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商隐诗中,具体表现为对自然景物的静照观赏、对山村野趣的忘我流连。诗歌首联写与田叟相逢之情景。颔联写所见所闻,皆为田园生活之景。颈联把田叟不以世事为怀与官场得志升官者进行对比,一歌颂一讽刺,表明了作者的爱憎。尾联用野无遗贤典故,既赞美了田叟,也讽刺了当权者。
全诗语言精工,用典精当。田园生活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世俗人际关系相比,纯朴厚直、了无机心的田叟也能使诗人感受到返朴归真的禅意,自然清景,对于红尘喧嚣的世人,具有净化心灵、抚平躁动的效用。受无常左右的凡夫俗子,蝉蜕红尘,就可以在大自然中获得审美观照。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对农村生活的了解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反映了作者对官场污浊的憎恶。
这首金乡张氏园亭是他在宋仁宗天圣四年的时候应张氏园亭的主人之约而写的。全诗的佳处在于生动的描写。诗歌的前四句利用典故阐明了张氏花园的富庶与高雅。“亭馆连城敌谢家”,开首便气势恢宏,将张氏园亭的繁华述说殆尽。亭台楼阁像城墙一样绵延起伏,勾勒出一条触目的天际线,谢家指的是东晋的谢氏大家族。曾经富甲一方,经营东南,世代为冠带豪门。张氏园亭既然如此繁华恢弘,其四季的风景也足以和天上的彩霞之美一比高下。
在首联的铺陈之后,诗人笔锋一转,跳出描写富贵离不开满堂金玉的窠臼,将笔触伸到了隐士的故事上去。高层的文人不仅仅要有丰富的物质生活.还必须有高雅的情调。颔联的“窗迎西渭封侯竹,地接东陵隐士瓜”,接连用了两个《史记》里的典故,《货殖列传》里说:“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JlI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东陵隐士瓜的典故来源于《史记·萧相国世家》,里面说“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在这里引用这两个典故是说明张氏园亭的主人不仅富裕非常,而且有高雅的隐士之风。
诗歌的颈联“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是历来被人称颂的佳句,这句诗将园林中鸟禽对语,鲜花争相斗艳的情景活灵活现地描写了出来。
尾联与颈联之意相同,并抒发诗人的情感。园中景色迷人,主任又是如此好客,而我呢,有无政务缠身,正好在园中尽兴玩赏,与主人一醉方休,直至参横月落,再领略园中的夜景。此联一句直抒喜悦无比的心情,二句进一步拓展延伸白天所见美景,虚构最后夜园景色更让人陶醉,“醉”暗说园主人待客热情。此联回应首联写得面面俱到,情意深长。
这首诗虽是写游园,尽情刻画园林美丽,但写出了景物情意交融的境界,另辟蹊径的写作技巧,使人读后顿感无情之物有深情,全诗虽一字未提到园主人,但园主人无时不在陪伴你在园中赏玩。此诗用典密切景情,体制章法严谨细密,对偶工稳,是宋初诗“每首必有一联工,又多在景联,晚唐之定例也”的典范。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鲍照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杜甫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李白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