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借青春和爱情的消失，感慨美好生活的无常，细腻含蓄而婉转地表达了作者的复杂情感。这是一首优美动人而有寓有深意的词作，为晏殊词的另类作品。
起句“燕鸿过后莺归去”写春光消逝：燕子春天自南方来，鸿雁春天往北方飞，黄莺逢春而鸣，这些禽鸟按季节该来的来了，该去的也去了，那春光也来过又走了。这里写的是莺语燕飞的春归时候，恰逢莺燕都稀，更觉怅惘。“莺燕”，兼以喻人，春光易逝，美人相继散去，美好的年华与美好的爱情都不能长保，怎不让人感慨万千。“细算浮生千万绪”一句从客观转到主观，说对着上述现象，千头万绪，细细盘算，使人不能不正视的，正是人生若水面浮萍之暂起，这两句前后相承，又很自然地引出下面两句：“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这两句改用白居易《花非花》词句“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但旨意不同。作者此处写的是对于整个人生问题的思考，他把美好的年华、爱情与春梦的短长相比较，把亲爱的人的聚难散易与秋云的留、逝相对照，内涵广阔，感慨深沉。
下片“闻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两句写失去美好爱情的旧事，是对上片感慨的具体申述，又是产生上片感慨的主要因素，这样使上下片的关系交互钩连，自然过渡。“闻琴”，指汉代的卓文君，她闻司马相如弹琴而爱慕他：“解佩”，指传说中的神女，曾解玉佩赠给情人。这两句是说象卓文君、神女这样的神仙伴侣要离开，挽断她们的罗衣也无法留住。随后作者激动地呼出：“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意思是劝人要趁好花尚开的时候，花间痛饮消愁。这是受到重大刺激的反应，是对失去美与爱的更大的痛心。联系晏殊的生平来看，他写这件事，应该是别有寄托，非真写男女诀别。公元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晏殊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枢密使，握军政大权。其时，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欧阳修、蔡襄为谏官，人才济济，盛极一时。可惜宋仁宗不能果断明察，又听信反对派的攻击之言，则韩琦先被放出为外官，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也相继外放，晏殊则罢相。对于贤才相继离开朝廷，晏殊不能不痛心，他把他们的被贬，比作“挽断罗衣”而留不住的“神仙侣”。不宜“独醒”、只宜“烂醉”，当是一种愤慨之声。
此词化用前人的诗句，信手拈来，自然贴切。词中的复杂的思想，反映了作者的人生态度和襟怀。
词上片前三句写春日北池的美好春光。荡舟北池，小舟划过，水波荡漾，波光潋滟，微风吹过，柔柳摇曳多姿。如此美好春光反令主人公伤春伤怀。“如此”二句，感叹春来春潋，美好年华逝潋，白了人头。在这年华之叹中，蕴含着词人的理想落空之悲。政治上的失意让词人即便是面对大好春光也难以释怀。
下片写宴饮，劝友人一醉方休。既然畅游不能够让心情好起来，那就痛饮吧，一沉醉换悲凉。所以在下片中，词人劝友人面对美丽的歌女，听着美妙的歌声，且斟满酒杯，举杯畅饮，一醉方休。如此即便流连花间，因病成酒，也自是一种风流。此时的词人空有满腔热情理想，一心为国却受压抑排挤，因此，这看似豪迈放逸之词中，实饱含着无数心酸和苦涩，读起来沉重伤感。
黄仲则于乾隆34年(1769)冬天到达湖南。他凭吊了汨罗江畔屈原、贾谊的祠堂，登临衡山，观赏了南岳风光。名胜古迹，振奋了诗人雄奇的意气，也引发诗人无限慨叹。虽然谒见了湖南观察使王太岳，但并未找到安身之地。终于在第二年春末夏初，怀着忧伤心情，“浮洞庭，由大江以归”。即将离开湖南时，面对浩浩洞庭，诗人写下了这首词。
洞庭湖烟波浩渺，水天相接。正如诗人在《洞庭行赠别王大归包山》中所云:“洞庭一泻八百里，浮云贴天天浸水。”词限于句式，仅用“湖天阔”三字，概括了这种境界。“清湘望断三更月”，诗人极目回望经过的湘水，依依不舍。“三更月”，言凝望之久，清凉的月光也给人凄凉之感。“猿声是泪，鹃声是血”，形容伤感之极。《水经注·江水》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名句，从此猿鸣与眼泪结下了不解之缘。《华阳国志》谓蜀帝杜宇化为杜鹃，声声哀鸣，乃至流血。白居易《琶琶行》把两者合而为一:“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猿声鹃声，血泪和流，是古代文学表示悲伤的典型事物。上片泛写伤感，下片月明离愁。
“清湘望断”，在久久的凝视中，浮现出湘水女神的形象。屈原《远游》云:“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湘灵鼓瑟成了人们神往的情景。唐代诗人钱起《省试湘灵鼓瑟》，对此作过描摹，其著名的结句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里的“曲终数月烟鬟没”，略作变化，曲终人杳，神女隐于湘水之中。烟鬟，指妇女鬓发，借指神女，喻其风神。“数月”，影影绰绰，不甚分明的样子，托出神妙气氛。湘水女神相传是大舜妻子娥皇、女英两姊妹。舜南巡不返，葬于苍梧之野，娥皇、女英思念不止，泪下沾竹，成为斑竹(见任昉《述异记》)。因此，“此间自古离愁窟”，娥皇姊妹与舜的生离死别成为千古悲剧，现在尚有“几丛斑竹，临江犹活”可证。用一个“活”字说明它曾惹起古今多少黯然销魂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