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物言志诗,所咏的对象是龙泉宝剑。据传龙泉宝剑是吴国干将和越国欧冶子二人,用昆吾所产精矿,冶炼多年而铸成,备受时人赞赏。但后来沦落埋没在丰城的一个古牢狱的废墟下,直到晋朝宰相张华夜观天象,发现在斗宿、牛宿之间有紫气上冲于天,后经雷焕判断是“宝剑之精上彻于天”,这才重新被发掘出来。这首诗就是化用上述传说,借歌咏龙泉剑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抒发不遇的感慨。
诗人用古代造就的宝剑比喻当时沦没的人才,贴切而易晓。从托物言志看,诗的开头借干将铸剑故事以喻自己素质优秀,陶冶不光;其次赞美宝剑的形制和品格,以自显其一表人材,风华并茂;再次称道宝剑在太平年代虽乏用武之地,也曾为君子佩用,助英雄行侠,以显示自己操守端正,行为侠义;最后用宝剑沦落的故事,以自信终究不会埋没,吐露不平。作者这番夫子自道,理直气壮地表明着:人才早已造就,存在,起过作用,可惜被埋没了,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应当珍惜、辨识、发现人才,把埋没的人才挖掘出来。这就是它的主题思想,也是它的社会意义。在封建社会,面对至高至尊的皇帝,敢于写出这样寓意显豁、思想尖锐、态度严正的诗歌,其见识、胆略、豪气是可贵可敬的。对压抑于下层的士子有激发感奋的作用。这首诗的意义和影响由此,成功也由此。
张说评述郭震“文章有逸气,为世所重”。所谓“逸气”,即指其作品气势不羁,风格豪放。《古剑篇》的艺术特点,正如此评,其突出处恰在气势和风格。由于这诗是借咏剑以发议论,吐不平,因而求鲜明,任奔放,不求技巧,不受拘束。诗人所注重的是比喻贴切,意思显豁,主题明确。诗中虽然化用传说,不乏想象,颇有夸张,富于浪漫色彩。例如赞美宝剑冶炼,称道宝剑品格,形容宝剑埋没等,都有想象和夸张。但是,笔触所到,议论即见,形象鲜明,思想犀利,感情奔放,气势充沛,往往从剑中见人,达到见人而略剑的艺术效果。实际上,这首诗在艺术上的成就,主要不在形式技巧,而在丰满地表现出诗人的形象,体现为一种典型,一种精神,因而能打动人。“文以气为主”,“风格即人”,此诗可作一例。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王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