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曲所要描写的不是菊的高洁,而是作者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喟叹。重阳过后,菊花零落,作者面对零落的菊花,不禁以物拟我,而且自觉比菊还要羞愧三分。此曲赞扬了菊花不畏风霜的坚强品格。此曲词明白如话,表现曲的“贵浅显”的特色。它宛转相生,一波三折,一层深入一层,“问花不语,花替零愁。
“可怜秋,一帘疏雨暗西楼,黄花零落重阳后,减尽风流。”是说西风碎减叶飘零,作者推开了窗子,映入眼目的不是一帘幽梦,而是凄风疏雨,从楼瓦淌下,化作雨帘。重阳节后,菊花凋零,曾经鲜艳夺目的花朵已落去大半。
“对黄花零自羞,花依旧,零比黄花瘦。”是说花虽败落,但那些依然在枝头盛放的秋菊仍保有风采,张养浩再看看自己,却已瘦得不成零形。最后两句“问花不语,花替零愁。”他忍不住问花,自己该如何是好,花虽不语,想必它也在为自已感到忧愁。该曲以通感的手法来结束,一句“花替零愁”,顿使曲子中的愁情变得更加浓郁。张养浩的自怜自惜赫然在目,令零也想化作秋菊,成为倾听他的对象。
在《殿前欢》的曲子中,他本认为猬零的花应比他更自怜,但实际上菊花耐秋风的能力远超乎他的想象,于是张养浩才想,也许菊花是在替他悲苦,是以纷纷凋谢。
此曲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零比黄花瘦”是引自李清照词《醉花阴》“帘卷西风,零比黄花瘦”;“问花不语”则是引自欧阳修词《蝶恋花》 “泪眼问花花不语”。全句的引用,以旧词生新意,用法新颖。
张养浩之所以写“对菊自叹”,其实还有另一层深意。菊花是陶渊明的最爱,陶渊明经常对菊咏叹,表明心迹。张养浩选用菊花,自然是说自己也想如陶渊明一样,成为一个不问世事的隐居者。往日的宦海风波已成过去,鸟儿返林、鱼儿纵渊,那时的陶公何等惬意,张养浩也想成为另一个陶公,过着池鱼在故渊的生活。
《对菊自叹》是一首寓情于物、借景抒怀的曲子。作者看到菊花遭到秋雨,黄花零落,减尽风流。自己也精神颓唐,瘦过黄花。怜花正是自怜,作者借菊自叹,乃是对自己政治上失节的悔恨。
这篇文章以扬为抑,褒中有贬,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文章条理清晰,措辞委婉,情感恳切坦诚,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此文大致可分为五段。第一段是交代写作缘起。宋神宗赵顼是一个有志图强的年轻皇帝,公元1067年即位。即位时只有二十岁,出于谋求富国强兵、改变“本朝”积弊的迫切愿望,他即位第二年便召见王安石进京议对。此时王安石已近“知天命”之年,其经历、见识很不一般。他从少年时起即胸有“轩冕”之志,曾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出仕前又跟随宦游四方的父亲到过岭南、江苏的不少地方,对于下情已有所体恤。中经丁忧,二十一岁人京应礼部试,首试即中,以第四名的好成绩登杨真榜进士。王安石由于个性拗强,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素有“矫世变俗之志”,名播朝野。神宗早在东宫时已闻王安石大名,继位后,对这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提出“改易更革”主张的王安石十分倚重。这次把他由江宁召回京都,就是向他咨询北宋百年来没出大乱子的问题,要他当面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面对皇上,口头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难无惶恐,加之时间紧迫,未敢迁延,来不及详对,即告辞返回。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遂写了这篇《札子》,进一步申述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实行变法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依据。神宗激赏此文,次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变革遂张。此文可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第二段是对“本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至仁、英二宗的一一称颂,从而作出“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初步答案。既然是百年的事,自然以前几任皇帝都得提到。宋太祖因是开国之君且较有作为,所以说得较多,其余太宗、真宗、英宗都是一句带过,唯独对宋仁宗所论最详。这倒不是仁宗特别英明,而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而暴露出的问题最多,后遗症亦最‘大,所以必须加以详尽分析。
