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开篇四句先以“吹”字上联下递，运用修辞学上的“顶真格”，写出北风对庭前柏树的肆虐，再以一个“吹”字与此相呼应，写出柏树的坚不可摧，一任北风肆暴，还是那么节操棱棱，威严方正，依然故我。借以喻诗人所蒙受谗邪们的诽谤，纷纷藉藉，而诗人依然刚正不阿，我行我素，反映了诗人对政局认识的清醒及其操守的坚贞。中间四句由忆往昔落墨，自远而写近，把问题引向了历史的纵深，谓柏树曾历尽冰霜而不改其清操，如今严冬已成过去，春光日渐宜人，闲花野草尚且呈现一片生机，北风猛吹柏树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借以喻诗人曾饱历忧患而不变其志。如今国祚已转危为安，谗邪们的中伤对我无可奈何，反映了诗人对谗邪之臣的轻蔑及其信念的坚定。最后二句紧承上文，虽纯系口语，却道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春光已经返回大地，北风肆虐还会久吗？”借以喻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反映了诗人一种誓与国运共安危的高尚情操与乐观情绪。
通篇用比，以柏树自喻，以北风喻谗邪，以阳和喻国祚，于阳和初回，北风肆虐中突出了“节操棱棱还自持”的柏树形象。笔调古朴，风格雄放，不以秀词佳句和所谓意境来吸引人，而以完整形象和真实感情来激动人，在托物抒怀之作中别具一格。
此诗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写情。其写情，是通过对事物的细致感受来表现的。此诗前两句用写景铺垫手法，描写主人公独居的冷清孤寂，扣信诗题“寒闺怨”。后两句用情景交融手法，描绘了一幅天寒岁暮、冬衣未成、秋霜欲下、征夫未归的孤冷画面，孤寂凉情直入人心，千般滋味涌上心头。 第一句即点明时间：深夜，而寒月历来是秋冬两季的代名词。“洞房”两字可理解为新婚后的洞房，而“洞”又有深远的含义，也可理解为处于庭院深处的房间。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一个“静”字就让这本该是温暖融融的居所显得不同寻常的冷清。居室本已深邃，又被寒冷的月光照射着，所以更见幽静。
第二句更是将冷意继续延伸，“真珠帘”即为珍珠帘，尽显其华贵之意，与上洞房相称，不可呆看，显露出屋子主人身份的高贵，但即使是高贵的女子也摆脱不了空守闺房的寂寞。帘外的一株梧桐树，静静地立在院子当中，月光摇落，将它的影子拉得很长。
洞房、珠帘，都是通过描写环境以暗示其人的身分。“梧桐影”既与上文“寒月”相映，又暗逗下文“秋霜”，因无月则无影，而到了秋天，树中落叶最早的是梧桐，所谓“一叶落而知夭下秋”。前两句把景写得如此之冷清，人写得如此之幽独，就暗示了题中所谓寒闺之怨。
第三句第一个字就点明此刻的季节，正是寒霜将落的深秋。在这冷清清的月光下，静悄悄的房屋中，一帘子里的人还没有睡，忽然，她感到冰凉，连手也觉得冷起来了。随即想起，是秋深了，要下霜了。但暮秋深夜，秋霜还未降落，女主人公玉手先知，预先通过手冷感受到即将到来的霜露，这不免引人遐思。
第四句给出了答案，原来女主人公并没有就寝，而是坐在灯下裁剪衣服，要赶制寒衣要寄给远方的征夫。气温骤降，手里的剪刀立刻变得冰凉刺骨，她这才知道屋外就要下霜了。而下霜则更加说明屋外的寒冷，同时也反衬出闺房的冷寂和独守深闺的落寞。
天寒岁暮，征夫不归，冬衣未成，秋霜欲下，想到亲人不但难归，而且还要受冻，岂能无怨？于是，剪刀上的寒冷，不但传到了她手上，而且也传到她心上了。丈夫在外的辛苦，自己在家的孤寂，合之欢乐，离之悲痛，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来，是完全可以想得到的。
全诗虽似简单，实则丰富，写得含蓄有致，情景交融，言简意丰，一“知”一“冷”，通过写闺中少妇寒夜为征夫赶制冬衣的情景，尽显女子内心之凄凉，孤寂之“怨”。
这首词的上片，写热闹的宴会过后，宾客离席，庭院一片空寂，夜月一片冷清。主人公应是一个寂寞满怀的人。每一种景物、每一个场面都蕴含了一种无法言表的落寞之感，尤其“厌厌”和“纤纤”等词，更是烘托了作者无以自遣的怅愁之情。从词的写法上看，以空起，以静收，虚者多，实者少，情绪气氛浓，直言胸臆淡，有空灵透剔之特色。
下片写主人公早晨睡醒之后感愁伤恨的心情。春光依旧明媚，人却已空然老去，眼前美景并不能吸引作者、给作者以愉悦，往日今日的新愁旧恨总是郁于心头，只想醉卧不起，情绪愈发低沉，心情更加郁闷。结尾一句“一声羌笛，惊起醉怡容”陡然一转，羌笛如晴空一声惊雷，惊醒了酣睡之人，形象地表达了人物此时心理的脆弱。
整首词中，已经没有了后主前期词中的纵情欢娱，字里行间预示着国家形势堪危。
这是一篇有名的不怕鬼的故事，显系民间传说，选自《列异传》。
《搜神记》卷十六也收有此篇，题目略有改动，“宋定伯”作“宗定伯”。《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类书中有所征引。
作品的主题是宣扬不怕鬼更要敢捉鬼制服鬼。
