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赋描述了作者想摆脱“贫儿”却根本甩不掉的无可奈何之情景。首段“舍汝远窜”以下到“勿复久留”几句说,扬雄想舍弃贫儿,故而跑到昆仑之巅,但贫儿却跟着在天上飞;扬雄躲到山崖里,贫儿也跟着上山来;扬雄摇着船躲到海上去,贫儿也跟着来到海上;扬雄走,贫儿也走,扬雄停下来,贫儿也停下来;扬雄质问贫儿为何要这样跟着自己,他要贫儿赶快离开他,一刻也不能耽搁。由此可知,扬雄想摆脱贫儿,他到处躲,但就是躲不掉,这实际上是他自己辛酸生活的艺术描绘,他用的笔调却是轻松的、充满玩笑的,这种自嘲自解的戏谑很有一种黑色幽默之美感。另外,《逐贫赋》对贫儿答语的描写也充满了黑色幽默之美:“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予独露居;人皆怵惕,予独无虞。”贫儿说:“主人倒是不错啊,你从小就经得住寒暑的侵袭,你简直就是不会死的神仙,那些盗贼和贪官从来也不会来打扰你,别人要几重门锁着才敢睡,你却敢在露天下睡,别人都提心吊胆的,你却从来都没有担忧。”扬雄在这里用开玩笑的语调来写贫儿的辩解,这实在是一种黑色幽默,由此可以见出扬雄抒情赋的大胆和幽默,显露出一种独特的美学色彩。
扬雄在《逐贫赋》显示了一种新的态度。那就是对贫穷——物质穷乏的态度。在他酸溜溜的口气中,读者能发现中国人“一分为二”思维方式对生活本身发生的影响。在这种思维方式里,关键不在于怎样生活或生活得怎样,而在于如何解释生活、解释得怎么样。这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生活观、幸福观后来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这种生活观的负面影响是较大的,它往往导致人们随遇而安,安于现状,不能或不愿改善生活,而只是改变对自己生活的判断。扬雄的虚弱无力和无可奈何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得很充分,他没有能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便设法把不好的生活解释为好的生活。虽然是自欺欺人,但获得心理平衡,这才是最重要的。他试图找出贫寒生活的优点,找出富贵生活的不足。这种努力,后来在道德层面上得到了完成,那就是:富贵的,总是不道德的,至少是道德可疑的;贫寒的,则往往是因为道德高尚。富贵变成了道德负号,贫寒则成为道德正号。于是,精神的奖励就弥补了物质的匮乏,甚至成了生活中的画饼。扬雄的这篇《逐贫赋》,可能就暗示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这一深刻转捩。
这首诗描述了诗人登白门楼的所见所思。该诗上半段写登临的情况,下半段写归来后的感触,结体灵活,用意深婉。由于是写给晚辈的和诗,作者则写得潇洒自如,在欣喜之中略带轻松放旷的意绪。
首联起势壮阔,将白门的形势及登楼所见都包容在内。
颔联极洒脱而轻松,因看到小市上了灯,诗人才萌动了归意,可见其游兴之浓;乘着和煦的春风回到家门,然而诗人的意兴仍然未尽,故伫立门前,让晚风吹拂着轻衫。此二句将诗人的意绪动态与景物巧妙地结合起来,一个活生生的诗人形象便跃然纸上了。“小市”“轻衫”“归意动”“晚风长”诸语,都如同随手拈来,颇有谐谑放达的意趣,特别是以“长”字形容风,形象而生动,画面逼真。
颈联则道出了诗人轻松心情的由来。当时苏轼等人还贬谪于南方,因朝廷有重新起用旧党的趋势,所以庆幸又“逢新改”,语中带着喜悦和希望,但“白首”二字中却包蕴着无限感慨,暗示出政治上派别斗争之漫长和严酷。但诗人为流贬远方的朋友可以北归而高兴,“游子”句即设想他们在春天融和的天气中重回故乡的情景。这一句脱胎于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首中“青春作伴好还乡”句,其中表达的感情也同杜诗的欢愉之情相仿佛。
尾联两句则表达了诗人矛盾的内心世界。诗人感叹道:“富贵早已与我们绝缘,但羁身于仕宦之途,既不能建功立业,又不能归隐江湖,自由自在,所以永远处于矛盾困窘之中。”至于这种既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又留恋仕途,功名之心难忘的矛盾,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颇有典型意义。
这首诗意在说明书法重在“寓意”,不必死学古人,斤斤计较于“法度”。
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诗:“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把书法艺术作为写意、乐心、游息的一种手段,不计工拙,唯在自由挥洒耳。
苏轼曾自我剖示道:“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这种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不计工拙,也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讽刺,有人说苏轼的书法多病笔,“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等等。黄庭坚辩曰:“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苏轼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论书》)。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苏轼的书艺神而化之,法意互得,无意于佳而自佳,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