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有枢》通篇口语，可以将这首诗理解为一位友人的热心劝勉，他看到自己的朋友拥有财富却不知享用，也许是斟为节俭，抑或是因为生性吝啬，又或者是因为忙于事务没有时间，无法过上悠游安闲的生活，无法真正地享受人生，因此，不禁怒从中来，言语激烈，严厉警醒，一片赤诚。
第一涨中“山有……，隰有……”是起兴之语，与后文中所咏对象没有多少联系，只是即兴式的起兴。首章言友人有衣服车马，但没有用正确的方式使用，作者以为应该用“曳”、 “娄”、 “驱”、 “驰”的方式，尽情享用它们，否则自己死去之后，只能留给别人。这里的“曳”、“娄”，是一种非同一般的穿衣打扮方式，不同于日常， “驱”、 “驰”所指的也并不是寻常意义上的赶路，而是郊游等娱乐活动，代表一种安闲的生活方式。
第二章与第一章相似．只是把笔触转向房屋钟鼓，说它们需要“洒扫”、“鼓考”。可见主人并不是吝啬，而足节俭或太忙，因为越是吝啬的人，越会对自己的财物爱惜得无以复加，一定会把它们收拾得整齐干净，不会“弗洒弗扫” 再结合主人空有编钟大鼓，却从来都不敲不击，可以推测出主人真的灶忙。虽然家资殷富，但没有享乐的时间和闲心。
第三章是整个诗篇的重点，关键四句为“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涛作三章都是口语，到这里突兀地出现了“喜乐”和“永日”两个内涵深远的词，显得不同寻常。关于“喜乐”的意思，有评论者提出是“诗意地栖居”、“诗意地生存”，“永日”为“延日”之意，即延长自己的生命，使生命变得美好而隽永。这两个词．将诗的意志和内涵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使得通篇口语和直接言死的粗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由此，整篇文章的脉络和内涵变得清晰：作者和友人都是贵族阶级，家资殷富，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尽相同，诗人的主张是，生命是短暂的，应该及时行乐，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喜乐，达到永乐。而那个侧面描写的友人，则主张努力工作，认真创造价值。这首诗作，就是在讨论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更加健康、更加有价值，诗意深刻之处正在于此。
《国风·召南·小星》是西周现实主义诗集《诗经》里的一首。为先秦时代的民歌，体现了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役夫之悲。全诗二章，每章五句，每章的前两句主要是写景，但景中有情；后三句主要是言情，但情中也复叙事，所谓情景交融说的就是这个。
第一章之前两句云：“嚖彼小星，三五在东。”姚际恒所谓：“山川原隰之间，仰头见星，东西历历可指，所谓戴星而行也。”
征人奔走，为赶行程，凌晨上道。忽见小星，三五在天，睡眼惺忪，初亦不知其星何名也。言在东者，东字与公、同趁韵，不必定指东方。第二章云：“嚖彼小星，维参与昴。”征人睡梦才醒，故初见晨星，不知何名。继而察以时日，然后知其为参星与昴星。第一章只言小星，三五在东，不言星名；第二章既说小星，又说乃参乃柳，这就是诗分章次的道理。诗虽写景，而情亦隐见其中。
诗之每章后三句主要言情者，第一章云：“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夙夜”旧释“早夜”，“日未出，夜未尽，曰早夜”。夙夜或早夜都不是两字平列，而是上字形容下字的偏正结构。征人天不明即行，可见其不暇启处，忙于王事。《北山》诗云：“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可见同为“王臣”，同为“职司”，工作并不相等，遭遇并不相同。第二章后三句云：“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寔命不犹。”改第一章的“夙夜在公”为“抱衾与裯”。又改“同”为“犹”。改“同”为“犹”者换字叶韵。改言“抱衾与裯”者，则由于上章之“夙夜在公”，凌晨上道，弃室家之好，“抛衾与裯”也。“夙夜在公”是“抛衾与裯”之因，“抛衾与裯”是“夙夜在公”之果。文心极细，章序分明。征人之“不已于行”，较之“息偃在床”者，是“寔命不犹”。写役夫之悲，真是词情并茂。
