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不因为诗是和作而勉强从事，而如他的其他诗一样，以全力出之，磨淬剪裁，均臻妙境。
首联切题，写出冬天的景色，说北风呼啸，吹走了飞雪，但天色仍然是阴沉晦暗，黄昏时，阶前堆积的黄叶越来越深。这两句开宗明义，似乎直写所见，细细品味，仍可见烹炼之工。诗写的是初冬，所以枝上仍有黄叶，这些残存的黄叶，经受北风的劲吹，终于纷纷坠下，又被风吹得集中在阶下。这是人们习见而不注意的现象，被诗人拈出，就觉得分外传神。一个“拥”字，把黄叶堆积的情景写得很形象。用好“拥”字是韩驹的看家本领，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说：“韩子苍诗喜用‘拥’字，如‘车骑拥西畴’，‘船拥清溪尚一樽’之类，出于唐诗人钱起‘城隅拥归骑’。”虽然点出韩驹诗的祖述关系，但也由此可见，韩驹善于琢磨字义，能把同一个字用在不同场合，都非常熨帖。
颔联写景，几乎句锤字炼，戛戛独造。写倦鹊绕枝，是承上面朔风吹雪而来，所以说它们“翻冻影”；由于天气骤寒，所以大雁纷纷南飞，在夜空中不时传来几声哀鸣。这两句布局仍然同前一联一样，每句各写一景，因为诗写冬日，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即目诗，拘泥于一时一刻，因而上面写阴天，这里仍然可以写夜月，不是诗病。诗的第五字即所谓的诗眼，所用动词都很生动。以一个“翻”字，状出乌鹊绕枝翩翩飞舞的情况，以一个“堕”字，描摹高空雁鸣传到地面的状况，都道人所未道。而以“倦”字形容绕枝欲栖的乌鹊，也很工致。有人认为诗锻炼得有些过分，其实正点出了韩驹诗的特点，工总比圆熟滑俚要好。唐诗讲究意象，宋诗讲究工巧，唐人不为正是宋人所乐为，从这里可以见得韩驹这首诗代表了典型的宋诗风格。
诗的前半全是写景，满目凄其肃穆、哀凉孤苦的现象，已或多或少透露了诗人的心境。诗下半转入抒情。上半写得很绵密，下半风格随内容而变，转而虚疏。颈联叹愁哀老，说愁苦缠身，推也推不掉；与老无约，老却悄悄来临。诗将愁与老用拟人化的手法写出，在调侃中带有无可奈何之意，写得很活，把寻常叹老诉愁语全都抹绝，有强烈的新鲜感，所以方回评说：“五、六前辈有此语，但锻得又佳耳。”尾联由哀愁叹老，进而想到功名富贵，说自己少年时对功名一味争取，如今老病，把这些都看得很淡薄了。诗结尾情调很低落，正是诗人处在新旧党争的漩涡中心的心理反映。果然没多久，他便因“坐为苏氏学”（《宋史》）而遭贬。
这首描写春天的诗写得清新自然、开合有度。全诗不仅仅局限于客观地描写景色，而是更多地融入了作者自己的感受，正如刘勰所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
首联表明诗人的心迹，同时也为全诗奠定了基调——描写春天，吟咏春天。颔联描写春天的山景、山泉，用画障、鸣琴作比，用“疑”这个表示作者主观感受的词连接，说明两者之间极为相似。虽然没有直接描写色彩、声音的词语，但处处充满艳丽的颜色、动听的音乐；虽然是侧面描写，但比正面描写更能激发想象力，更加兴趣盎然。颈联转入正面描写春天的花草，用“合”、“深”二词渲染春天无处不在，春天的勃勃生机尽现眼前。尾联写诗人游春后的感受，与首联相照应，也抒发了诗人陶醉于大自然、想要回归田园的心志。
整体来看，全诗正面描写、侧面描写相结合，首尾呼应，前后勾连。与其他只作正面描写的诗比起来，如唐代王涯的诗“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满园深浅色，在绿波中”（《春游曲》），此诗更加含蓄新颖、耐人寻味。全诗通过描写迷人的满园春色，抒发了诗人想要弃官回归山园的愿望。
