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读者都知道柳宗元的诗中总是充满了一种酸楚哀怨,凄婉幽深和感厄愤郁之情。特别是在永州所作诗篇,取境大都以清冷、幽僻、寂静为主色调,读起来给人以郁闷压抑、吞吞吐吐的感觉,总缺少一些豪迈潇洒、明快超脱。而此诗却一反常态,使人耳目一新,在柳宗元诗集中,可算得上十分难得的“快诗”。
《觉衰》诗的“快”,首先表现在对衰老的态度上。面对提前来临的衰老,他不再是悲悲切切,嗟叹不已,而是显得超脱旷达。这种态度表现在诗的一、二层中。诗的第一层写“衰至”的感受。衰老虽然不期而至,而且来势凶猛。四十岁左右正值盛年的柳宗元,已经是“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显出了十足的老态龙钟之状。诗的开头,可谓是曲尽老态。留下一个应该怎样面对过早到来的“衰”的问题。诗的第二层,是写对“衰至”的认识和理解。笔势一转,陡然生力,表现了诗人的独特见识。他以穿越古今、看透人生的目光,找到了面对衰老的最好的方法——潇洒和超脱。诗中写道:“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称寿圣人,曾不留至今。”古代的寿者如彭祖、老聃,早已消失于人世间了。人人称颂的周公、孔子,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归于寂静了。无论是长寿者,还是圣贤者,都无法逃避必死的自然法则。这是一段非常富有哲理的议论。诗人把寿者、圣者同普通人等量齐观,一切的人在衰老和死亡面前,都是公平无私的。因此,大可不必为功名利禄而患得患失,耿耿于怀,也无须因失意落魄而唉声叹气。只有看透了这一层,精神上才能获得轻松和超越。这种见解和情怀,在柳宗元别的诗中很少见到。
《觉衰》诗的“快”,第二个鲜明特点是行为上的潇洒倜傥。面对衰老,面对春光流逝,许多人都会自伤老大,嗟老叹穷,痛感人生苦短,光阴虚掷,生不逢时,怀才不遇。这大概也算得上中国古代失意文人的通病。柳宗元在此诗中却表现得潇洒豪迈:“但愿得美酒,朋友常共斟”,与朋友常举酒杯,放怀痛饮,何愁之有,此其一也;“出门呼所亲,扶杖登西林”,呼朋唤友,成群结队,郊外踏青,登高抒怀,又何忧之来,此其二也;“高歌足自快,商颂有遗音”。放声高唱古代颂歌,情韵悠扬余音不绝,何闷不去,此其三也。此番举动,其豪迈不下李太白(李白),其潇洒可敌谢康乐(谢灵运),实在让人刮目相看,难怪周珽在《唐诗选脉全通》中评价此诗说:“绝透,绝灵、绝劲、绝谈。前无古人者以此,言人当及时行乐也。”蒋之翘说此诗“失却子厚本色(《唐四家诗》)”。虽然两人评价的角度不同,说法不一,但共同地证明了一点,柳宗元的这首诗,给了读者一种新鲜别样的感觉——快意。
从《觉衰》这首诗,读者看到柳宗元人生、性格的又一侧面。幽怨、哀叹和凄婉不是柳诗的全部,他的诗同样可以潇洒豪迈,可以旷达超脱。这首诗展示了一个更生动更真切和更全面的柳宗元。苏轼说此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此话是颇有见地的。此诗正是忧与乐相互渗透、相互陪衬,超脱旷达使幽怨显得更加婉曲,潇洒倜傥使孤愤变得更加强烈。诗人自己在《对贺者》中也是这样说的:“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庸岂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大者乎!”此诗,柳宗元以洒脱的外在形式,抒发出内心深处的哀怨之情,是饱含酸楚地“潇洒”了一回。
这是一首咏物词,上阕写荷叶神态,下阕叹自己已发如雪白,不同心生怅惘,但又幸有如荷叶的心灵,能够欣赏流泻如练的月光。结尾三句写荷池整体画面,相融相汇,空明宏丽。