李煜热爱书法艺术，不仅有一定的成就，而且素养深厚，鉴赏能力颇高。这篇就王羲之书法而作的评述，就受到后人的认肯与称引。如南宋桑世昌的《兰亭考》、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等均有收录。《全唐文》卷一二八所收此文，止于“无蕴藉态度”，缺少以下35字，遂不能明其写作时间与缘由。此据《兰亭考》卷五所载而录。王羲之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到唐代，太宗李世民尤好其字，四处搜访，煞费心思，重金收购，不惜代价。在房玄龄主持修撰的《晋书》中，他亲自为王羲之的传记写“传论”，说是“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王羲之至唐代而名声极盛，被尊为“书圣”，就与李世民的推崇不无关系。据说李世民最爱《兰亭集序》，生前日日摩挲，死时又携入地下，致使《兰亭集序》的真迹后人不见，传讲纷纭，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公案。好在李世民生前因珍爱《兰亭集序》而曾经刻石立碑，制成拓本以赐亲近，当时书法名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也多有摹写，于是而有刻本与摹本传于后世。虽然不及真迹，到底也可一窥神貌。李煜的这篇书评就见于太宗赐予弟弟韩王李元嘉的拓本《兰亭集序》上的题跋。
李煜对王羲之的推尊，完全承袭了李世民的看法，不仅是古今无以超越的唯此一人，而且视之为诸家书法艺术的渊源。他历数唐代著名书法家的优劣，以为优皆出于王羲之，而劣处只是不及耳。这里所列举的“韵”“力”“意”“清”“筋”“骨”“肉”“气”“法”九字，都是就书迹的整体风貌而论，加以对比，有力地支持了开篇即言的“各得右军之一体”的观点。最后举出的王献之具有总结性，说他虽然总有诸人之长而无其短，却心情不及其父的平和，态度不及其父的雍容，风仪不及其父的清雅，涵养不及其父之深厚，反映在书法上就是“失于惊急”。因此，李煜虽然没有具体地评说王羲之的书法，而王羲之书法之“尽善尽美”，王羲之书法之不可企及，也就不言而喻了。
李煜的评论，关注其精神，而不在意其点画，重神而轻形，这正是中国艺术评论的特点。书法如此，诗词如此，绘画也是如此。这种评论方法因为过于感性，又过于抽象，有时不容易描绘其意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细心地揣摩，细心地观察，慢慢地体会，也能通过这样的启示而获得一种整体的感观，而得其风神韵味。虽然难以言传，却别有一种意会。
文章明写婢女寒花，却几次提及妻子魏孺人，表现出归有光与魏孺人夫妻之间真挚深笃的感情。
文章首节开头三句就点明了寒花身分、死去时日和安葬处所。“魏孺人媵也”，寒花不是一般婢女，而是作者所挚爱的前妻的随嫁婢女。“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寒花时年仅十九岁，距魏孺人之死已四年。“葬虚丘”，寒花虽为婢女，仍择地郑重营葬。起首点明亡婢的特殊身分，意在点明与作者的特殊关系。亡婢、亡妻并述，因亡妻而及亡婢的爱屋及乌之情油然而生，因亡婢而及亡妻的追怀悼念之情亦随之而出。这样，既暗示了“葬志”的写作动因，也开启了下文对往事的回忆。领起了全篇。
节末一句：“事我而不卒，命也夫！”长声慨叹，总写悲情。这是叙事之后的感情迸发。本来寒花的随侍左右尚可聊慰对亡妻的思念，而今她又不幸早逝，作者的感伤之情便无可遏止了。这里的“命”，不仅指寒花的命运，也兼指魏孺人乃至多次应试、此时尚未中举的作者本人命运。红颜多薄命，生者亦坎坷，深沉的叹息奠定了全文感情的基调。
文章主体在第二节，忆寒花三事、孺人两笑。
寒花三事：其一是初来时的打扮：“垂双鬟，曳深绿布裳”。此记其稚态可怜。
其二是削荸荠时的调皮：“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与”。此述其娇态可噱。
其三是吃饭时的神情：“即饭，目眶冉冉动”。此言其憨态可笑。至此，写出了寒花质朴、单纯、天真的情态。孺人两笑：前“笑之”，是称许婢女而同嘲丈夫；后“又指予以为笑”，是引丈夫而共笑婢女。于此，既写出了孺人慈爱、宽厚、善良的风神，也写出了夫妻相得、主婢无问的闺房情趣。以上所忆，都是初媵时事，益见忆念的深远。而所忆均以寒花起、以孺人结，既是扣题所需，益见旨归所在。
最后一节，“回想是时”回应“初媵”。跨过时间的隔限，结束往事的忆想，回笔写现在的心情：“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十年”指寒花从“初媵”到此日之死的岁月。欢愉易逝，岁月如流，昔日饶有情趣的事徒增今日的悲感。“可悲也已”句，承第一节的“命也夫”再抒悼念之情，以短吁长叹收笔，更显得情深意长。
