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立论的论点是针对司马光认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的指责，指出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从而说明变法是正确的。司马光的攻击名实不符，全是谬论。文章逐条驳斥司马光的谬论，揭露出他们保守、腐朽的本质，表示出作者坚持改革，绝不为流言俗语所动的决心。
第一段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
因为两人之间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王安石在第一段第一句写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昨日蒙教”是礼貌性套语；第二层提到与司马光“游处相好之日久”，感情色彩很浓，使司马光很是舒服；第三层急速转到“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点明二人政治上不投合的原因所在。这三层意思集中在一句话里显出高度的概括力，亮出了分歧的焦点所在。不伤感情，态度坦率。第二句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司马光见解坚定，并不肯轻易改变，所以“虽欲强聒”多讲几句，一定得不到见察；对于洋洋洒洒三千余字的来信，只作简单答复，不再一一白辨。第二层是：经过仔细考虑，司马光很是看重自己，书信往来，不宜鲁莽，所以要做详细解释，希望司马光能够宽恕。这里说明了作者的态度和方法，又显示出冷静沉着。
第二段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
在辩驳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一一名实问题。名正则言顺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场，对同样一件事（即“实”）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马光在来信中指责王安石实行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这些责难，如果就事论事地一一加以辩解，那就很可能会因为对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现象或具体事实而陷于被动招架，越辩解越显得理亏；必须站在高处，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驳倒对方的责难，为变法正名。先驳“侵官”。作者不去牵涉实行新法是否侵夺了政府有关机构的某些权力这些具体现象，而是大处着眼，指出决定进行变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经过朝廷的认真讨论而订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体主管部门去执行。这一“受”、一“议”、一“授”，将新法从决策、制定到推行的全过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侵官”之说便不攻自破。次驳“生事”。“举先王之政”是理论根据，“兴利除弊”是根本目的。这样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国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扰民”。再驳“征利”。只用“为天下理财”一句已足。因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为谁征利。根本出发点正确，“征利”的责难也就站不住脚。然后驳“拒谏”。只有拒绝正确的批评，文过饰非才叫拒谏，因此，“辟邪说，难壬（佞）人”便与拒谏风马牛不相及。最后讲到“怨诽之多”，却不再从正面反驳，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语带过，大有对此不屑一顾的轻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议论。
这一段，从回答对方的责难这个角度说，是辩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问题的实质，从大处高处着眼，这种辩解就绝非单纯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驳斥司马光所列举的罪责的同时，也就反过来间接指责了对方违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为天下兴利除弊的错误。特别是“辟邪说，难壬人”的说法，更毫不客气地将对方置于壬人邪说代言人的难堪境地。当然，对司马光的揭露和进攻，主要还在下面一段。
第三段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紧承上段结尾处怨诽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无畏声言，作者对“怨诽”的来历作了一针见血的分析。
