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词，字面上句句是对贾宝玉的嘲笑和否定，实质上句句是对他的赞美和褒扬。从封建社会阶级伦理道德标准衡量，贾宝玉是个被否定的人物；可是从作者的人生观和社会观来看，他却是个和那些国贼禄蠹完全相反的、保持着人类善良天性的真正的人。所以说词中句句都是反话。贾宝玉不假矫饰地表现自己的天性，在那样的贵族之家处处受束缚、限制，于是就要产生苦闷，就要采取种种方式宣泄，在道学先生们看来这就是“寻愁觅恨”“似傻如狂”了。通过这首词，作者用反面文章把贾宝玉作为一个封建叛逆者的思想、性格概括地揭示了出来。词里说贾宝玉是“草莽”“愚顽”“偏僻”“乖张”“无能”“不肖”等，说宝玉言行违背社会伦理，不合中庸之道，看来似嘲，其实是赞，因为这些都是借封建统治阶级的眼光来看的。
在曹雪芹的时代，经宋代朱熹集注过的儒家政治教科书《四书》，早已被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具有无上的权威性。贾宝玉上学时，贾政就吩咐过“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然而贾宝玉对这些“最要紧的东西”偏偏“怕读”，以至“大半夹生”，“断不能背”。这当然要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草莽”“愚顽”了。但贾宝玉对《西厢记》、《牡丹亭》之类理学先生所最反对读的书却爱如珍宝；他给大观圆题额，为芙蓉女儿写诔文也显得很有才情。连薛宝钗都说他“每日家杂学旁收的”，承认他懂得多。在警幻仙姑的眼中，贾宝玉是“天分高明，性情颖慧”。可见，所处的角度不同，评价一个人的标准也不一样。贾宝玉并不是“腹内原来草莽”“不通世务”，而是他厌恶贾雨村之流的政客，不屑与之为伍。不愿读的文章也只是那些“圣贤”的说教和一文不值的科举时文。贾宝玉厌恶封建知识分子的仕宦道路，尖刻地讽刺那些热衷功名的人是“沽名钓誉之徒”“国贼禄鬼之流”；他一反“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观念，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通人！”他嘲笑道学所鼓吹的“文死谏、武死战”的所谓“大丈夫名节”是“胡闹”，是“沽名钓誉”，贾宝玉这些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偏僻”“乖张”“大逆不道”的言行，无不表现了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一一孔孟之道的大挑战与批判。而“那管世人诽谤”，正表现了他那种不苟且、不随俗、独立不迁的个性，更是对他那种傲岸倔强的叛逆性格的颂扬。
词中“贫穷难耐凄凉”一句是预示贾家败落后，贾宝玉要有一段困苦不堪的生活经历。《红楼梦》第十九回写贾宝玉去袭人家探视，袭人的母亲和哥哥慌忙招待贾宝玉，摆上一桌子果品，可是袭人觉得没有一样可吃之物，只给贾宝玉拈了几个松子瓤，吹去细皮，用手帕托给贾宝玉。这表现出贾宝玉是十分娇贵的。就在这个地方，脂砚斋有条批语说：将来贾宝玉“寒冬噎酸虀，雪夜围破毡”。对照起来看，他日后的处境是十分凄凉的。贾宝玉在曹雪芹原著的八十回以后的经历虽然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有一段贫穷的经历是可以肯定的。虽然给现代人看来，贾宝玉的叛逆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但他毕竟是一个生长在封建贵族家庭里的“富贵闲人”。他厌恶封建统治阶级的人情世故，不追求功名利禄，却过惯了锦衣玉食的剥削阶级生活。所以，一旦富贵云散，家道败落，也是必然“贫穷难耐凄凉”的。