第三段,作者以“从官”的身分极言仁宗的所谓政绩美德,称颂他“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王安石认为仁宗当皇帝时,对上尊崇天意,对下兼听众议,宽仁恭俭,做得自然而又始终如一。尤可贵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审理案件力求给犯人留一条活路,而对于官吏扰民深恶痛绝。对外不忍兴师动众,对内赏罚合理,不信谗言,处处依法办事。皇帝给监察机关带了个好头,所以各级官吏不敢擅自发号施令。也不敢做伤害百姓的事。自西夏归顺宋朝后,再没有发生较大的边境民族叛变之事。这样边民可免遭战乱之灾,内地民众亦可安居乐业。皇亲国戚不敢触犯法令,他们立身行事有的比百姓还谨慎,这是刑法公道所收到的成效。上百万军队是稳定的,一旦有贪污盗窃的人,很快便被揭露,至于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的人,会立即被破获,而皇帝身边的人也不敢擅作威福,索取贿赂。奸佞贪婪者偶被录用,但不能长久。各级官吏的任命提升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无遗珠之憾,这是任人唯贤和依靠法制的结果。由于深得人心,所以在仁宗皇帝去世时,人们就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悲痛万分。
第四段篇幅比上段略短,却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也是作者的醉翁之意之所在。头一句开门见山,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可谓深中腠理。这些弊病分别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皇帝朝夕共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妇女,临朝理事,又不外是一些琐碎之务,远不如那些有作为的国君,能同士大夫一起研讨先王的治国之法,从而在全国加以推行。二是对于事物不分名与实,一切听凭自然而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虽任用了贤人,但小人也占据一定职位;正确的言论皇帝不是不听。但错误的主张也时时被采纳。三是没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以诗赋和背诵古书的办法取士,论资排辈、按科名资历任用官吏,而没能采取必要的考核措施。四是监察机关(监司)没有称职的官员,边将不是由军队中有指挥经验的人担任,而是任命一些并无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的人充当。五是官吏调动频繁难以考核其政绩,而“游谈之众”便以假乱真,贤人反被埋没;靠私交、“走后门”扩充自己声望的人,大都成了高官;不靠后台、对公事尽职尽责的人,有时反被打击排挤,故而上下偷懒,一味取悦于人;贤人有职无权,才能得不到发挥,实等同于庸人。六是沉重的徭役造成农民破产,而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兴办整修农田水利等等。七是边防部队没有进行训练整顿,其中多有疲惫衰老者;内地驻军全是兵痞无赖,没能改变五代以来在养兵问题上笼络迁就的坏风气。八是对于皇族成员不曾经过严格教育和选拔,竟然委以重任,这不符合先王奖优罚劣的用人原则。九是朝廷对于理财,大都没有恰当的办法,所以尽管皇帝本人很节俭而百姓并不富裕,皇帝对国事百般操劳而国家却不强盛;幸而没有外患,也没遇到特大天灾,所以一百多年来没有出乱子。十是虽说事在人为,但“本朝”的创建和存在却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显然,以上十条,没有一条不是对北宋朝廷的严厉批评。遗憾的是后世读者曾对王安石的这一苦心孤诣产生了误解,认为“虽日人事……此其所以获天助”之说,是对北宋的歌功颂德,把功劳归于皇帝和上天,表现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实则相反,这是王安石改革主张彻底性的实际表现。因为这十条的寓意在于北宋王朝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靠上天帮助的偶然性得以维持,如不改革,绝无出路。《宋史》本传载:神宗诏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对日“择术为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宋以来因循守旧的现行治术,而主张必须择取和制订足以对付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新的治国方案。
第五段指出“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对宋神宗的吹捧。鉴于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有作为的大臣的满腹牢骚,也只能是委婉地、甚至是违心地加以表述。这一段话虽不多,但分量很重,它无异于警告赵顼说:天助是靠不住的,人事也不可有始无终,即使你对这些话很忌讳,因此而怪罪我,我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从而忠告你必须重新选择(择术为先)有助于变法图强的“人事”。成败在此一举,你如听取劝告,留心国事,实施变法,这便是天下人的一大福份!王安石的这些话中之话何等尖锐,哪里有什么美化和吹捧的意味!