这是一首咏史诗，全诗的特点是借古讽今。诗人借汉武帝的事例，深刻地讽刺了当时朝政的弊端与崇尚迷信的风气，目的是为了打破宋真宗东封泰山后所产生的虚妄的吉庆气氛，体现诗人的忧国情怀。
“汉武高台切绛河，半涵非雾郁嵯峨。”两句是以状物起兴。汉武帝一生好为崇楼峻阁，奉巫祠神。元鼎三年（前114年）春所作柏梁台，高二十丈，“用香柏百余，香闻十里”（《封禅书》），是用来供奉长陵女巫神君的。以后又兴建通天台，高三十丈；井干台、神明台，均高五十丈（《封禅书》），诗中的天台即是这众多仙台的总称，“天”，以言其高。这二句诗抓住了天台“高”而“入云”的两个侧面，以精丽的语言，创造了笼罩全诗的迷离虚幻的气氛。天台之高，竟直切绛河(即银河)。“切”字特为天台拔地矗起、如锋锷参天的气势传神。“非雾”指五色祥云，与上句“绛河”互映，便见彩霭氤氲。又用“半涵”两字，“半涵”与“非雾”相配，加深缥缈空灵之意；切天台含云吐雾，郁郁纷纷，犹如紫气护绕的仙家灵山。“郁嵯峨”三字为二句殿末，水到渠成，工巧而自然。
“桑田欲看他年变，瓠子先成此日歌。”两句引用沧海桑田的典故并言明汉武帝的教训。诗人借仙女麻姑三历人间沧海桑田之变而自己不变老的典故，明说汉武常修天台的目的是为了敬奉神仙，以求保佑江山稳固、天下苍生安宁、自己成仙登天。而急转直下写汉武帝修仙台祈福，不但没保国泰民安、自己成仙，反而黄河的瓠子口连连决口二十余载，多次修治无效，汉武帝亲自督塞也未果，只能望决口而作歌：“匏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间殚为河。”（《河渠书》）诗人取材汉武帝塞河决这一事例，形象指出求仙梦的破灭。此二句转折突兀却流荡妥贴的倒装句，则顿然给人以洪水浩渺之感，有力地表达了诗旨。
“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就已沉波。”两句写造镇国之鼎、修跨海寻仙之桥都难保国势人运盛衰兴亡。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九鼎在汾水边现世，汉武信方士“出与神相通”之言，“上封则能仙登天矣”（《封禅书》），于是即东封泰山，复巡蓬莱，冀遇诸神。在位的二十多年里遍封三山五岳，求仙不止。秦始皇也曾多次封禅东巡，修桥寻仙，愚举一生。唐李贺曾作《苦昼短》：“刘彻茂陵多滞骨，赢政梓棺费鲍鱼。”是对两位雄主不羡江山只羡仙可悲结局的真实写照。这两句承三、四句转折之势意讽真宗见祥瑞而乱封禅不智之举应以先帝君之愚举为鉴戒。
“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两句以司马相如作《大人赋》的典故点睛结尾。汉武帝侍臣司马相如曾作《大人赋》以讥仙家的虚妄，却因描过甚，结果“天子大悦，飘飘然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汉书司马相如传》)，“谏意不切”，其含意更深。诗人用此典故，承上讽喻意，称自己也只能与相如一样以作诗为讥，不知真宗见后，是否也象汉武帝一样辜负臣子的初衷，此诗收于叹息期盼之情。
全诗多用典实，深奥但非僻冷，位置妥帖，并不堆垛，这是因为此诗内容充实，不同于西昆体常有诗风；而另一重要因素是结构颇见匠心，既保持了西昆体组织细密的特点，又深得李杜七律构思神理，语言清丽，议论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