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
高鹗作的词只有几十首，以稿本流传。这首《金缕曲》是真实地抒写其私人生活中一件感人的事，亦可见出作者杰出的艺术才能和极其放宕的个性。戊申为乾隆五十三年（1788），高鹗正是盛年，又过后七年才考中进士。关于畹君，从高鹗戊申同时作的《南乡子》，可知道属于“杨枝”（即柳枝）一类人物。当是风尘中女子；“今日方教花并蒂”，显然这次相会已了却宿愿。然而他们很快就分别了。所以写《金如火缕曲》时感到无比的辛酸，而让真情直率地流露，完全不计工拙，却成了至情的文字。
词写当晚与畹君相会的情形，他们已三年不见，偶然重逢时惊喜不已，抑止不住心情的激动。作者起笔直接写出“相对如梦寐”的感慨。“春梦”是美好而成空的，三年来不知有过几多的春梦，而且已经习惯。这说明别后的绵绵相思之情。偶然的重逢使人怀疑用如一场春梦。为了证实并非梦境，首先是亲自相问，再挑灯携手，仔细地辨认故人妆面。正如宋人晏几道所写的“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他们相见时“携素手”，说明曾经是很亲密的；“细认梅花妆面”暗示畹君依然妩媚姣好。“罗浮”，山名，在广东境内，风景优美，为道家第七洞天。南朝谢灵运《罗浮山赋》云：“客夜梦见延陵茅山，在京之东南，明旦得《洞经》，所载罗浮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罗浮。正与梦中之意相会。”后遂以罗浮借指意中之梦境。体察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并非虚幻之梦。既非梦境，而现实的场面更是难堪的，别后的许多事情的变化，一时难以诉说。词意发展到对现实情景的描述。“一部相思”表现别后复杂情形的出现，也许需要用一部长篇小说才能写清楚的，太多了，太复杂了，因而无从说起。双方似乎都能理解这点，没有必要从头到尾再说下去。畹君更是“低鬟默坐空长叹”，这很生动地表现了她当时的痛苦，悔恨与内疚的难言之情。缅怀往事，使她柔肠寸断，难以控制内心的悲痛。这间接反映了风尘女子不幸的命运。
词的下阙继续描述畹君复杂的精神状态。她不愿再去追溯往事，当时是谁的过错很难说清，也无法挽回，因而在尊前努力克制悲伤的情绪。她大胆而真切地表示：“从今新欢有日，旧盟须践”。显然别后变化很大，高鄂已别娶妻而有新欢了，但他又曾和畹君有过山盟海誓。可以理解，封建婚姻不是建筑在双方的爱情基础上，婚姻的缔结总是由于各种社会利益的考虑，而真正的爱情是在合法的婚姻之外的。作者在词里更多的是描写畹君的心情，以表现她的一片真情和他们之间的相互知心。既然他与新欢的日子会很长的，但也应该实践旧盟，以了却一段相思之债，这个愿望由畹君提出是十分不容易的，表现了她勇敢地追求幸福，为此愿付出牺牲，而且义无返顾。畹君的形象在我国诗词中确属罕见的，其热情直率是很可贵的，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她当晚意绪纷乱，情感复杂。作者以“欲笑欲歌还欲哭，刚喜翻悲又怨”极其细致生动地表述了她再也不能抑制自己的情感了，让它充分地发泄，在知己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纯真的个性。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有春蚕到死丝方尽之句，以表现真挚缠绵的爱情，作者借用“未死蚕丝”以喻难忘的旧情，它而今全被牵动了。古代多以珍珠比喻女性晶莹的眼泪，珠泪成串则极言流泪之多，如敦煌曲子词《天仙子》“泪珠或得似真珠，拈不散，知何限，串向红丝应百万”。畹君终于忍不住满眼泪水，似落下串串珍珠。这晶莹的泪是因悲伤还是幸福而落，很难判断，而确是发自内心的真情，人在过分幸福欢悦时也会流泪的，何况他们相聚之不易，而后会则更难期了。这次的相会虽然幸福，结果必然留下新愁。斛为古代量器，十头为斛，南宋以来改为五斗为斛。“愁万斛”极言愁之多而难以衡量，尤其是难以忘掉，上下两阙的结尾，互相呼应，很强烈地表达了作者的辛酸和痛苦。
