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绘了隐士们隐居之地山高林密,空旷荒凉,他们以苦为乐,心地坦然,反映了他们不满黑暗现实,向往清明政治的思想感情。开头四句是铺垫,写出商山的荒凉、寂寞、偏僻、险峻,以此反衬长居山中的人;接着四句写隐士们的日常生活,把荒凉艰苦的生活写得情趣盎然,折射出隐士们洁身自好、苦中寻乐的高尚情操;最后两句以唐虞盛世为衬托,抒发了他们既向往美好的社会,又对现实完全失望的慨叹。
全诗直承《诗经》四言古风,质朴无华,短短十句四十字,四位隐沦高士的形象栩栩然跃然纸上。
诗的前四句以反兴起笔,四句铺陈,描绘了荒凉艰险的生活环境:抬头是其高无极、令人感叹的万里皓天,低头便见蛇曲逶迤的深谷。四周除了莽莽苍苍的野树,便是重峦叠嶂的高山,荒凉,寂寞,偏僻,险峻,与禽兽为伍,跟人世幽隔。但是,这一层形象鲜明的图画正是为了反衬长居其中的人,可谓铺垫有力。
第五句至第八句写隐士们的日常生活,表现出他们奇特的感受:悬崖山洞是居室,青石、藤罗、野草作床帐,润泽可爱的灵芝草,足够疗饥,足以养身。作者善于遣词造句,巧于写景状物,把荒凉艰苦的生活写得奇特而优美,把在山中的居住和吃食写得诗意盎然。这四句以苦为乐的描写,是首四句艰苦环境的必然结果,而隐士们苦中寻乐的异乎寻常的乐观和坚定又带来巨大的疑问,从而自然引出下一步的抒情,进而阐述产生这种特殊生活态度的动机。
最后两句是含蓄的抒情,包含着深广的现实内容。作者把唐尧虞舜的原始时代看作是太平盛世,这固然是以思古之悠情奏不满现实的弦外之音,作者憧憬着美好的政治局面,盼望出现招贤选能的明君,但现实使隐士们失望,使隐士们不愿同流合污,所以“吾当安归”一句,实在是对现实政治的最尖锐的批判。他们宁愿躲进深山,与麋鹿为伍,看百鸟安翔,饥餐野菜,渴饮泉水,而不愿忍受暴政压迫,不愿目睹黑暗的现实。这种消极的反抗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不断出现,可见这类知识分子信念之坚定。
这首诗反映四皓“洁己修道,非义不动”的处世思想。通过描绘四皓隐居之处山林荒凉,抒发了他们身苦心乐的隐居之情,表现了他们不满黑暗社会、乐于隐居生活、向往清明政治的思想。全诗章法谨严,写险恶之景以铺垫,反衬人物以苦为乐而不愿同流合污的高尚志趣,以景托情,抒情含蓄隽永,有汉代人质朴诚恳的务实作风。
这首诗是组诗中的第三首,全诗写景简洁精练,寥寥数语就生动地勾画出自然景象;抒情委婉含蓄,蕴含了作者孤独怨愤的心境;咏物与言志融为一体,表面咏物,实际是表达人生哲理。
“新茎未遍半犹枯,高架支离倒复扶”,写旅舍中的葡萄树经过人们的照顾后正待逢时生长之状。春夏之交,葡萄树上新的枝叶开始生长,但仍未完全复苏,尚有一半的茎条是干枯的。有人为其搭起了高高的架子,又将垂下的枝条扶上去。
后二句“若欲满盘堆马乳,莫辞添竹引龙须”,要在葡萄架子上多加竹条,扩大修缮,将葡萄的枝蔓引好。诗人希望种葡萄之人能对这株葡萄多加培育,让它结出丰硕的果实。
这首诗通过描绘葡萄生长之态,表达自己仕途困顿、渴望有人援引的心情。托物言志,咏物与言志融为一体,表面写葡萄,实际是表达自己谪后的希冀。
《杨柳枝词九首》都是咏杨柳之作。其将杨柳之体态、风韵、情思以及与杨柳有关的故事与习俗均巧妙地运用于咏杨柳中,且诗歌含情宛转,风情宛然,声韵和谐,流丽而多韵味,使人咏之而兴味不尽。
组诗首篇是全组诗的序曲,劝人听诗人改编的新曲,表明了诗人一贯持有的发展创新观念。首句提到汉乐府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曲,次句讲的是《楚辞》中的《招隐士》篇。《梅花落》曲原出塞北,歌咏梅花,《招隐士》出自淮南王门下,屡屡咏及桂树,它们与《杨柳枝词》(咏柳)都以树木为歌咏对象,在内容上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刘禹锡拿它们来与《杨柳枝词》相比。接着指出《梅花落》《招隐士》这两个作品毕竟是前朝之曲,不要再奏了,现在还是听改旧翻新的《杨柳枝词》吧。《折杨柳》原来也是乐府旧曲。乐府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曲,鼓角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歌辞》《折杨柳枝词》,相和歌辞中有《折杨柳行》,清商曲辞中有《月节折杨柳歌》,其歌辞大抵是汉魏六朝的作品,都用五言古体来抒写。唐代不少文人所作《杨柳枝词》,从白居易、刘禹锡以至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薛能等的许多作品,却都用七言近体的七绝形式来写作,虽然内容仍咏杨柳或与杨柳有关的事物,在形式上确是翻新了。唐人常用绝句配乐演唱,七绝尤多。《乐府诗集》都编入近代曲辞,表明它们是隋唐时代的新曲调。
从第二首开始,每首诗都紧扣“杨柳”二字来发挥。其中既有对民间风物的描写,也有咏怀古迹之作。
第二首言大千世界万象纷纭,各具其理又相互依存。第三首写长安少年春游,杨柳为之增色助兴。第四首赞美杨柳生机蓬勃,洛阳名士雅集,杨柳长助风情。第五首写杨柳的前后境遇不同,以杨柳依人而易衰,喻人之依附富贵不求自立,终难长久。第六首是怀古诗,以杨柳见证隋之兴亡,言世事无常之意;同时借隋炀帝荒淫亡国的教训,向唐朝统治者敲响警钟。第七首以杨柳寄托怀人相思之情。第八首言杨柳最知人间别离之事,借写离别以咏杨柳多情;全诗运用写意式的笔法简练地勾勒出一幅“风吹旗动”、“夕阳西下”、“折柳送别”的优美画面,围绕自古就开始表达的“惜别”主题,创造出恬静、淡远而有情深的美妙意境。第九首写杨柳的盛衰变化,借杨花柳絮喻漂泊之感;后二句写春尽絮飞,随风飘逝,深寓讽喻之意。
这九首诗直接用民歌曲调创作,保持了纯正的民歌风味,提高了民歌的艺术水平,既有较丰富的思想内涵,又谐音合律便于传唱,使雅俗互补,相得益彰,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这正是刘禹锡追求的效法屈原的创作目标。
由于长期的贬谪生活,刘禹锡有机会接触到湘沅巴蜀的民歌民谣。《旧唐书》本传云“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辞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在唐代,如此认真地学习民歌并取得卓越成绩的,刘禹锡首屈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