本篇为咏荷抒怀之作。全词咏物而不滞于物,字面上处处写荷叶,但又时时能感受到作者对人生的感叹。全词色彩鲜明,清丽流畅,洋溢着积极乐观的情绪。通过咏叹荷叶的高洁自持,取其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性,隐寓着词人洁身自好的情志。上片妙笔描绘荷叶之芳姿,富有情趣。重点写荷叶之形,开头三句写开放的荷亭亭玉立向远处铺展的情景。“犹有遗簪”三句写刚出水面之嫩叶卷曲未伸展的情景,上下兼顾。“鸳鸯密语”以下写荷叶给自然界带来的欢欣及对荷叶的怜惜之情。下片作者赋予荷叶以深刻内涵,其思之珍贵在于用暗寓回首往昔盛事,表现对故国繁华的眷恋之情。“恋恋青衫”五句抒年岁已老而一事无成之慨叹。末几句见荷叶被秋风所折却依旧生活在清净圣洁的环境之中的情形,暗寓自己高洁自守,表白终老林泉的心迹。全篇写景如绘,物我交融,情蕴深永。
东汉末年,朝廷暗弱群雄割据,面对统一天下重整纪纲的时代课题,那些凭镇压“黄巾”起家的大大小小的军政头头,个个野心勃勃欲夺天下,为此一时好像都求贤若渴、广纳贤才。可实际上个个又都惟我独尊,顺者昌逆者亡。麾下谋臣高参一旦在原则问题上表露“异见”,那就肯定没有好下场。献衡本来是高才大才,据《后汉书》上说他少年时就以文才和辩能而扬名天下。当时身在曹营的名儒孔融也赞他“淑质贞亮英才卓荦”,还上表奏帝推荐了他。可因为他有个狂傲不羁的毛病,很快就被曹操给“打发”到刘表那儿去。刘表为了不想让曹操的借刀之计得逞,便又把他“推荐”到江夏太守黄祖那去了。起初,黄祖因他与自己的大儿子黄射很要好,对他还有几分欣赏,可后来遭他当众辱骂,盛怒之下一刀把他杀了。
献衡死时才26岁,到死也没个官衔职称,墓碑上写的仅是“汉处士献衡”。处士,即指未做官的文化人。如此境遇的他心里自然有着一腔愤懑的苦水了——这就是写这篇《鹦鹉赋》的心理背景。至于奉命提笔的具体缘由,他在此赋“序文”里有明确交代:一次黄射在鹦鹉洲上大会宾客,有人献鹦鹉并希望他能以鹦鹉为题作赋以“使四座咸共荣观”,于是他竟“笔不停缀、文不加点”地当即完成。因此这还是一篇颇有限制的“命题作文”。
全文给读者的总印象是寓意丰富、抒情含蓄、结构精巧、文字形象。
全文分两大层面,第一层(前三段)是咏赞“鸟之形质美”,即从多个侧面用多种手法描绘赞美鹦鹉鸟的超凡不俗。先写其丽容丽姿,再写鸟的聪明辩慧和情趣之高洁。如此便收得一箭双雕:既显扬出鹦鹉鸟之奇美,又暗示自己志向的高超和才智的出众。而其中第二段所写虞人们奉命布下天罗地网捕捉鹦鹉而献全鸟者受赏的细节,则更巧妙地影射出东汉末年权贵压迫忠正控制贤才的行径以及他自己被人几经转送的尴尬苦楚。第二层(后三段)则进一步抒写“鸟之神苦(困境与悲情)”。即美丽高洁的鹦鹉身陷笼槛却时时“想昆山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又暗衬出他自己有志难酬有才无时的愤懑情怀。
以上所说便是该篇的“主脉”。此外,考虑到命题之需和扣题之宜,献衡先生还于字里行间一石三鸟地满足了在场主客们各自的审美需求。它不仅给予了众宾客以“荣观”之乐,又点透出献鸟者的殷切之意。而面对着美鸟佳篇,宾客们得其欢乐之态和献鸟者自得之色等等,宴会主人也会油然而生得一番幸慰。所以该作真可谓是一石三鸟的神来之笔了。
鉴此,《鹦鹉赋》堪称汉以来顶尖级的赋体佳作,鹦鹉洲也因此享有盛名。比如唐代诗人崔颢那首绝妙的《黄鹤楼》里就有“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凄凄鹦鹉洲”的名句。大诗人李白流放夜郎途中被赦返回时,眼望鹦鹉洲而触景生情便也吟得《望鹦鹉洲悲献衡》,对作者献衡的钦慕怜惜之情尽染笔端:“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