它通过逢鬼、骗鬼和捉鬼的描写，赞扬了少年宋定伯的机智和勇敢，说明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完全可以制服它，特别是在人们相信“人鬼乃皆实有”，“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的魏晋南北朝，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心人物是宋定伯，他年少气盛，夜行遇鬼，他不仅不怕，还主动与鬼打招呼。当鬼问“汝复谁?”定伯答：“我亦鬼。”妙!佯装是鬼的同类，才能与鬼同行。这表现了宋定伯的沉着和机智。
鬼背负宋定伯时说：“卿太重，将非鬼也!”他一点不惊慌，反而自称是“新鬼，故身重耳”。又一次巧妙地解除了鬼的怀疑，取得了鬼的信任，并进而掌握了捉鬼的奥秘“惟不喜人唾”。
当宋定伯涉水有声时，鬼又问：“何以有声?”定伯又以“新死，不习渡水故尔”作答，使鬼信以为真，完全把鬼迷住。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当行至宛市，定伯紧紧抓住鬼不放，不管鬼怎样惨叫，他也不心软。鬼变成一只羊，便将它卖掉，并“唾之”以防鬼再变。这些层层深入的描绘，活生生地再现了一个有胆有识、善于谋略、勇于捉鬼的少年英雄宋定伯的形象。
作品中的鬼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形象，它是作为宋定伯的陪衬而出现的。它的一切都被神机妙算的宋定伯所控制，这个鬼必然要成为英雄手下的败将。
以对话的方式展开情节，贯穿全篇，简洁而传神，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需要。作者把宋定伯和鬼的对话描写得栩栩如生，如临其境，颇为有趣。
在对话中，宋定伯的灵活、机智、勇敢与鬼的笨拙、窝囊、怯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特别把宋定伯捉鬼的情节写得极为生动：“定伯担鬼著肩上，急执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鬼的惊呼与凄然求饶的可怜相和定伯坚定果断的神情都跃然纸上，生动逼真。
本文是魏晋志怪小说中精彩的篇章。
清人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话》里有段评论杜甫绝句诗的话：“七绝乃唐人乐章，工者最多。……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注：指刘禹锡）为最。缘落笔朦胧缥缈，其来无端，其去无际故也。杜老七绝欲与诸家分道扬镳，故尔别开异径。独其情怀，最得诗人雅趣。”他说杜甫“别开异径”，在盛唐七绝中走出一条新路子，这是熟读杜甫绝句的人都能感觉到的。除了极少数篇章如《赠花卿》、《江南逢李龟年》等外，他的七绝确是与众不同。
首先，从内容方面扩展了绝句的领域。一切题材，感时议政，谈艺论文，纪述身边琐事，凡是能表现于其它诗体的，杜甫同样用来写入绝句小诗。其次，与之相联系的，这类绝句诗在艺术上，它不是朦胧缥缈，以韵致见长的作品；也缺乏运用于管弦的唱叹之音。它所独开的胜境，在于触机成趣，妙绪纷披，显得情味盎然，如同和读者围炉闲话，剪烛谈心；无论是感慨唏嘘也好，或者嬉笑怒骂也好，都能给人以亲切、真率、恳挚之感，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朴质而雅健的独特风格，是耐人咀嚼不尽的。
《戏为六绝句》（以下简称《六绝句》）就是杜甫这类绝句诗标本之一。以诗论诗，最常见的形式是论诗绝句。它，每首可谈一个问题；把许多首连缀成组诗，又可表现出完整的艺术见解。在中国诗歌理论遗产中，有不少著名的论诗绝句，而最早出现、最有影响的则是杜甫的《六绝句》。《六绝句》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其精神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戏为六绝句》第一首论庾信。杜甫在《春日忆李白》里曾说，“清新庾开府”。此诗中指出庾信后期文章（兼指诗、赋），风格更加成熟：“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健笔凌云，纵横开阖，不仅以“清新”见长。唐代的“今人”，指手划脚，嘲笑、指点庾信，足以说明他们的无知。因而“前贤畏后生”，也只是讽刺的反话罢了。
第二、三首论初唐四杰。初唐诗文，尚未完全摆脱六朝时期崇尚辞藻浮华艳丽的余习。第二首中，“轻薄为文”，是当时的人讥笑“四杰”的话。史炳《杜诗琐证》解释此诗说：“言四子文体，自是当时风尚，乃嗤其轻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尔曹身名俱灭，而四子之文不废，如江河万古长流。”第三首，“纵使”是杜甫的口气，“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则是当时的人讥笑四杰的话（诗中以“卢王”来指四杰）。杜甫引用了他们的话而加以驳斥，所以后两句才有这样的转折。意思是即便如此，但四杰能以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这三首诗的用意很明显：第一首说，观人必须全面，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第二首说，评价作家，不能脱离其时代的条件。第三首指出，作家的成就虽有大小高下之分，但各有特色，互不相掩。应该恰如其分地给以评价，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向前人学习。杜甫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这三首诗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第四首诗继续第三首诗意，对那些不负责任地胡乱糟蹋前贤现象的批评，指责这些人自己的作品不过是一些翡翠戏兰苕一般的货色，而没有掣鲸鱼于碧海那样的伟著。
