慨叹着“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汉末文人，面对的却是一个君门深远、宦官挡道的苦闷时代。是骐骥，总得有识马的伯乐才行；善琴奏，少不了钟子期这样的知音。壮志万丈而报国无门，——在茫茫人和事，没有什么比这更教人嗟伤的了。
此诗的作者，就是这样一位彷徨中路的失意人。这失意当然是政治上的，但在比比倾诉之时，却幻化成了“高楼”听曲的凄切一幕。
从那西北方向，隐隐传来铮铮的弦歌之音。诗人寻声而去，蓦然抬头，便已见有一座“高楼”矗立眼前。这高楼是那样堂皇，而且在恍惚之间又很眼熟：“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刻镂着花纹的木条，交错成绮文的窗格；四周是高翘的阁檐，阶梯有层叠三重，正是诗人所见过的帝宫气象。但帝宫又不似这般孤清，而且也比不上它的高峻：那巍峨的楼影，分明耸入了飘忽的“浮云”之中。
欣赏指要
这是一首写知音难觅的诗。从诗意看，诗中主人公是一位在生活中因失意而彷徨的人。凄凉的弦歌声从重门紧锁的高楼上隐隐传来，其声调的悲凉深深地感染了楼下听歌的人。从那清婉悠扬、感慨哀伤而又一唱三叹的歌声中，诗人清晰地感受到了歌者经历的惨痛和被压抑的内心痛苦。这令人不禁要推想，歌者是谁？莫非是杞梁妻那样的忧伤女子？可是，最值得忧伤的不是歌者的哀痛，而是没有人能够理解她个中的伤感，知音难觅可能才是她感伤叹息的真正原因。诗人借高楼上的歌者之悲抒写的是自己的人生感受，“但伤知音稀”是一种具有广泛社会性的苦闷、悲伤和期待。
作者将所抒之情融于幻景之中。对于声音的描写细腻生动，歌者与听者遥相呼应，把失意之人的徘徊、悲切、希冀全面地展现出来了。阅读时，要细细体会诗中那种若隐若现、缥缈空灵的意境。
诗中的“托”
人们常把这四句所叙视为实境，甚至还有指实其为“高阳王雍之楼”的（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其实是误解。明人陆时雍指出，《古诗十九首》在艺术表现上的一大特点，就是“托”：“情动于中，郁勃莫已，而势又不能自达，故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古诗镜》）。此诗即为诗人假托之“境”，“高楼”云云，全从虚念中托生，故突兀而起、孤清不群，而且“浮云”缥缈，呈现出一种奇幻的景象。
那“弦歌”之声就从此楼高处飘下。诗中没有点明时间，从情理说大约正什夜晚。在万籁俱寂中，听那“音响一何悲”的琴曲，恐怕更多一重哀情笼盖而下的感觉吧。这感觉在诗人心中造成一片迷茫：“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杞梁”即杞梁殖。传说他为齐君战死，妻子悲恸于“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声长哭”竟使杞之都城为之倾颓（崔豹《古今注》）。而今，诗人所听到的高楼琴曲，似乎正有杞梁妻那哭颓杞都之悲，故以之为喻。全诗至此，方着一“悲”字，顿使高楼听曲的虚境，蒙上了一片凄凉的氛围。
诗中的“歌者”是谁
那哀哀弦歌于高处的“歌者”是谁，诗人既在楼下，当然无从得见；对于读者来说，便始终是一个未揭之谜。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诗中将其比为“杞梁妻”，自必是一位女子。这女子大约全不知晓，此刻楼下正有一位寻声而来、伫听已久的诗人在。她只是铮铮地弹着，让不尽的悲哀在琴声倾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商”声清切而“多伤”，当其随风飘发之际，听去该是无限凄凉。这悲弦奏到“中曲”，便渐渐舒徐迟回，大约正如白居易《琵琶行》所描述的，已到了“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之境。接着是铿然“一弹”，琴歌顿歇，只听到声声叹息，从高高的楼窗传出。“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在这阵阵的叹息声中，正有几多压抑难伸的慷慨之情，追着消散而逝的琴韵回旋！这四句着力描摹琴声，全从听者耳中写出。但“摹写声音，正摹写其人也”。