先指出：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忧国事、附和流俗、讨好众人为处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诗文中，“苟且”是因循保守的同义语；而“俗”与“众”则是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这里揭示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实质，正为下文皇帝的“欲变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因此接着讲到“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只是说明保守势力的反对势在必然，却丝毫不意味着他们的有理和有力。接下来，作者举了盘庚迁都的历史事例，说明反对者之多并不表明措施有错误，只要“度义而后动”，确认自己做得是对的，就没有任何退缩后悔的必要。盘庚之迁，连百姓都反对，尚且未能使他改变计划，那么当前实行变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势力的反对，就更无退缩之理了。这是用历史上改革的事例说明当前所进行的变法的合理与正义性，表明自己不为怨诽之多而改变决心的坚定态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可以说是王安石的行事准则，也是历史上一切改革家刚决精神的一种概括。
答书写到这里，似乎话已说尽。作者却欲擒故纵，先让开一步，说如果对方是责备自己在位日久，没有能帮助皇帝干出一番大事，施惠于民，那么自己是知罪的。这虽非本篇正意，却是由衷之言。紧接着又反转过去，正面表明态度：“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委婉的口吻中蕴含着锐利的锋芒，一语点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实质，直刺对方要害，使其原形毕露，无言以对。
这篇短信笔力精锐，文字简洁而富有说服力，语气委婉而严正，既不伤害私人的友谊，也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作者的修辞和逻辑推理是根据对具体的人、具体的场合，运用了反驳、引导、对比、证明、启发、类推等方法，由近及远、由远及近、层层逼进进行的，它是驳念性政论文的典范之作。
这篇文章有三个写作特点。
第一个特点，作为书信体议论文首要特点是行文简洁、结构严谨、没有枝蔓，全文除开头和结尾段用几句酬答的礼貌语言以外，紧紧扣住保守派几个主要论点进行驳斥，只驳论点不涉及其它事情，结构非常严谨，驳斥时针对其要害，言简意明，使文章短小精悍。
第二个特点，论证方法多样。本文的论证方式是驳论，其反驳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第一直接反驳，如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第二个举出根据进行反驳，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这里就举出了有利的根据，说明不是自己独出心裁，而是受命于皇帝，是朝廷议过的法度，指出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合理合法的。第三举出史实进行反驳，举出历史的事实来进行反驳，如“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这里以历史上曾有过的如何对待怨诽的事实为表率，表示自己不以流言蜚语而动，既委婉地反驳了怨诽之多的责备，又表达了自己变法的坚强决心。整个反驳是明确而有力的，言简意赅。
第三个特点，是气势磅礴，寓刚于柔。全文所以有压倒论敌的浩然正气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立足于理，理足则气势。二，擅于排比，连用排比驳斥对方，则势如破竹，无可阻挡。第三，擅用反语，如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气盛言怡，铿锵有力，虽则全文傲岸之气，愤然涌出，强调坚持改革的决心不可逆转，但语气相当委婉，柔中有刚，如比如说详细的说明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您或许能原谅我，结尾又说您批评未能帮皇上大有作为，那我知罪了，但让我什么也不要做，墨守常规就行，那我是不敢领教的。这样做一方面照顾多年交往的友谊，一方面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全力维护变法的正义立场。
这三首诗是一个整体，对作者的外甥郑灌进行教育和勉励，是出征前的一堂很好的政治、军事动员课。诗中以热情洋溢的语言，盛赞外甥郑灌的爱国壮举，对他寄予殷切的希望。
第一首，用奇异的联想，把郑灌获得从军的机会比喻为博得“好彩”头，说为了保卫祖国，从军戍边，这是非常光荣、幸运的事，应当感到高兴。“万人开”三字，把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边境的场面展现出来，多么豪迈有气魄！接着，诗中勉励外甥树立起“丈夫”的雄心壮志，英男杀敌“斩胡头”，以报效祖国。这样，故乡的人们都会感到光彩。“天子”是封建社会中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象征国家。
第二首，描写边境战斗的壮丽图景。英武的将士们手持丈八蛇矛，威风凛凛地开赴陇西边境，刚开弓搭天就使敌兵震惊不已，一触即溃，闻风丧胆。这虽然是一种设想的情景，但却流露出诗人对于正义之师的赞美。诗人为祖国有这样的军威阵势而感到自豪，也很关切战斗的胜利。因此，他特意叮咛郑灌要精通祖先传下的兵法，瓦解敌军，使其真正降服，大量缴获他们的军需军备。
第三首，展望战斗的胜利，满怀信心，鼓励郑灌勇敢杀敌，克期凯旋。诗人以长辈的口吻，反复嘱咐郑灌：完成破敌任务后就荣归故乡，言下之意是说：亲人们在等待着你，早日归来，以免悬念！诗中还反映了诗人对于进犯祖国的敌人的痛恨。“枭首当悬”，则表明诗人希望对敌人杀一儆百、攻心为上，做好安抚事宜。