特点一:本文组织严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论述明白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特点二: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语言表达上谦恭委婉。如一、五段,极尽臣子之礼。表述思路上以颂扬为铺垫,寓贬于褒、以扬为抑。如二、三、四段。由此,王安石剖析了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特点三:在语言方面,本文很好地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使字句音节铿锵,为文章生色不少。
此诗起句语调平缓,“天下几人画古松,毕宏已老韦偃少”总出韦偃善画松且正当年,接着,突然发出警语:“绝笔长风起纤末,满堂动色嗟神妙。”是说当韦偃画成搁笔的时候,松树梢末忽起清风,满堂观画的人都为之动色,惊叹松画的神妙。这与“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的惊人句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段八句,具体描绘韦偃《双松图》中的景象,诗境即是画境。“两株惨裂苔藓皮,屈铁交错回高枝。”意思长满苔藓的双松树皮,已经坼裂,屈曲如铁的松枝,交错回环。“白摧”、“黑入”二句分承上文诗意,就“皮裂”和“枝回”作进一步的形象描绘。“白摧朽骨龙虎死”,是指松皮坼裂的枝干好象龙虎的朽骨,韦偃用枯淡的笔法画枝干,所以说“白摧”。“黑入太阴雷雨垂”,形容回环枝干上的松叶,好像下垂的阴云雷雨,韦偃用浓润的笔触画树荫,因此称“黑入”。“松根胡僧”以下四句,描写松下入定僧,神态宛然。须眉花白的胡僧在松下入定,右肩和双脚任其袒露,寂无声息,似乎在休憩,连松叶中的松子掉下来也不知道。
诗人喜爱韦偃的松画,于是备绢求画。“韦侯韦侯数相见”,可见诗人与韦偃已是熟识的朋友,所以他便拿出“不减锦绣段”的“好东绢”,请画家纵笔作画。韦偃画松,以屈曲见奇,画直干松就难以显示出他画技的长处,杜甫却请求他“放笔为直干”,这里是说:你能纵笔画直干的松树吗?强人所难,戏之也。也可见两人交情深厚。全诗别无“戏”意,直到结句才照应题上的“戏”字。
题画诗最基本的艺术要求是,诗人应当进入画的实境中,把绘画美转化为诗艺美。此诗开头四句和结尾五句,从《双松图》的艺术效果着笔,渲染韦偃画艺的出神入化,以至引起诗人的极大兴致,出绢求画。而中段八句,才是描写《双松图》的画面,画的实境是双松和松下老僧。前四句,描绘双松宛转盘曲之态、烟霞风云之变,着力表现松的奇崛之美;后四句,描摹松下老僧潇洒脱俗的神情,着力再现人物的灵异之美。松之奇崛和僧之灵异,融为一体,构成整幅《双松图》的绘画美。诗人用诗的语言再现了它们,造成了奇峭的诗境美。
这是一篇人物传记。该传略进了对桑怿出身、世系、仕履的介绍以及他最后抵抗西夏为国捐躯的事迹,而是集中笔力描写他在捕捉盗贼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机智、立功拒赏等高贵品质。文章还写了巡检欺骗桑怿、枢密吏索贿、桑怿让赏等情节,暴露了宋王朝从地方到朝廷的吏治腐败,加上“盗贼四起”,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作者有意选取最能表现人物性格和才能的层出不穷的奇特情节,来突出桑怿这位奇男子、伟丈夫,写法颇似《史记》,具有强烈的艺术吸引力。这种介于正史与传奇之间的写法对后世作品颇有影响,明清时期人物传记如宋濂的《秦士录》、魏禧的《大铁椎传》等在构思上都有意模仿此文。