假语村言，连篇迭出，极力的贬斥必然会使有艺术欣赏能力的读者领悟到：表面上是贬，是骂，实质上是褒，是赞。贾宝玉不假矫饰地表现自己的天性，在那样的贵族之家处处受束缚、限制，于是就要产生苦闷，就要采取种种方式宣泄。这样的贵族青年，按封建阶级“接班人”的标准要求，那是“无能第一”“不肖无双”了。他既不能像其祖先那样“理朝廷、治风俗”，为皇帝做个贤臣良相；也不能像王熙凤那样治家理财，撑起家业的门面，所以说是“于国于家无望”了。这样一个“无能第一”“不肖无双”“于国于家无望”的人，自然难以进入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法眼，于是他就成了贵族之家的“纨袴与膏粱”的反面教材——“莫效此儿形状”。
这两首词写于小说主人公初次出场时，对于读者认识小说主人公人物形象，进而认识《红楼梦》全书的思想内容，极富启迪意义。
这是李昴英成名之作。它气势磅礴，将离别之恨表现得深沉、细腻；同时，又充满着乐观主义的激情，催人奋进。
“怪朝来、片红初瘦，……”以“怪”字领起，表达自己惊诧之情，一下子便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住了。是什么令他感到意外呢？噢，是春天的繁花开始飘落了。花儿萎谢用“瘦”字去形容，使人仿佛看到一个娟美俏丽的人儿忽然颦眉蹙额，清减了几分。接着，作者以“半分春事风雨”倒点原因，解开前面自设的疑团。“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原来昨晚一场摧花的风雨将春色大大损毁了。“半分”，说明了摧损程度。这就是词家的所谓“逆笔”，目的是使重点突出。
“有脚阳春”。（一本作“有脚艳阳”）是对能施“惠政”的官员的传统称颂恨，意思是说他所到之处，如阳春之和煦，能令百姓昭苏。但现在“阳春难驻”，王埜大人要调走了，因此连山水似乎也充满离愁别恨。读到这里，我们顿悟前面写春残景象不只是为了烘染离别的气氛，而是对“阳春难驻”作形象的说明。“芳草渡。似叫住东君，满树黄鹂恨。”写渡头景色。在芳草萋萋的渡口，树上的黄莺正在啼啭，仿佛是恳请即将离去的春天再多留驻一会儿。黄鹂即黄莺，鸣声婉转悦耳。这里“芳草”两句也是融情于景，借啼鸟之惜春，比喻自己对王埜的依依惜别。
然而王氏的调动是国家的需要、时局的要求，所以感情尽管上难以割舍，也只能分手了。在词中，这一转折是由“无端杜宇”四字开始的。无端，即没有来由，无缘无故；这里含有无可奈何之意。杜宇的叫声与“不如归去”相近，所以又名“催归”。这里说“报采石矶头，惊涛屋大，寒色要春护”的是杜鹃鸟，其目的是与上句的“黄鹂”相照应，扣紧暮春景色，让景、情、事打成一片，使整个上半阕的意境更显浑成。采石矶，在安徽当涂牛渚山北部，突入长江中，奇险雄伟，“惊涛屋大”是说长江风急浪高。
后三句意思是说，当涂江面一带，风狂浪恶，满目寒凉，正需要春阳的呵护。意思是那里位置的重要和形势的艰危险恶，须由豪杰之士去支撑局面。我们知道，自理宗端平元年（1234）金国灭亡后，次年蒙古兵即大举南下，攻四川、湖北、安徽等地，淳祐十二年（1252）又掠成都，一时烽烟四起。
上阕借景抒写惜别之意，情绪一波三折，从开头至“阳春难驻”，是一开：“叫住东君”是一合；至“寒色要春护”又是一开。“将恋恋不舍而又不得不舍的心绪描绘得细腻传神。
下阙以送别情景过渡，然后再转入临别赠言。
“阳关唱，画鹢徘徊东渚。”人们唱起了骊歌，远行的船只即将启航了。临别之际，人们自然希望后会有期，但何时何地才能见面呢？世事实在难以预料，不过，既然已经以身许国，个人的事亦无需多虑了。
“相逢知又何处”一句，正表达了词人这种复杂的心情。于是，在饯别的酒筵上，两人同抒壮怀，细评今古。“摩挲老剑”，如同诗词中常见的“抚剑”、“看剑”一样，表明词人渴望施展抱负：“剑”而说“老”，则表明他们经过千磨百折而雄心犹存，不是难能可贵吗？
“君此去。几万里东南，只手擎天柱。”这是作者对友人的殷殷嘱望，希望他负起拱卫东南的重任，做撑持时局的擎天一柱。由此亦可见两人相知之深，相期之切。
全词写到这里，一气呵成，情郁而辞畅，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但下面收束处出恨涉腐，令全篇有所减色。
“长生寿母。更稳坐安舆，三槐堂上，好看彩衣舞。”这是顺带为王埜之母祝寿，并表王之孝顺。安舆，也叫“安车”，是妇女、老人乘坐的小车。三槐堂，是有关王姓的典故。这里用典为王氏祝寿之词。彩衣舞，用老莱子七十娱亲的故事。这种词句象李调元《雨村词话》指出的，“乃献寿俗套谀词”，算是败笔。