全文篇幅短小，构思巧妙，详略得当。作者从日常生活的平凡琐事中选材，详细描写了寒花的动作、性格、神态，自然平实，无雕琢之痕迹，富有感染力从体制上讲，它运用了小巧灵活的新形式，并采用倒叙的手法，突出了寒花的形象，情感真挚，亲切自然；另外，该文语言简洁凝练，抒情真挚，记事生动，体现出归有光散文善用极淡之笔，写极浓之情的特点。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待名号“五斗先生”的来源，然后介绍自己嗜酒的原因，最后他批评为养生而著论的嵇康、为途穷而哭返的阮籍，表明自己远离生世之扰，摆脱万物之累的决心。这篇散文属于自传性小品，短小精悍，字字珠玑。
鲁迅先生曾感叹：“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以王绩的《五斗先生传》来说，如果说这是他自己为自己写的“传”，无庸置疑，王绩就是一位“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有仁义厚薄””万物不能萦心”，只知醉酒的糊涂先生。如果能这样论定，而且其结论又可靠，是很容易，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这自号“五斗先生”的王绩本非如此，他对自己的一生曾经作过比较全面的回顾：“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明经思待召，学剑觅封侯。弃绢频北上，怀刺几西游”（《晚年叙志示翟处士》）。可见他本与一般出身世家的青年一样，深受儒学教养，满怀建功立业的壮志，而且也颇有才气，“君性好学，博闻强记……阴阳历数之木，无不洞晓”（吕才《东皋子集》序）。可生活给予他的只是“才高位下”，失意的情怀，简放的个性，仕途的险恶，加之隋末唐初的社会动乱，才使他萌发出退隐的念头，但排难解纷，有所作为的希望，也还未完全泯灭，这就是他所说的“中年逢丧乱，非复昔追求……解纷曾霸越，释难颇存周”（《晚年叙志示翟处士》）。真正绝意仕途，皈依自然，还是四十几岁以后的事情，所谓“晚岁聊长想，生涯太若浮。归来南亩上，更坐北溪头……自有居长乐，谁知身世忧”（同上）。于是乎释、道，尤其是道家思想，便成了他观照世界和人生的哲学。然而生活毕竟是现实的，那种“绝思虑，寡言语”，“万物不能萦心”等等，总是很难办到的。他在“一饮五斗”之外，也要考虑到家庭的生计、子女的婚嫁，这就如他在《独坐》中写的：“问君樽酒外，独坐更何须？有客谈名理；无人索地租。三男婚令族，五女嫁贤夫……”。他还说过“物外知何事，山中无所有。风鸣静夜琴，月照芳春酒。直置百年内，谁论千载后。张奉娉贤妻，老莱藉嘉偶。孟光倘未嫁，梁鸿正须妇”（《山中叙志》）。有琴有酒，尚嫌不足，还想娶一位贤淑的妻子共同偕隐。除了这些之外，他还要写诗作文，这都是很现实的。但是，正是这种现实才给他带来了另外一面，那就是失意的苦闷，与解脱苦闷的思考。“古来才命两相妨”，如今的境遇证明了个人的命运是无法把握的。不过就算是帝王将相，君不见有汉一代曾经是“何其赫隆盛，自谓保灵长。历数有时尽，哀平嗟不昌。……金狄移灞岸，铜盘向洛阳。君王无处所，年代几荒凉”（《过汉故城》）。兴衰更易，沧海桑田，亦是“忽焉而去，倏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既然是来不可阻，去不可留，一切在“天”，在“地”，在自然，那么万物自然不必“萦心”，也没有什么苦闷可言。这就是他所见到的“天下”，以及他认为生活在这样的“天下”应持的态度。由此观之，嵇康大谈“养生”，阮籍途穷而哭，实在是多余的，因为性命非善求可得，途亦无所谓穷通，“盛衰自有时，圣贤未尝屑”（《古意六首》）。所以“圣人”就处于“昏昏默默”的境界，一切不知，一切不谈，委身自然。但是，并非人皆“圣贤”，王绩大概也不敢自封“圣贤”，那要进入“圣人所居”的境，就要回到原来的命题上，只有“以酒德游于人间”，做“五斗先生”，长醉不醒，才可以“昏昏默默”，“不知所如”了。那么自号“五斗先生”的王绩，是否完全进入了这个境界，前面已经说过——没有。因此，要说这传中的形象，就是王绩的真貌，恐怕不妥；要说与他无关，也不准确，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平生唯酒乐，作性不能无”（《田家三首》）的“斗酒先生”；比较客观地看，这里有他的一些“影子”，而更主要的是在于表现他晚年对老庄哲学的追求与向往。这追求与向往又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遁世伤时，保全自己，与苦闷愤懑，牢骚不平等等思想感情的复合体。
五斗先生是本文的传主，但不能就此认定是作者的小传，不过文中确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五斗先生绝尘脱俗，浑身道家风韵，一切顺其自然，物我皆忘，竟是在“醉乡”中寻觅到了快乐的活法。他期望“昏昏默默”的境界，然而又只有借助于酒，才能追求到这样的境界。这便是一个力图摆脱尘世烦恼者的幸与不幸。由此也可以看出本文的主旨不仅仅是宣扬饮酒的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