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政楼西的一株柳树,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注:开元年间为713年-741年)所种,至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已在百龄上下,当时白居易已五十一岁。以垂暮之年对半朽之树,诗人自然会怆然动怀。东晋桓温北征途中,看到他昔日手种的柳树都已经有十围那么粗了,曾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对树伤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难怪诗人要良久立马,凝望出神了。树“半朽”,人也“半朽”;人“多情”,而树在诗人眼中,也是物情同人情。宋代辛弃疾就曾写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这样情趣盎然的词句。白居易看到这株临风老柳就好像是出于同病相怜,为了牵挽他这位萍水相逢的老人,才摆弄它那多情的长条。
诗的开始两句,把读者带到了一个物我交融、物我合一的妙境。树就是诗人,诗人就是树,既可以说多情之人是半朽的,也可以说半朽之树是多情的。“半朽”和“多情”,归根到底都是诗人的自画像,“树”和“人”都是诗人自指。这两句情景交融,彼此补充,相互渗透。寥寥十字,韵味悠长。
如果说,前两句用优美的画笔,那么,后两句则是用纯粹的史笔,作为前两句的补笔,不仅补叙了柳树的年龄和诗人自己的岁数,更重要的是,把百年历史变迁、自然变化和人世沧桑隐含在内,这是诗人的大手笔。它像画上的题款出现在画卷的一端那样,使这样一幅充满感情而又具有纪念意义的生活小照,显得格外新颖别致。
该诗描绘了一个幽僻美丽而又充满春意与生机的独特境界。前两句写庵中之景。老松环绕着茅庵,松荫之下的短墙上有一扇柴门。这扇门是经常闭着的,锁着一院绿苔。庵中没有人来,却有五色斑斓的蝴蝶成双结队地飞舞着。清幽僻寂,无人骚扰,僧人幽居的环境和安谧的生活气息,活现纸上。
后两句从蜜蜂腿上的花粉推测前山的花已盛开。蜜蜂两股上拖着重重的花粉团飞来了,想来是前山的花已经开放了。花开之处只在前山,并不算远,庵中主人却不知道,还要从推断中得知前山花开遍野的盛景。可见主人是好静不好动的。庵中不只他人少来,主人行迹也是很少的。难怪青苔满庭了。这就也回应了首句。
该诗首句幽僻静寂,二三句充满自然生机,到第四句又是繁花似锦的世界。诗人在尺幅之间,步步扩展升华,静与动相交织,清幽的环境与烂漫的山花相映衬,静寂的生活与蓬勃的自然生机相搭配,向人们展示了耐人寻味的美学境界。
上片写从外间移来了一株小小杨柳,将它栽种后院,从此它就脱离了横遭攀折飘零之苦,言下之意颇为自得。杨柳垂条轻盈袅娜,诗词中常与美人纤腰互为比喻。此处“学舞宫腰”就将杨柳拟人化,开篇便宛然有一个歌女兼舞女的形象。“学舞”云云,可见其年尚小,不特“二月青犹短”的形容而然。这样,移柳之事似乎暗示着一个小歌女脱离风尘,进了人家宅院,于是境遇大变:“不比灞陵多送二,残丝乱絮东西岸。”灞陵自汉唐以来均为折柳送别之地,“残丝乱絮”抛置之多,不言自明。这二句暗示歌女脱离为人随意作践的境地,有了一个好心的主人扶持。
下片词意忽生转折。“寒不展”的叶儿,是皱眉的样子,看得出是情绪低落。以杨柳嫩叶比美人之眉,仍是继续前面的拟人,连下句依旧是描述那年少歌女的样貌。“莫唱《阳关》”,这一句点出离愁别绪,因为《阳关》乃是送别曲,而自然是与上文中的好心人离别了。主人将外出,故伊人依依难舍。“人言柳叶似愁眉,更有愁肠似柳丝。”(白居易《杨柳枝词》)可见“真个肠先断”中的“肠”与“眉”均是借喻柳。末二句则是更清楚地说明了肠断的缘由,兼寄词人的感慨,其中代用了唐人雍陶《题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的名句,似乎那柳丝也不是柳丝,条条尽是离人怨苦之具象了。
