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二句赞美裴迪咏早梅诗：你在蜀州东亭看到梅花凌冬盛开，诗兴勃发，写出了如此动人的诗篇，倒像当年何逊在扬州咏梅那般高雅。何逊是杜甫所服膺的南朝梁代的诗人，杜甫《解闷十二首》之七，有“颇学阴（铿）何（逊）苦用心”的诗句，这里把裴迪与何逊相比，是表示对裴迪和他来诗的推崇。
“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二句上承“动诗兴”，说在这样的时候，单是看到飞雪就会想起故人，思念不已，何况你去东亭送客，更何况又遭遇到那恼人的梅花，要你不想起我，不思念我，那怎么可能？这样遥领故人对自己的相忆，表达了对故人的深深谢忱和心心相印的情谊。“此时”，即肃宗上元元年末、二年初，正是安史叛军气焰嚣张、大唐帝国万方多难之际，裴杜二人又都来蜀中万里作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忆之情，弥足珍重。
“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早梅开花在岁末春前，它能使人感到岁月无情，老之易至，又能催人加倍思乡，渴望与亲人团聚。大概裴诗有叹惜不能折梅相赠之意吧，诗人说：幸而你未折梅寄来勾起我岁暮的伤感，要不然，我面对折梅一定会乡愁撩乱、感慨万千的。诗人庆幸未蒙以梅相寄，恳切地告诉友人，不要以此而感到不安和抱歉。在我草堂门前的浣花溪上，也有一株梅树呢。“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这两句是说：这一树梅花啊，如今也在渐渐地开放，好像朝朝暮暮催人老去，催得我早已白发满头了。倘蒙您再把那里的梅花寄来，让它们一起来折磨我，我可怎么承受得了！催人白头的不是梅，而是愁老去之愁，失意之愁，思乡之愁，忆友之愁，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忧国忧民、伤时感世之愁，千愁百感，攒聚一身，此头安得不白？与梅花梅树又有什么相干！可怜这“江边一树”，也实在晦气，自家无端挨骂不算，还牵连得百里之外的东亭梅花，也被宣布为不受欢迎者。
此诗通篇都以早梅伤愁立意，前两联就着“忆”字感谢故人对自己的思念，后两联围绕“愁”字抒写诗人自己的情怀，构思重点在于抒情，不在咏物，但历来被推为咏梅诗的上品，明代王世贞更有“古今咏梅第一”的说法（见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九引）。原来，诗歌大抵以写情为第一要义，咏物诗也须物中见情，而且越真挚越深切越好，王世贞立论的出发点，应该也是一个“情”字。这首诗“直而实曲，朴而实秀”（清人黄生语），在杜诗七律中，别具一种风格。
全诗紧扣“游”字，描写夏日暮晚时分的独特山景，表达了诗人热爱自然之情，抒发了追求闲适、高洁之志，也表达了诗人想摆脱官场束缚意欲退隐的心情。
这首诗首联点明题旨，总写月夜下游山。夕阳西沉，作者和夏少府利用公余之暇，到山间寻幽探幽。颔联写山里山路、花木的幽香，颈联写山中的寂静幽深，二、三联写景，描写十分细腻，对仗特别工致。落日的余晖仿佛是点点滴滴的黄金，玉佩散落在幽暗的兰径、槐庭之中，空山静谷，寂寞无声，只有深深的月色伴随着阵阵山径；前三联描绘游山所见所闻，“兰径”、“槐庭、“静谷”、“空山"，加上“幽佩”、“暗金"、“径声”“月色”，组成了一幅傍晚山中纯静、空明、幽雅、清丽的图画。
面对这样悦人的山色，诗人于尾联卒章显志，情不自禁地抒发了挣脱樊笼，寄迹山林的情怀，显得贴切自然。“樊笼累”（陶渊明“久在樊笼里”）表明对官场、俗世的厌倦，“松桂心”（陶渊明“复得返自然”）表明对自然的喜好，对归隐生活的向往，揭示了“诗心”，主旨凸显。
由此，全诗在营造山中夜色空旷、幽静的奇特意境中，含蓄地表达了诗人远离“樊笼”（尘世束缚）、亲近“松桂”（美好自然）的心愿，其厌恶尘世、热爱自然、追求高洁之情志，了了可见。
“渔父笑，轻鸥举，漠漠一江风雨”，写渔父从酒醒之后的大笑、大吟的悠然闲适的神情。仰天而笑“轻鸥举”，隐喻渔父如海鸥那样自由飞翔。平视而笑“漠漠一江风雨”，隐喻渔父如江阔那样的心胸，无视风雨。这是自然的壮观，也是渔父的身影。渔父与自然融为一体了，恬淡悠然。
“江边骑马是官人，借我孤舟南渡”，以写实对比的手法，进一层以官人的奔波映衬出渔父的悠闲，突出了官人高贵反而累赘、无能，渔父卑下反而自由自在。“笑”中最能令人深思的是笑官人：一群群骑马的官人，这时也不得不借渔父的“孤舟”南渡。嬉笑诙谐之情，表现在最后两句中。
第四首词先描景，后叙事，景事相缀，以“笑”为中心线，贯串全词，写出了渔父的闲适自由的生活情景。也反映农村劳动人民的生活，呈现出一股逸然超脱的思想情趣：静谧的荒野江边，质朴的莞尔而笑的渔父与轻盈自由的江鸥为伴，跟风雨中追名逐利的官人构成鲜明的对照，作者的美丑标准也在这里明显地得到标示。这一点，又是在非常自然的化工妙手中表现出来，显示出一种“真态”的村野气息。
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
这首诗从瞿塘峡的艰险借景起兴，引出对世态人情的感慨。“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就描绘出瞿塘峡的险阻形势。从“十二滩”中可以想见其险绝情况。
面临着惊涛拍岸、险阻重重的瞿塘峡，诗人由江峡之险联想到当时的世态人情：“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瞿塘峡之所以险，是因为水中有道道险滩，而人间世道“等闲平地”也会起波澜，令人防不胜防，真是“人心”比江峡还要凶险。这是诗人发自内心的感慨之言。
诗人参加永贞改革失败以后，屡受小人诬陷，权贵打击，两次被放逐。痛苦的遭遇，使他深感世路维艰，凶险异常，故有此愤世嫉俗之言。说瞿塘之险用“人言”提起，意为尽人皆知；叹人心之险则用“长恨”领出，主语是诗人自己，点出自己在现实的经历和体察中悟出的人情世态，并且明确表示了自己对它的态度。两句之间有转折，也有深入，以瞿塘喻人心之险，在人之言与我之恨之间过渡，命意精警，比喻巧妙，使抽象的道理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