欧阳修写桑怿,以捕盗为重点。所谓“盗”,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单纯偷窃抢夺财物的不良之徒;一类是与封建政权为敌的起义农民。桑怿所捕的盗这两种类型都有,因而他的行为虽有除暴安良的一面,但本质上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这是读者在阅读这篇文章时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作者选择了几个典型事例,有略有详地展开描写,成功地塑造了桑怿这个人物形象。
第一个典型事例是汝州近边诸县多盗贼,桑怿主动向县令要求当耆长,“往来里中察奸民”,一举拿获两名盗尸衣的少年,并交县衙绳之以法。第二个典型事例是在郏城和襄城捕盗,突出桑怿的勇敢。郏城捕盗是将他与郏城县尉作对比描写,以县尉之怯衬出桑怿之勇。襄城捕盗则是独写其勇:“闻襄城有盗十许人,独提一剑以往,杀数人,缚其馀。”这两个事例都是简笔描写,却能抓住人物最关键的言行,刻画人物,生动传神。
第三个典型事例是桑怿任渑池县尉时招安恶盗王伯,突出桑怿的智勇及胸襟。巡检用伪造的朝廷招降文书欺骗桑怿,要他进招降王伯,于是他“挺身人贼中招之,与伯同卧起十馀日。信之,乃出”。谁知当他带王伯一起下山受降时,“巡检者反以兵邀于山口,怿几不自免”。桑怿上当受骗,几乎丢掉性命,却仍对那位欺骗他的巡检宽大为怀,让他把王伯押解朝廷进请功,如此心胸肚量,实为罕见。
第四个典型事例是桑怿当永安县巡检时,用计在一日之间将二十三名恶贼一网打尽。这个事例最曲折复杂,也是作者重点刻画所在。桑怿接受任务后,先准确地分析了群盗的心理:“盗畏吾名,必已溃,溃则难得矣,宜先示之以怯。”接着,描写桑怿在紧闭栅门,向群盗示怯的同时,穿上盗贼的服装私访,经过许多曲折,终于收买了一个能探知贼情的老媪,摸清了群盗的情况。最后,经过周密的部署,桑怿身先士卒,亲自进捕捉最强悍的对手,“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获。”通过这一典型事例,桑怿的智勇已经跃然纸上。
第五个典型事例是写他拒绝用行贿手段取得高官,表现了他的崇高品德。第六个典型事例写他立功不愿受重赏的谦逊胸怀。第七个典型事例是写他爱民的情怀。通过这些事例的补充,桑怿这个人物形象已十分高大丰满。最后,作者又出人意表地简略介绍桑怿真实的外貌:身材不算高大,遇人羞涩,不善言辞,与他那力过数人、深通谋略的大智大勇似不相称,然而这正是作者塑造人物的真实丰满之处。
这篇传记不仅有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结构上也颇具特色。它不像六朝小说吉光片羽式地勾勒名士的举手投足,也不像现代小说围绕中心事件展开情节、塑造人物,而是截取了桑怿性格特征的一个方面的三个具体画面,环环入扣,展示出他的“大智”、“大仁”、“大勇”。这种结构手法酷似当代戏剧的“冰糖葫芦式”结构,清晰紧凑,引人入胜。
《桃花行》是继《葬花吟》之后,黛玉的又一首顾”花“自怜的抒情诗。书中说,“宝玉看了,并不称赞,却滚下泪来,便知出自黛玉”,宝琴让他猜是谁做的,宝玉一猜就中:“自然是潇湘子稿。”宝琴开玩笑地骗他说是自己作的,宝玉不信,“这声调口气,迥乎不像蘅芜之体。”宝琴又用杜工部诗风格多样来证明宝琴也可以写出这样的诗,宝玉笑道:“固然如此说,但我知道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此伤悼语句,妹妹虽有此才,是断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 (以上《红楼梦》中的原文在各版本中语句可能会有所出入)。
