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见缲丝而托兴，正意在篇末。此章两段，各八句。上段，有踵事增华之意。欲成罗锦，用尺量丝，故须长；所织花草，色兼红碧，故不须白。熨贴裁缝，制为舞衣也。象床，指机床。玉手，指织女。乱殷红，谓经纬错综。动尺碧，谓光彩闪铄。
下段，有厌故喜新之感。蝶趁舞容，鹂应歌声，落絮游丝乘风日而缀衣前，比人情趋附者多。一经尘汗污颜，弃置何所，见繁华忽然零落矣。士故有鉴于此，不轻受汲引而甘忍羇旅，诚恐一旦弃捐，等于敝衣耳。玩末二语，公之不屑随时俯仰可知。
仇兆鳌按：诗咏白丝，即墨子悲素丝意也。已悲素质随时染，当其渲染之初，便是沾污之渐，及其见置时，欲保素质得乎？唯士守贞白，则不随人荣辱矣。此风人有取于素丝欤。
作诗嘲弄人并非完全以直接的方式，还有可能借题发挥，就事论人。李休烈《咏毁天枢》：天门街上倒天枢，火急先须卸火珠。计合一条麻线挽，何劳两县索人夫。题注：“长寿三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余万斤，铁一百三十余万斤，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纪革命之功。……金彩荧煌，光侔日月。”
据《新唐书·本纪第四》：“延载元年腊月甲戌，突厥默啜寇灵州，右鹰扬卫大将军李多祚败之。二月……己卯，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及吐蕃战于冷泉，败之。五月甲午，加号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改元，赐韫七日。”
可知武后耗费如此大的代价造这一座天枢，于她本人是十分有意义的。但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化，“（开元二年）毁天枢，发匠熔其铜铁，历月不尽。先是，韦后亦于天街作石台，高数丈，以颂功德，至是并毁之。”（《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卷二百一十一）统治者的朝令夕改，实质就是劳民伤财，这也才是诗人要真正批驳的。
诗的后半章戏谑性地用“一条麻线”与“两县人夫”作对比，把对统治者的怒骂宣泄得酣畅淋漓。
词作起势不凡，以钱塘江潮喻人世的聚散分合，充分地表现了词人的豪情。首二句写江潮“有情”而来，却终“无情”而归，似有情而实无情。“几度斜晖”的发问，又写出天上阳光的无情。地上潮水无情而归，天上夕阳无情而下，则是天地无情，万物无情。“俯仰昔人非”写人世转瞬万变，如同梦幻，这又是社会人生的无情。对此无情的人生，词人的态度却很乐观，“不用思量今古”，不必替古人伤心，也不必为现实忧虑，因而他能超脱时俗，“白首忘机”。这种达观的思想，在苏轼词中表现得极为普遍，而在这首词中则更明显，词人俯仰天地，纵览古今，得出的结论“一切无情”。因此，他的“忘机”，就带有深刻的了悟性。
下阕写词人与参寥的友情。词人看穿了古今万物，无意去名利场上角逐，但他并没有完全忘世，更没有忘情，他对生活的爱是执著强烈的，他对友情是非常珍视的。回想起在西湖与参寥子和诗饮酒、饱览春山美景、谈禅说理、流连忘返的日日夜夜，词人不禁从内心深处对这位友人以知己许之——“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以“诗人”称参寥，正反映出二人志趣的投合。苏轼才高学富，一般是不轻易许人的，但对参寥的诗，曾不止一次地赞赏。如参寥的诗句“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东风上下狂”、“风薄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等，都是为苏轼所激赏的。在诗歌创作上的共同兴趣，是二人友谊的一个重要基础。
