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是游子客中自叙,开头两匀追述他离家时与妻子约定五日便返,因为“去”、“来”只有三百里路,谁知出门在外,身不由己,如今六天已过,逾期未归,他便料想家人定会产生疑虑,更会在门外伫立凝望:“应是望多时”。前四句用平淡的语言,说出了人经常有的一种感受。“应是”句从对方写起,从对方落笔,看似平常,却把自己思念家人和家人盼蔓亲人归来的心情同时表达出来,真是一箭双雕。
下片写游子归心似箭,回程途中,尽管不断加鞭,仍嫌马儿走得太慢。“鞭个马儿归去也”。照理马儿就会跑得更快.但他“心急”,故嫌“马行迟”。一“急”一“迟”,互为映衬。用字平常,含义丰富。忽听得路旁喜鹊在枝头上喳喳叫,游予灵机一动,产生了一个美好的设想:“不免相烦喜鹊凡,先报那人知。”长期的民俗传说均把喜鹊作为富于人情睬的报喜之鸟,在敦煌瞎子词中一再出现,如《阿童篓》:“正霓庭前双鹊喜。君在塞外远征网”。说喜鹊将给离人带来喜讯。此词男主人公抱着淳朴的愿望,希望喜鹊先飞回家。向。那入”报个讯。这样,这只喜鹊就成为沟通恩归与游子思想感情的媒介,把游子的归家心切和器切的盼望之情相互交织、统一起来。
该词充分体现了辛词通俗清新的艺术风格。它既无运用历史典故,亦无慷饿刚健之音,而全用朴素清新、明自如话的家常语,采取自描的手法,把游予思归的心情描绘得活灵活现。癔情朴实真挚,格调健康清新,且词中两个“儿”字,一在句中,一‘在句末,均为当时民间口语,更富有民歌风韵。
这首诗语言平实清浅,却深刻揭示出苏轼初到黄州时复杂矛盾的心情。
诗以自嘲口吻开头,此前诗人一直官卑职微,只做过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三州知州,到湖州仅两月便下御史台狱,年轻时的抱负均成泡影,只能说为口腹生计而奔忙。“老来”,诗人当时方四十五岁,这个年龄在古人已算不小了,苏轼作于密州的《江城子》词中便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句。“事业转荒唐”指“乌台诗案”事,屈沉下僚尚可忍耐,无端的牢狱之灾更使他检点自己的人生态度,“荒唐”二字是对过去的自嘲与否定,却含有几分牢骚。面对逆境,苏轼以平静、旷达的态度对待之。
初到黄州,正月刚过,又寄居僧舍,却因黄州三面为长江环绕而想到可有鲜美的鱼吃,因黄州多竹而犹如闻到竹笋的香味,把视觉形象立即转化为味觉嗅觉形象,表现出诗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紧扣“初到”题意,亦表露了诗人善于自得其乐、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轼这种“能从黄连中嚼出甜味来”的精神是最应令人钦敬的,这种豁达、乐观的精神,使他在黄州的五年政治上的低谷时期(政治上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却在创作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大批著名词篇均写于这一时期,苏轼成了古代文学家中身处逆境而大有作为的典范,苏轼“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语)的高尚思想境界成为后人之表率。
后四句为作者自嘲,颈联写以祸为福的宽慰心态,用典自况。“为口”而至此,可以说是人生的大不幸了,诗人却以苦为乐,以祸为福,在扫兴的“员外置”前加了一个“不妨”,在倒霉的“水曹郎”前加了一个“例作”,安之若素,自我调侃。其心胸开阔,个性旷达便跃然纸上。尾联写无功受禄的愧怍,质朴自然。身为“员外”,却没能为国家出力办事,而又要白白花费国家的钱银,实在是惭愧。“压酒囊”就是工钱,虽然钱不多,可对于一个“无补丝毫事”的人来说,还要费这工资,确实惭愧。 在就表现了诗人的豁达和自得。
“诗穷而后工”,“只惭”句有几分无奈,但并不把它作为完全无所作为的理由,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文学上却可以大有作为。黄州成了苏轼一生词与文章创作的顶点,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这首诗一反古代诗人在遭受打击时鸣冤叫屈、叹老嗟卑的惯例,虽自嘲不幸,却又以超旷的胸襟对待,后世诗作唯有鲁迅的一首“运交华盖”与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