总之，全词大体写得不错，而尤以上半阕为佳：跳荡转折，情景相生，感喟甚深，境界亦大。下阕上半则富雄直之气，大有“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之概。作为一首送别词。它密切结合当前景色与情事，大处着眼，细心落笔，将私人离合之感与整个社稷安危连系起来，融“小我”入“大我”，使作品（就前面大半而言）保持旺盛气势和较高的格调，应当说是颇为难得的。这正是作者胸襟抱负与艺术手腕的完美结合。
《野歌》在李贺的诗作中别具一格。诗的开头两句：“鸦翎羽箭山桑弓，仰天射落衔芦鸿。”表象地看是写仰天射鸿的高超射技，实际上是借此喻指诗人凭借出众才华来到京都准备在应举考试中摘冠折桂。其中“弓”、“箭”喻指诗人的文学才华，诗人要仰望的天街是京都，诗人要射落的“鸿”是要折桂中举。诗人以形象化的比喻描绘出自己的理想宏愿。事实上，凭着令位尊名重的文学家韩愈大为赏识的文学才华，诗人要应试中举犹如“仰天射落衔芦鸿”一般，容易得手。可正在诗人踌躇满志之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些嫉妒诗人才华的举子，对他进行诽谤，说他父亲名叫“晋肃”，“晋”与“进”同音，他应当避父亲的名讳，不该参加礼部的考试，甚至有人攻击他“轻薄”。这一意外的打击使诗人无缘中举，只得懊恼地回到家乡。
诗的三、四句“麻衣黑肥冲北风，带酒日晚歌田中”正是诗人在理想与现实极度矛盾的情况下排解郁结在心头的苦闷与悲愤的一种方式。一方面，遭谗落第，仕途受阻，诗人自然会产生沮丧、懊恼、悲怆之情，诗人自然会有不遇之感，有愤懑要发抒。另一方面，此时的诗人虽遭受意外的人生挫折，但内心依然充盈着入仕的锐气，期望冲破困境，寻求光明未来。所以，他很快从颓唐中振作起来，如同在《开愁歌》中以“临岐击剑”、解衣贳酒、“壶中唤天”的狂放方式抒发仕进受阻的激愤一样，诗人以肥衣冲风、带酒晚歌的洒脱方式表达对嫉妒、诽谤自己的可恶小人和听信谗言、草率取士的礼部考官的极大愤慨。应该说，中举的期望值越高，希望越大，落第的打击会越大，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促成的愤慨也就越强烈。诗人这种特有的洒脱方式正是内心强烈愤慨的自然渲泄。不唯如此，“麻衣黑肥冲北风”中的“黑”与“北”二字也值得特别关注。“黑”字隐约给了诗人一种环境过于压抑和阴森的感觉，“北”风让诗人敏感于世风的炎凉，人情的冷漠。置身于如此压抑和阴森的社会环境，面对如此炎凉的世风、冷漠的人情，诗人依然肥衣冲风、饮酒高歌，其感情何其沉郁愤激，其气概何其慷慨豪迈！如此开怀畅饮，长时间纵情高歌，一个豪放、洒脱的诗人形象便宛然如立眼前。
诗的五、六句“男儿屈穷心不穷，枯荣不等嗔天公”是诗人不甘沉沦的自勉。尽管自己落第与别人折桂的不同遭遇（“枯荣不等”）令人沮丧、懊恼，造成这种不公平命运的礼部考官（“天公”）理当受到责怪，然而诗人相信总有一天会“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挐云”（《致酒行》）。在他心目中，严冬过后终将是生机盎然的春天：“寒风又变为春柳，条条看即烟蒙蒙。”他能够乐观自信地在困境中唱出“天眼何时开，古剑庸一吼”（《赠陈商》）的诗句，迸发出施展抱负、实现理想的呼声。正因为诗人对光明未来充满信心，因此他在遭谗落第回到家乡的同年秋天（元和三年九、十月间）再次来到洛阳寻求政治出路，冬天西去长安求仕，第二年（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的春天谋取了奉礼郎一职，当上了从九品上的小京官，终于开始了他并不适意的政治生涯。
整首诗扣题叙事，前四句叙事，后四句抒怀。因事抒怀，叙事抒怀，紧密关联。叙事之中有援箭引弓、仰天射鸿、肥衣冲风、饮酒高歌的形象描写，有箭飞弦响、大雁哀鸣、北风呼啸、诗人高歌繁多声响的奏鸣渲染。抒怀之时有感叹不遇、不甘沉沦的内心表白，有寒风变春柳、枯柳笼轻烟的艺术遐思。叙事之中以形象的描写、声响的渲染抒泄身受压抑、才志不得伸展的强烈愤激，抒怀之时以内心的独白、艺术的遐思表达出乐观、自勉之情。愤激之中呈现出狂放、豪迈、洒脱的形象，自勉之时犹见积极用世、奋发有为之志。这样，诗人受压抑但并不沉沦，虽愤激犹能自勉的情怀充溢在诗的字里行间，让人读来为之欣慰和感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