“不薄今人爱古人”中的“今人”，指的是庾信、四杰等作家。杜甫之所以“爱古”而不“薄今”，是从“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发的。“为邻”，即引为同调之意。在杜甫看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清词丽句”不可废而不讲。更何况庾信、四杰除了“清词丽句”而外，尚有“凌云健笔”、“龙文虎脊”的一面，因此他主张兼收并蓄：力崇古调，兼取新声，古、今体诗并行不废。“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但是，仅仅学习六朝，一味追求“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一类的“清词丽句”，虽也能赏心悦目，但风格毕竟柔媚而浅薄；要想超越前人，必须以恢宏的气度，充分发挥才力，才能在严整的体格之中，表现出气韵飞动的巧妙；不为篇幅所困，不被声律所限，在法度之中保持从容，在规矩之外保持神明。要想达到这种艺术境界，杜甫认为只有“窃攀屈宋”。因为《楚辞》的精彩绝艳，它才会成为千古诗人尊崇的典范，由六朝而上一直追溯到屈原、宋玉，才能如刘勰所说：“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文心雕龙·辨骚》），不至于沿流失源，堕入齐、梁时期那种轻浮侧艳的后尘了。而杜甫对六朝文学既要继承、也要批判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上。
《六绝句》的最后一首，前人说法不一。这里的“前贤”，是泛指前代有成就的作家（包括庾信、四杰）。“递相祖述”，意思是因袭成风。“递相祖述”是“未及前贤”的根本原因。“伪体”之所以伪，症结在于以模拟代替创造。真伪相混，则伪可乱真，所以要加以“别裁”。创造和因袭，是杜甫区别真、伪的分界线。诗人只有充分发挥创造力，才能直抒襟抱，自写性情，写出真的文学作品。庾信的“健笔凌云”，四杰的“江河万古”，就在于此。反过来，拾人牙慧，傍人门户，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堆砌词藻，步齐、梁时期的后尘，固然是伪体；而一味模仿汉、魏时期古人的作品，也是伪体。在杜甫的心目中，只有真、伪的区别，并无古、今的成见。
“别裁伪体”和“转益多师”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别裁伪体”，强调创造；“转益多师”，重在继承。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转益多师是汝师”，意思是无所不学，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这话有好几层意思：只有“无所不师”，才能兼取众长；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不限于一家，虽然有所继承、借鉴，但并不妨碍诗人自己的创造性，这是第一层意思。只有在“别裁伪体”，区别真伪的前提下，才能确定“师”谁，“师”什么，才能真正做到“转益多师”，这是第二层意思。要做到“无所不师”而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就必须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别人的成就，在吸取的同时，也就有弘扬和舍弃的地方，这是第三层意思。在既批判又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熔古今于一炉，创作出诗人自己的佳句，这就是杜甫“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精神所在。
《六绝句》虽然主要是谈艺术方面的问题，但和杜甫总的创作精神是分不开的。诗中“窃攀屈宋”、“亲风雅”则是他创作的指导思想和论诗的宗旨。这六首小诗，实质上是杜甫诗歌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诗论的总纲；它所涉及的是关系到唐诗发展中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这类小诗里发这样的大议论，是前所未有的。诗人通过各种事例来总结出一系列的要点，将严正的笔意寄寓在轻松幽默的笔调中，娓娓道来，庄谐杂出。李重华说杜甫七绝“别开异径”，正在于此。明白了这一点，这组诗之所以标为《戏为六绝句》，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