“约他年、东还海道”以下五句，表现了词人归隐之志的坚定，进一步写二人的友情。据《晋书·谢安传》记载，谢安东山再起后，时时不忘归隐，但终究还是病死于西州门，未能实现其归隐的“雅志”。羊昙素为谢安所重，谢安死后，他有一次醉中无意走过西州门，觉而大哭而去。词人当时被召还，且被委以显官，但他“白首忘机”，志在归隐，因此，安慰友人，说“我一定不会像谢安一样雅志相违，使老朋友恸哭于西州门下”。说“愿”，说“不应”，全从自我的感情落笔，正表现了两人情谊的深切。 这首词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平淡的文字抒写深厚的情意，而气势雄放，意境浑然。“从至情中流出”道出了这首词的特色。由于词人与参寥有着共同的志趣，由于参寥品德的高尚，他们的友谊是十分真挚的。词人所抒之情发自内心，这种真挚的感情并不因文字的平淡而失去其深沉、雄厚之力。这是“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的一种艺术境界，它看似容易，实际上只有少数作家才能达到。元好问说苏轼词“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元好问《新轩乐府引》）。
此外，词中抒写出世的高想，表现人生空漠之感，却以豪迈的气势出之，使人惟觉其气象峥嵘，而毫无颓唐、消极之感。词人强调达观和“忘机”，使人感到的却是他对友情的无比珍重。苏轼达观中充满豪气，向往出世又执著于友情的个性，于此可见一斑。
这首曲揭露了仕途的艰难和官场的险恶，劝诫人不必为虚名卖命，连举五个古人，皆一一予以否定；结尾处直指元代仕途，尤足以惊世骇俗。全曲层层递进，以古鉴今，感情愤激。排比对仗的运用，使愤懑之情表达得淋漓恣肆，使用衬字，一唱三叹的节奏，加强了艺术效果。
此篇用了五则历史人物的典故，五句中作者又以饱含感情色彩的精练语言，表示了自己“感叹”的导向。
第一句与第二句对仗，用了两位历史人物的典故。姜太公见纣王荒淫无道，晚年隐居渭水南岸磻溪垂钓，被周文王访贤而得，后辅佐武王伐纣，建立周国。本是老年得志，风光荣耀，但作者用“贱卖”二字，对此持以嘲讽态度。可见作者认为姜太公放弃了悠闲安乐的垂钓生活而选择卷入一场生死权势的争夺中是不明智的。韩信虽获得了封侯拜将的荣耀，但这身外之名是在战场厮杀中挣得的，“命博”二字可见这功名背后蛰伏着的可怕的性命危机。作者翻空出奇，认为天下文臣武将引以为万世楷模的人费其一生所争的不过蝇头虚利。
第三句、第四句与第五句为鼎足对，例举了傅说、灵辄、豫让三人的典故。对这三人作者分别用了“羡”“叹”“劝”。“羡”傅说，表面是羡慕傅说在傅岩筑城隐逸安稳一生，而实则是正话反说，傅说并未“守定岩命版”而是被武丁访贤所得，举以为相，栖身庙堂，劳碌终生。“叹”灵辄，可见作者对于灵辄为报赵宣子桑间赠饭之恩而临阵倒戈，拼死相救甚至失去生命感到十分惋惜，一顿饭与人的生命相比孰轻孰重，自不待言。“劝”豫让，豫让为报智伯知遇之恩，漆身为癞，吞炭为哑去行刺赵襄子，事败被杀，作者视豫让损伤身体赔上性命的愚忠为不当之举。逝者已矣，生者当珍惜生命而不是作无谓的牺牲。
第六、七句推开一步，由历史回到现实，直指元朝仕途。求取功名的“凌烟阁”与“长安道”的必经之路却是威胁生命的险恶地带“鬼门关”“连云栈”，可见当下的仕途艰难官场险恶，读之触目惊心。这是对热衷功名利禄之人的当头棒喝，劝解世人不必为虚名卖命。
此曲的难得之处在于，作者从传统道德价值评判中脱身而出，他洞察古今名人义士头上的道德光环，感慨受人标榜的功臣名将和民间义士的遭遇，回到生命本质。李调元《雨村曲话》称赞其曲为“他人不能道”，可见一斑。全曲嬉笑怒骂，实则锋利深刻，一往情深，充满人文关怀，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曹雪芹《红楼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