此词将人柳合一,若粘若脱,畅而不拘,收放随心,末句点明题意,尤贵于深有寄托。将柳叶、柳枝比作纤腰、美目、愁肠,这在词人之前便已有之,然而妙于运用,以此造成一个浑然天成的艺术人物,展示出一段曲折哀婉的特殊情事,则是独创。词先写佳人于坊间饱受折磨,移入人家后有所改变,但仍有不美满者。词人将此种旷怨之情融入柳寄离情的比兴境界中来表现,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杨柳枝词九首》都是咏杨柳之作。其将杨柳之体态、风韵、情思以及与杨柳有关的故事与习俗均巧妙地运用于咏杨柳中,且诗歌含情宛转,风情宛然,声韵和谐,流丽而多韵味,使人咏之而兴味不尽。
组诗首篇是全组诗的序曲,劝人听诗人改编的新曲,表明了诗人一贯持有的发展创新观念。首句提到汉乐府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曲,次句讲的是《楚辞》中的《招隐士》篇。《梅花落》曲原出塞北,歌咏梅花,《招隐士》出自淮南王门下,屡屡咏及桂树,它们与《杨柳枝词》(咏柳)都以树木为歌咏对象,在内容上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刘禹锡拿它们来与《杨柳枝词》相比。接着指出《梅花落》《招隐士》这两个作品毕竟是前朝之曲,不要再奏了,现在还是听改旧翻新的《杨柳枝词》吧。《折杨柳》原来也是乐府旧曲。乐府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曲,鼓角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歌辞》《折杨柳枝词》,相和歌辞中有《折杨柳行》,清商曲辞中有《月节折杨柳歌》,其歌辞大抵是汉魏六朝的作品,都用五言古体来抒写。唐代不少文人所作《杨柳枝词》,从白居易、刘禹锡以至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薛能等的许多作品,却都用七言近体的七绝形式来写作,虽然内容仍咏杨柳或与杨柳有关的事物,在形式上确是翻新了。唐人常用绝句配乐演唱,七绝尤多。《乐府诗集》都编入近代曲辞,表明它们是隋唐时代的新曲调。
从第二首开始,每首诗都紧扣“杨柳”二字来发挥。其中既有对民间风物的描写,也有咏怀古迹之作。
第二首言大千世界万象纷纭,各具其理又相互依存。第三首写长安少年春游,杨柳为之增色助兴。第四首赞美杨柳生机蓬勃,洛阳名士雅集,杨柳长助风情。第五首写杨柳的前后境遇不同,以杨柳依人而易衰,喻人之依附富贵不求自立,终难长久。第六首是怀古诗,以杨柳见证隋之兴亡,言世事无常之意;同时借隋炀帝荒淫亡国的教训,向唐朝统治者敲响警钟。第七首以杨柳寄托怀人相思之情。第八首言杨柳最知人间别离之事,借写离别以咏杨柳多情;全诗运用写意式的笔法简练地勾勒出一幅“风吹旗动”、“夕阳西下”、“折柳送别”的优美画面,围绕自古就开始表达的“惜别”主题,创造出恬静、淡远而有情深的美妙意境。第九首写杨柳的盛衰变化,借杨花柳絮喻漂泊之感;后二句写春尽絮飞,随风飘逝,深寓讽喻之意。
这九首诗直接用民歌曲调创作,保持了纯正的民歌风味,提高了民歌的艺术水平,既有较丰富的思想内涵,又谐音合律便于传唱,使雅俗互补,相得益彰,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这正是刘禹锡追求的效法屈原的创作目标。
由于长期的贬谪生活,刘禹锡有机会接触到湘沅巴蜀的民歌民谣。《旧唐书》本传云“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辞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在唐代,如此认真地学习民歌并取得卓越成绩的,刘禹锡首屈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