高鄂以辛酸之情写下此词，整个情事都充满了悲伤的气氛，表现了情事的不幸，尤其是畹君的不幸，作者顺着当时意思的流程，采取线型的叙述方式，写得真情感人，描摹女性特定环境下的心理状态非常细致而真实。词中叙述角度的反复转换，自然工巧，体现出作者高度的艺术表现能力，文字不求工而达到了极工的境地。词中的情事反映了作者无视封建礼法的束缚，大胆地追求爱情幸福，而且也暗示了各种传统社会力量给这情事笼罩着的阴云，因而在欢聚时总是有痛苦辛酸之感。在词中，作者有意省去了某些艳情的描述，达到了艳而不亵的境界，保持了基本情调的统一，艺术效果非常突出。
《辛卯除夕》清·黄景仁倏忽流光吹剑过，年年此夕费吟哦。历穷讵有绳堪续，面改难如镜可磨。廿载偏忧来日促，一身但觉负恩多。遥知慈母尊前意，念子今宵定若何。
李昂（即位前名李涵）在位十四年。他登基后宦官一直专权，甘露事变后他更是失去了人身自由，一生软弱，郁郁而终。他工于五言，诗风清俊有骨气。这和他的性格似乎不大一样。也许李涵本人也不是糊涂昏庸之辈，不过是唐王朝末期国家颓败的气数使他没有更大的作为罢了。
对于宫廷除了皇帝没有谁更有发言权了。这是一首先写景转而直抒胸臆的诗。
从诗的内容上看，这首作品应该写于甘露事变之后。路边的秋草和上林苑里的繁花相比，既不美丽，又不茂盛，只是平平凡凡的野草，而且这秋草是不起眼，没有人注意的道边草罢了。秋风一过，秋草只能随风而倒，全没有坚定自主的力量。所以看似在写宫中的一般气象，实际也说明了文宗只是个傀儡而已。后面的诗句里就带着骨气了，他宁愿凭高无限意的生活下去，而不稀罕整日复同侍臣的虚假君主生活。
就算御花园是天下最美的花园，但是文宗皇帝是不贪图这将要凋零的美丽的，他心中的理想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登上统治者的高位，而不是做一棵依附于宦官的墙头草。王室的后代能有这样的理想，也算难能可贵了。唐代末期混乱的局势下，李姓王室已经处于了衰颓中。诗的开头说辇路上长起了秋草，这是不应该的，宫人连起码的除草工作都不认真对待了，可见王室的没落程度。这时候的文宗皇帝可能只有说说心中理想的权力了，要真的振兴唐王朝似乎仅是空想了。文宗远大的理想可贵在还没有忘记昔日先人打下的江山，但是这只能被理解为文宗身上有着贵族的骨气，他一个人是不能实现如此艰巨的目标的。其实他就是一个空想家。
他的心理后人是应该理解的，长期受人摆布，连人身自由都成问题的文宗皇帝很难抒发自己的苦闷。这首作品的立意还是有它的高明之处的。文字上抓住了宫廷的特点，像上林苑、辇道、侍臣，都是宫廷特有的。宫中题，表现在环境上，也是宫中人生活的写照。
宫廷除了它应有的繁华，热闹，也有许多神秘的黑暗面。书籍里也曾记载了许多宫廷中阴险复杂的倾轧，宫廷斗争历来是最危险的斗争，连皇帝本人都深陷这种漩涡的时候，一个王朝就处于深深的危机当中了。
诗人虽没有直接铺陈颂扬屈原的伟大人格，却反用《楚辞·渔父》，别具匠心地设置一个对立面，以屈原为主，以渔父为副，以副托主，以渔父“混世”的反语来激励屈原，亦是暗喻自己，流露出对同流合污者的憎恶与痛恨，也陈述了其对人生处事的鲜明独特认识与理解，披露出其政治失意后的激愤无奈心情。
“沐芳莫弹冠，浴兰莫振衣”句，诗人反用《楚辞·渔父》之意，告诫世人不要如屈原那般的明辨是非、宁死不折的积极入世态度。
“处世忌太洁，至人贵藏晖”句，直接表达观点，明喻人生在世的处事方式，就应当如渔父那般不问是非、明哲保身的消极出世态度。
“沧浪有钓叟，吾与尔同归”句，用形象表达观点，透露出韬光养晦才是真正的处世态度，愿意追随渔夫的思想和行迹，隐居江湖，不露才华。
诗人虽没有直接铺陈颂扬屈原的伟大人格，却反用《楚辞·渔父》，别具匠心地设置一个对立面，使得诗意内涵全熔铸在一个整体对比性构架之中，实则以屈原为主，以渔父为副，以副托主，以渔父“混世”的反语来激励屈原，亦是暗喻自己，从而造成更强烈的对比，间接赞扬了屈原的崇高精神，也贬抑了渔父的消极态度，只好异途殊归，各行其志，呈现出诗人对同流合污者的憎恶与痛恨，也表达了诗人对人生处事的鲜明独特认识与理解，字里行间透露其政治失意后的激愤无奈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