《桃花行》确实充满了哀音,宝玉并不称赞,是因为领会了这“哀音”,再也说不出称赞的话了。这首诗出现在第七十回,已经离荣府败亡和黛玉夭折不远了。“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就是明显的预言。只待“一声杜宇春归尽”,群芳都将以不同的方式憔悴,而最早凋零的就是黛玉。
黛玉寄住在贾府,“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她这样一个具有叛逆思想的人,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会感到极大伤悲痛苦和压抑。《桃花行》一诗,以深沉的感情,形象的语言,表达了林黛玉内心的忧伤、痛苦。通过以灿烂鲜艳的桃花与寂寞孤单的人的反复的多方面的对比、烘托,而塑造了一个满怀忧虑、怨恨而又无力自拔的贵族少女的自我形象。林黛玉以花自喻,抒发了内心深底的无限感慨。“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是她自我的哭诉与写照。宝玉与黛玉有共同的叛逆思想基础,所以宝玉一看就知道“自然是潇湘妃子的稿子了”。诗中表现了黛玉的苦闷,一是由于她过着令人窒息的生活,感到了未来的不幸,发出了哀音;另一方面,是她思想矛盾的反映,她要冲破束缚,又没有力量撕破罗网,因而产生了一种无可奈何的苦闷和忧郁,让人给予她无限的同情。
《桃花行》与《葬花吟》、《秋窗风雨夕》的基本格调是一致的,在不同程度上都含有“诗谶”的成分。《葬花吟》既是宝黛悲剧的总的象征,广义地看又不妨当作“是大观园诸艳之归源小引”(第二十七回脂批)。《秋窗风雨夕》隐示宝黛诀别后,黛玉“枉自嗟呀”的情景。《桃花行》则专为命薄如桃花的林黛玉的夭亡预作象征性的写照。作者描写宝玉读这首诗的感受说:“宝玉看了,并不称赞,却滚下泪来,便知出自黛玉。”并且借对话点出这是“哀音”。不过,作者是很含蓄而有分寸的,他只把这种象征或暗示写到隐约可感觉到的程度,并不把全诗句句都写成预言,否则,不但违反现实生活的真实,在艺术上也就不可取了。
这首桃花诗可以分为三段,开头十句为第一段。诗歌的开头即展现出一幅“帘外桃花帘内人”的对比鲜明的生活画面。帘外春风软吹(柔和的吹),桃花盛开,帘人内却是“晨妆懒”,“比桃花瘦”,有着无限的愁苦。“人与桃花隔不远”,更显出这一对比的强烈,突出了帘内人儿的惨苦。帘外桃花帘内人,仅只一帘之隔,隔帘春天的消息已被春风吹透,而帘内却没有丝毫春天的气息;春风、桃花亦不是无情物,“东风有意揭帘栊”,花亦“欲窥人”,但帘偏就“不卷”,于是,帘便成了一种象征,一种阻隔帘内人享受春之幸福温馨势力的象征。“东风有意揭帘栊,花欲窥人帘不卷”,透过诗句,不难感受到作者对于自由幸福的新生活的向往,对于阻碍她追求自由幸福的封建正统势力的抗议。诗中的花与人是在对比中出现的,但是,在感情形态上,花与人却又存在着联系的纽带。“花解怜人花亦愁”,是说花如果懂得怜悯人的话(花若有情),花也要为人发愁。这就为后文花人交融作了感情上的铺垫。
在花与人的强烈对比中,可以看到了一个孤独伤感的观花人形象。观花人即是帘内人,她是在桃花盛开、一片春色的烘托下凸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里诗对环境的渲染,已由远及近,写到了院落庭前。帘外处处是春色,令帘内人触景伤情。在落日斜照里,凭栏而立的观花人就是一袭剪影,伶俜孑立,格外孤独。诗歌用重笔表现了观花人的伤悲:“凭栏人向东风泣,茜裙偷傍桃花立”,形神兼备,既写出了观花人可怜且可叹的形体之态,更见出观花人的神伤。接下来四句,是观花人眼中的景物,它们是对观花人神伤有力的反衬。花红叶碧,生机勃勃,千树万树盛开的桃花,如烟似雾,笼罩了一切,映红了阁楼照亮了墙壁,花红得那么热烈,在观花人眼中,自然是值得羡慕的,然而此时此刻,却又令人如此神伤。前有“凭栏人向东风泣”之句,泪眼看花,自然是红得一片模糊。诗句中“红模糊”三字,既是花红繁盛的形容,也是人精神恍惚,泪眼观物造成的印象,最是含蓄,也最是传神,深婉的表现了观花人的忧伤悲苦。
