有哪个人群是他真正的归属,他只是个观塑者。眼前的每一扇门似乎都向他敌开着,他都想推开看一看,但是每个房间都没有他的位置。他俨然是个无家可归的人,这个闹市对他来说无异空巷。
然而他没有退路。严君平与韩伯休那样的高士早已经远逝了。严君平以出世之心投入市井人生,承担了众生的”"人生导师”角色。康伯休以“高尚道德化身”的角色于市井,为避名而归隐,名声反而更噪。李贺不能效法严君平与康伯休中的任何一个。他想从平凡的市井人生中抽身出来,但他又不得不为了简单而严酷的生存不情愿地加入这个灰色的市井;他总在幻想着求取功名,但是功名却迟迟不肯光顾他,更谈不到像康伯休那样避名了。
《陈太丘与友期行》全文仅有103个字,却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关于守信与不守信的一场辩论),刻画了三个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说明了为人处世,应该讲礼守信的道理。如此有限的文字,却包含了这样丰富的内容,真可谓言简意赅了。如果不是在语言的精炼上造诣高深,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精炼语言,体现在文章的始终。一开头,文章以“期行”、“期日中”、“不至”、“舍去” 、“乃至” 等几个关键词语,把事情、时间、起因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在这些交代中,还把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个守信,一个不守信)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
文章的结尾,虽只客寥数语,但却字字生辉。“惭”、“下"、“引”三个动词,把友人知错欲改的心态及行为刻画得入木三分。对中方鄙弃“无信”的那股倔强劲儿,也用“入门,不顾”四个字,描绘得维妙维肖。就在最能体现文章中心思想的第二层 (子斥友人)中,尽管作者用了比开头和结尾要多得多的笔墨,但文字仍然十分精炼。单就叙述的句子来说,在叙述友人问中方时,由“问”到“怒”,感情急剧变化,充分表现了友人那粗鲁无礼的性格。而在叙述中方批驳友人的怒斥时,则选用语气平和的“答曰”、“曰”这类词,这对表现中方不惧怕友人的怒斥、知书达理、善于应对的性格,起到了绝好的作用。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主题思想,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揭示的。这些人物对话,虽然只有三言两语,但句句都紧扣文章中心,紧扣人物性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文章写友人与中方的对话有三句。第一句“尊君在不?”开门见山,问得直截了当,毫无谦恭之意,初露性格的鲁莽。第二句“非人哉!”出言不逊,当着儿子骂父亲,这是不讲礼仪的行为,再露性格的粗鲁。第三句“与人期行,相委而去!”看似有理,实则无理。不自责自己失约误期的错误,反而委过于人,怒斥对方如约而行的正确做法,这就更加暴露出友人不讲道理的性格特征。
文章写中方与友人的对话也有三句。第一句“待君久,不至,已去。”这是针对友人的问话而答的。中方不是正面回答友人提出的问题,在,还是不在。而是先说“等君久”“不至”,再说“已去”,把父亲的 “去”与“等君久”和友人的“不至”联系起来。这样的回答,不仅把父亲为什么走说清楚了,为后面批驳友人的怒斥作了准备,而且话中有话,流露出对友人失约的反感。第二、三两句是对友人无理怒斥的反驳。第二句“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这是针对友人强调“期行”而说的。守信还是失信,关键在于“期日中”,“日中不至”,当然就是失信了。抓住实质,击中要害,
使友人失去辫驳的根据。第三句“对子骂父,则是无礼。”这是针对友人出言不逊而说的。在指出友人“无信”的基础上,又指出友人“无礼”。一步紧逼一步,把友人逼到了无以言对的狼狈境地,以至最后不得不“惭”而“下车引之”。由于这些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虽然只有短短几句,也可以看出中方—陈太丘性格的折光,是多么聪颖仁慧、知书达理。
《陈太丘与友期行》一文细节微言、涵泳无穷。“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尺寸之间起波澜,与下文问答中“待君久不至,已去”“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 ”呼应。友人“问”“便怒”“惭”“下车引之”,一波三折。其间,先称 “尊君”,骤然口不择言 “非人哉”,人物情态,栩栩如生。中方“门外戏”、一答一日、“入门不顾”,应对自如,宛若成人,表现出鲜明个性与独立人格。不论是情节上的起伏变化,还是人物情态上的自然生动,乃至文字之下隐藏着的本真性情、坦率品质,都值得我们琢磨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