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上片写景，深夜无眠，独自郊外，明光中更添几多寂寞。下片追忆时光，却不知时光去了何处。此词不像传统的悼故人词，以景寄情，以忧代思，更显孤独，思念心切。
去居庸关给王国维的感觉大概是从李白《蜀道难》的“连峰去天不盈尺”引起的。“连岭去天知几尺，岭上秦关，关上元时阙”是写实，颇有些“秦时明月汉时关”的苍凉。但“谁信京华尘里客，独来绝塞看明月”，却不尽是唐人那种“边愁”的感慨。“京华尘里客”用的本是“京洛尘”的典故。现在王国维也离开故乡到京城来了，他刚一来就对京城这个名利场极不适应，当别人在名利场中相煎相轧尚且不暇的时候，他却独自一个人在月明的夜晚来到长城寻找自己的世界。站在长城上观赏明月，那开阔的视野、光明的胸襟和透彻的思考反省就尽在不言之中了。
“如此高寒真欲绝”也是写实，而词中“高寒”，却因“眼底千山，一半溶溶白”的境界而似乎有某种象征的含义在。“溶溶白”写的是月色，但“明月如霜”，月色在古典诗词中给人的联想就常常就是寒冷的霜雪。所以，“眼底千山，一半溶溶白”在这里就兼有了杜甫“一览众山小”的博大。因此，这“高寒”的环境虽然是写实，而“高寒”的品质却有一种引人深思联想的作用，它代表了一种冷静、睿智而又孤寂的境界。所谓“京华尘里客”，都是热衷的、短视的。作者身为“京华尘里客”却追求那种冷静与睿智的境界，自然就成了一只“孤雁”，不得不忍受与睿智不能给人带来任何尘世间的好处，只能增加人的痛苦与孤独。
“小立西风吹素帻”作者强调自己戴的是“素帻”，这就令人联想到一种没有受到过尘埃污染的“本然”的品格。“素帻”在古代常用于丧事，所以在这里也有可能是用这个词来暗指他自己遭遇丧事的不幸。
因为作者本是要借长城明月的开阔皎洁来排遣内心的悲伤，最终却仍然回到“人间几度生华发”的悲伤。词中那种高远、皎洁而又寒冷之至的境界，可以引发读者产生比《减字木兰花·乱山四倚》更为广泛的联想。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
这首诗是杜审言为好友崔融而作，崔融时任唐代节度使掌书记之官。
“君王行出将，书记远从征”以叙事的方式，交待友人远出的原因和形势，描绘出一幅君王为歼敌派将出征、书记随主帅即将远行的景致。友人踏上征程，投身远征之地，自然少不了关于行军和战斗的事迹。然而，诗人却以一种巧妙的手法，通过烘托氛围，从另一侧面切入，描绘了送别的主题，进一步提升了诗歌的内涵，使其结构更为清晰有序，同时也更加生动。在诗篇中，通过对比“君王”与“书记”，以及“行”与“远”之间的巧妙呼应，诗人表达出对友人的深切称赞和羡慕之情。这其中蕴含着诗人真挚的送别之情，同时也寄托着诗人对友人未来的美好期望，期盼他能够在征战中有所建树，谱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祖帐连河阙，军麾动洛城”以写景的方式，紧接上文，描绘出一幅饯别的帐蓬连绵不断、从宫阙直伸延到河边的景致。诗人通过充满激情的情感、富有想象力的构思和夸张的表达，赋予整个结构以严谨的呈现，以此刻画出征途上那激昂隆重的送别场景以及壮观雄伟的军容。“连”、“动”两个动词，用得贴切自然，可谓一字传神，觥筹交错中，使得出征和送行的场面声势浩大、气势强劲。
“旌旃朝朔气，茄吹夜边声”写诗人想象奔赴战场后的情景：旌旗在晨光下迎着朔风招展，笳声在月色里放声长鸣，响彻边城。“朝”、“朔气”、“吹”、“边声”，富有烘云托月之意，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豪气四溢、志兴翻飞的气势，流露出军营严肃、高昂的士气和战场的悲壮气氛，侧面夸赞行军和驻屯的整肃和警惕，暗寓出诗人对此次战争必胜信念的情愫。
“坐觉烟尘扫，秋风古北平”描绘出一幅友人稳坐中军筹划灭敌计谋、待到北疆秋风劲吹之日传来平定的捷报的景致。诗人虽然没有把杀敌的情况加以叙述，却把友人那种飘逸豪放的气度、扬眉剑出鞘的神情，活灵活现，洋溢着诗人寄托着对朋友的希望和鼓励。诗人将饯行离别和抒怀融为一体，情意深长而又志气干云，既表达了对友人的关切，又衬写了包括友人在内的将士们的无畏精神。“坐觉”、“扫”、“平”，突显出诗人对友人的勉励，表现出对友人才华的信任和王师必胜的信心。
此诗借助驰骋想象的笔墨，描绘了一幅生动的沙场剪影。开头四句，诗人实写眼前的送别。后面四句，诗人超越空间的限制，写想象中的边塞恶劣的气候环境，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荒寒悲凉的景象，烘托出浓烈的战争气氛。此诗虚实相照，机趣盎然，格调古朴苍劲，音韵铿锵流转，写得言简意赅又不失笔调豪放，回肠荡气又不失痛快淋漓，没有悲悲切切的话语，而是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和令人鼓舞的力量。诗中着重描写友人到前线稳坐中军、运筹帷幄的威武风姿，祝颂之意即暗含其中，这样来写送别，生面别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