完成由花人相映到花人交融的过程,写出帘内人向花寻求慰藉、解脱的感情流程,以及对于这种愿望最终仍难免要落空的痛苦心情。在这一段中先垫上一句:“天机烧破鸳鸯锦”,将两段有机地联系起来。“天机烧破鸳鸯锦”即“烧破天机鸳鸯锦”之意。天机,为天上织女的织机。烧,极为形象地写出盛开桃花之红,花红似火。这还是上一段“雾裹烟封一万株,烘楼照壁红模糊”的意境。与花红热烈成鲜明反照的是人的情懒意怠。诗中时间的流程也是值得读者留意的。诗的开头写到帘内人“晨妆懒”,还是早晨。诗的中间写到“斜日栏杆人自凭”,已是时过中午,日已偏斜。这里写到侍女送水来,接着后文又写到“花飞人倦易黄昏”,这已是黄昏时刻了。诗从时间流程上也反映了人物阴郁缠绵的心境。处于这种心境的人自然是“见花溅泪,见月伤怀”,任何一件事都可能触发她那忧伤的情怀的。诗从洗脸这一生活细节上又展开了描写。处在特有心境的人,从洗脸的泉水倒映中看到自己脸上残存的胭脂,便展开了联想,“胭脂鲜艳何相类”,把胭脂、花的颜色、人之泪三者巧妙的扭合在一起,人之泪之所以能和红色的事物联结在一起,当然存在着某种联系。不是说这泪真是红色的,但在愁人的感情世界中,这泪也不是一般的泪,是泣血的泪。至此,作者就把自己的命运与桃花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了,达到了花人交融的境界。但是,正如俗话所说,桃花命薄。这也就是说,人与桃花都不会有好的命运,而作者是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她尽管说“泪自长流花自媚”,花在眼前尽管还是明媚媚人的,但到春尽之时,泪流干了,花也就憔悴了。这就是“泪干春尽花憔悴”的意思。同病相怜,“憔悴花遮憔悴人”,然而,黄昏无情,结局必然就是“花飞人倦”,“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诗的结尾四句已纯是“哀音”了。黛玉寓情于景,杜宇悲鸣,春已归尽,花也谢去,人去楼空,帘栊寂寞,空余月痕,这是一个注满黛玉悲伤情思意绪的悲凉凄楚的意境。这样的一个结尾隐喻了黛玉夭亡的悲惨结局,这样的“伤悼之句”就连那“尘世浊玉”的宝玉看了都要“滚下泪来”,便是读者看了,也是要深受其悲切情怀的强烈感染的。
《桃花行》是一首触景生情的诗歌,全诗情境融洽,构思奇巧,对比鲜明,使诗的形象鲜明,感情浓郁,语言清爽,语势流畅,读来如行云流水,体味一下,却又感柔肠百转,感人至深。在《桃花行》里表达的情感,属于黛玉自己的情感要远比《葬花词》要来得浓,来得重。《桃花行》之所以有这么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在它的形象中,始终活跃着一个灵魂,这就是黛玉的个性。黛玉见月落泪,对月感怀,正是“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刘勰《文心雕龙》)的表现。她在封建势力的重压下寄人篱下,浸泡于悲与愁的泪水之中,对于爱情理想愈来愈信心不足,对自己的命运前途感到愈来愈难把握,面对大好的春光与盛开的桃花便触发了她的心事,如此的情与景会,意与象通,于是在桃花身上,便寄托了要冲破牢笼享受春光的向往,也凝结了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造成的深重的忧伤痛哀,表现了强烈的个性色彩。也正是这个原因,宝玉一看,便知是黛玉之作,尽管有人故意自充作者,也丝毫动摇不了他的判断。他说的好,其“声调口气”都是林妹妹的,也是因为林妹妹“曾经离丧”,故能作此“哀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