此诗把描写、抒情和议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语重心长，感情炽烈，具有强烈的鼓舞和教育作用。
这篇游记紧承《石渠记》，是《永州八记》的第七篇。文章着重写石态水容，写涧中石和树的特色，描绘了石涧溪石的千姿百态，清流激湍，翠羽成荫，景色美丽宜人，表达了作者热爱自然，钟情山水的情怀，同时又书写了胸中愤郁，对自己的遭遇表示叹息和苦闷。全文景由情生，于常景中写出奇景；物我交融，主体和客体并重；并且剪裁得体，收结巧妙。
第一段先交代石涧的方位，接着描绘石涧的风光。作者用较多的笔墨写石。作者用贴切的明喻，把铺满水底的石头描绘得如同一个房舍整齐、家什完备的家庭，充满了生活气息，散发看屋室的温馨。这里的泉水也奇妙无比。这段文字，使石涧的奇妙一下就显出情味来，这情味是非常悠然、清丽、明朗的。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水中世界，于是作者撩起衣服，赤着双脚，渡水过去。这里，作者展开了丰富的想象，运用借喻和整齐对称的四字句，构思了一个如诗如画的意境。读起来也琅琅上口，富有节奏感。如果说前面作者写的清泉美石，是用视觉和听觉感知的，这里写的则是用心灵感受到的。作者完全沉醉在这奇丽的世界里。自然而然地发出感慨。这些感慨，包含着作者的复杂的情感，既有陶醉于自然风光的快乐和满足，又有难言的忧伤和哀怨，更多的则是借石润的美好景色来自我安慰。然后交代了游览石涧的时间，是和游石渠同一天。
第二段具体描述了几处游览胜地的地理位置之间的关系和沿途的风景。从袁家渴过来，先到石渠，后到石涧；从百家濑向上游过来，先到石涧，后到石渠。石涧可以找到的源头。都来自石城村的东南，这一带可以游乐的地方有好几处。再往上走是深山幽林，越来越陡峭艰险，道路太窄不能走到尽头。
这篇游记的最大特色，就是景由情生，于常景中写出奇景。其实，作者笔下的石润，只不过是一条乱石纵横、流水交加的普通山涧，它既无险壑奇石之趣，也无激流飞瀑之观，甚至说不上有一点点异于其他任何一条山涧的特别之处，在一般游人看来绝不起眼。但正因为作者感情倾注，慧眼独到，故小小石涧无不成景，每一景致无不奇妙。作者是这样描写石涧的：“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均荫其上。”这一连串的博喻，形象生动，不仅将石渠写得美，而且写得富有情节，富于联想，写得令人心馋。若床，若堂，若筵席，若阃奥，写出了石涧尺幅千里的空间的无限变化；流若织文，写出了这一空间在时间作用下的平面拓展；响若操琴，则是这一空间的立体扩散；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则是这一特定空间的限制和回归。这条小小的山涧中，有静态美，有动态美，有平面美，有立体美，有图画美，有音乐美，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世界。
《石涧记》在结构上也很有特色。首先是剪裁得体：详处极尽石涧之奥妙，笔触细腻，毫发不爽；略处行云流水，天地一览，如“其间可乐者数焉”“道狭不可穷也”等，无限风光，尽藏其中。其次，这篇游记的结尾不同凡响，收得十分高妙，妙就妙在结与不结之间。“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前句犹是铺扬开去，后句却陡然合起。一方面，与开头“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相照应，完整地表述了石涧之游的结束，可以乘兴而归了另一方面，“道狭不可穷也”埋藏着很多潜台词，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在《诗经》三百篇中，《郑风·叔于田》并不是很引人注目的篇章，但若论其艺术成就，此诗当可与那些最优秀之作相颉颃。诗分三章，纯用赋法，但流畅谐美中有起伏转折，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则与假比兴曲笔描写者异曲同工，难分轩轾。它的成功之处，除了运用《诗经》中常见的章段复沓的布局外，还在于运用设问自答、对比、夸张的艺术手法。
章段复沓，是《诗经》中最重要的结构特点。《郑风·叔于田》三章句式结构全同，与其他采用复沓结构的《诗经》篇章一样，有一种回环往复的音响效果，同时也因为复沓而起到了一种加深印象的效果。而这种复沓是有变化的复沓，各章各句替换几个字，既保持韵律感，又深化了主题。实际上，拿现代音乐术语来解说，此诗正是一首分节歌，而“不如叔也”一句则是唯一的一句副歌歌词。
章句复沓，自然算不上是《郑风·叔于田》一诗的专利，但设问自答、对比夸张则是其独具个性的特色。各章第二句“巷无居人”“巷无饮酒”“巷无服马”，第三句“岂无居人”“岂无饮酒”“岂无服马”，第四句“不如叔也”，第五句“洵美且仁”“洵美且好”“洵美且武”，相互间有这样的逻辑关系：第二句否定，第三句反诘，第四句作答，第五句述因，通过自问自答，将“洵美……”“不如……”“巷无……”（真的既英俊又……，人们都不如他，因此巷里没有人……）这样的正常顺序作一转换，顿觉奇峰突起，余味曲包。吴闿生《诗义会通》说：“案，故撰奇句而自解释之，文章家之逸致也。”对此妙笔青眼有加。这一设问自答的手法，实际上源出周人对商人占卜贞问的甲骨刻辞的着意摹仿。在甲骨卜辞中，因求问神灵需将正反两种结果都记刻于龟甲上，请决于神判，便产生了此类句法的滥觞。此诗中，一正一反，直陈与疑问并举，主要就在于以“突奇峭快”（陈震语）的笔墨引出下文“不如叔也”，这一结论。而“巷无居人”、“巷无饮酒”、“巷无服马”的夸张描写，则将众人“不如叔也”的平庸与“叔”“洵美且仁”（“且好”、“且武”）的超卓两者间的反差强调到极致。而通过居里、喝酒、骑马这样的生活细节来表现“叔”的美好形象，也很有人情味，有较强的煽情作用。诗的末句在“不如叔也”一句已将主要内容交代完毕之后逸出一笔，不仅使主题更为充实，也使对“叔”的夸张描写显得有据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