这首词既写江南夏日湖山之美，又写歌女容貌和性灵之美。全词融自然美与女性美于一境，写出了歌女天光水色之间的清歌妙发，表现出湖山和人物纯真自然的性灵。
上片起句开门见山，直写湖中美景。江南湖泊往往是重重相连。当外湖长满莲篷的时候，远远望去，高低参差，错落有致，比起荷花盛开，又是别有一番风味，此时正是游湖的好时光。下句展开远景：“霁山青处鸥飞”，是写天放晴了，雨洗过后的青山，格外的青，而那青山映衬之间，几点翩飞的白鸥，显得格外的白。“水天溶漾画桡迟。”词人俯仰上下，只见水涵着天，天连着水，水天溶溶漾漾，融而为一。游湖之人陶醉了，于是，任由船只鉴中缓缓地行。画桡，指画船。迟，谓缓行。这样美好的大自然里，人有时会忘却自己，有时却又以为自己是江山风月的主人。清莹的湖面正好是一面镜子，照出自己的存。“人影鉴中移。”人船中，船行水上，水面如镜，人影镜里移动。
下片由写景转为写人，重点描写歌女容貌之美和性灵之美。“桃叶浅声双唱”与“杏红深色轻衣”两句为对仗，一写其歌声，一写其衫色。桃叶，本是晋代王献之妾之名。献之笃爱桃叶，曾作《桃叶歌》歌之，传其辞云：“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南朝陈时，江南盛歌之，见《乐府诗集》卷四十五《桃叶歌》题解。词上句以“桃叶浅声”写所唱，此“桃叶”即《桃叶歌》，非指人而言。歌声轻婉，故曰“浅声”，女伴同唱，故曰“双唱”。此句写船上的一对歌女双双唱起了轻柔宛转的歌声。“杏红深色轻衣”则写青山绿水，上下天光之间，歌女杏红的衣色，显得格外深。深，亦是词人印象之深。词人写歌女之印象，不写其容貌而写其衣著，正是韵高脱俗的体现。这时正当暑天，故著轻衣。然而，词人印象更深的是：“小荷障面避斜晖。分得翠阴归。”暑天斜晖犹热，故而歌女采得一枝荷叶遮面。荷叶虽小，可是当乘船一路归去时，词人却感觉到，好象自己也分得了她手持荷叶的一份绿阴凉意。小荷障面之姿态，很美；分得翠阴之感受，虽为错觉，但更美。
此词游湖这一赏心乐事中，表现了自然风光和人物容貌、性灵之美，体现出词人高雅、清旷的审美意趣，抒写了词人对于大自然和生活的无限热爱。
这首诗是组诗中的第二首。
“晚风不许鉴清漪”，是第一首“晚风豪横大相欺”的注脚。不许照清漪者，有二意，一是寒气袭人，风刮来没有地方可以躲避；二是在豪横怒卷的狂风之下，水面浪起，已无“清漪”可赏。但它的本领也不过仅此而已——只要“重帘到地垂”，它便束手无策了。
“却许”二字极妙，貌似写晚风的“恩准”，骨子里讥刺甚深——你不过是想吹掉重帘，只可惜办不到。有了“重帘”作壁垒，诗人可以安心地隔窗远眺了——“平野无山遮落日，西窗红到月来时”，他望得那样远，望得那样久，他的思潮难以平静。
面对着无力的夕阳、豪横的晚风，迎送金使的隆重场面又一一在脑海中浮现，金使的骄横傲慢、主和派官僚的卑词觍颜，如在目前。苟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犹如晚日，而刮地而来、猖狂一时的北风，象征着金人势力。然而诗人于忧愤中自有坚定的信念在：“西窗红到月来时”，即光明不灭，而当“月去”之时，东窗又已受日而“红”了。晚风的淫威掩盖不了日月的光辉。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