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致远在《哨遍》套数中说：“有一片冻不死衣，有一口饿不死食，贫无烦恼知闲贵。譬如风浪乘舟去，争似田园拂袖归。”又在《四块玉·叹世》中写道：“佐国心，孥云手，命里无时莫刚求，随时过遣休生受。几叶绵，一片绸，暖后休。”可见元代归田隐居的文人，生活条件未必优裕，得免饥馁已属满足。而贯云石《水仙子·田家》四首，一首写到“布袍草履耐风寒，茅舍疏篱三两间”，另一首却说是“田翁无梦到长安，婢织奴耕仅我闲”。看来元散曲铺张归隐后“田家乐”的种种富足，既是出于愤世嫉俗的需要，也不无画饼充饥的理想意味。本曲自然也不能免俗。
作品的序络十分明晰。从“江山如画”的大背景叙出住所，再写住所中成员的日常劳作，“耕稼”引出“桑麻”，“鱼虾”引出“渔织”——列叙生活的家常。有奴有婢，丰衣足食，符合“闲适”题材散曲的模式。独具一格的是下半的结尾。“三国鼎分牛继马”是豪辣老到的俊语。在一连串不动声色的平静叙述中，忽来此奇兀一句，顿生倔强之文气，既展现了主人的避世身份，也使隐藏在隐居生活背后的感慨牢骚之情跃然跳出。于闲适的表象下不时伺机喷发出愤世的岩浆，是元散曲这类隐世题材作品常用的模式，有力地证明了它们其实是“叹世”、“警世”之作的一种变相。
这首词上片写作者参加宴会，宴会结束后大雁人飞，下片描写二妓的风流云散，衬托出离别的悲伤。该词借景抒情，运用衬托的手法，表现作者的离别悲伤之情。
上阙开端两句先写应邀赴宴：“欲执河梁手，还升月旦堂。”与下文的“酒阑人散”、“北客”联系起来看，可知开头是写应邀赴宴，而主人的殷勤好客以及作者的感激之情，都音流弦外了。接下去作者并没有渲染宴会上欢快、热烈的气氛，而是一下子推到散席的一刻，着意写上一笔：“酒阑人散月侵廊”。这里明点“酒阑人散”这一特定时间，而以厅堂的走廊下清冷的月光写出凄清的气氛和落寞的情怀，这当然是同离别的心绪相关联的。于是自然转到写当前的离别之事：“北客明朝归去、雁人翔。”这句或许是由“群燕辞归鹄人翔”（曹丕《燕歌行》）这一古老的诗句变化而来，以“雁人翔”反衬“北客”（即作者自己）归去的孤独和冷落，颇有点离群索居的意味，突出了离别的悲伤。
下片开端两句是对别筵的补写，还是对近事的回忆，这一点无法悬揣，但可以肯定，其中有作者难忘的一时韵事。“高明玉”、“郑季庄”即前篇《减字木兰花》词序中所说的高莹、郑容，她们都是润州名妓，当时在苏轼赞助下，被判落籍、从良，所以感恩戴德，极有可能在苏轼临去时，席上作陪助兴。“窈窕”、“风流”互文见义，概括了二人的容貌之美、歌舞之美。接着笔锋一转：“一时分散水云乡”。此句写得极有诗情和韵味：“一时分散”四字，既回应前文的“酒阑人散”，又暗指二人的落籍从良，同时写出美的事物的消失所引起的莫名的惆怅；“水云乡”三字，紧扣江人的地域特征，并以云水汪茫的自然景色对作者所抒写的情感作了巧妙的烘托。结尾一句情、景兼到，也颇见佳：“惟有落花芳草、断人肠。”“酒阑人散”之后，触目都是惹人愁烦的景物，使人极度伤心。这里应当说明的是，“芳草”会惹人愁烦是因为在古代诗作中，诗人们往往借“芳草”这一意象来抒写或寄寓人的离情。如《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无名氏《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诗：“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杜牧《池州送前进十蒯希逸》诗：“芳草复芳草，断肠还断肠。自然堪下泪，何必更斜阳！”等等。看来这里更多地化用了小杜的诗意，来表现离别的悲伤，这是词的“主意”，与上片一脉相通。由此看来，下片描写二妓的风流云散，不过是一笔衬托而已。
这首诗详细地描写了庆州战役的全过程，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作战情况。诗中对宋王朝忽视边防和宋军将士的怯懦无能进行了尖锐的毫不留情的抨击，体现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激情。
诗人不是一般地记述这次战败，而是有意总结失败的教训。所以，开端四句，就揭示出宋朝“王者师”为西夏所败的原因：在于宋对外失策，边防无准备。“无战王者师”是说朝廷的军队有征而无战，因而应该是不可抗拒的。有备才能无患，这是兵书上十分强调的。如今天下太平几十年，“有备无患”虽然还写在兵书上，但早已被人抛弃了。所以宋军遭至到了惨败。“直随秋风寇边城”，含义颇丰，即是写实，也是比喻，西夏这次进犯正值秋天，而西夏寇边，又如秋风扫落叶、长驱直入，写出了西夏敌寇的来势凶猛，“屠杀熟户烧障堡，十万驰骋山岳倾”，更见其西夏的声威，成势不可挡之势。敌人的声威如此，而宋朝军队又是什么状况，国家的边防要塞如今有谁在那里指挥，原来竟是一个身为承制之官的乳臭小儿。大吃大喝就是这位承判的事业，他不懂得用兵打仗的谋略。这样的人指挥军队，是一定会失败的。“符移火急蒐卒乘”，照应了开端四句，正面描写宋军的无备。宋军将帅不仅毫无战前的准备，而且大敌当前，竟以为杀敌就如同捆绑尸体那样容易。因此，未组成一个军的兵力就仓促出战了，急急忙忙催促着战士们沿着艰险的山路行走。这些铺叙都深深地隐含着作者的激愤之情，是议论，是抒情，也是对失败原因的总结，是情、事、理的结合。
下面四句则叙述描写了宋军行军的艰难和狼狈的状态。“虏骑笑指声嘻嘻”以敌人的指笑反衬出宋军的失败。上面的“就戮如缚尸”正是成为宋军自己的写照，真是绝妙的讽刺。这一段是铺叙之笔，诗人毫无掩饰地描写宋朝军队从将军到士兵的腐败无能，从而揭示了宋军必败的根源，叙述中，饱含着沉痛的感情。下面宋军惨败的描写，更令人痛心且惨不忍睹。敌人早已窥伺到宋军的行动，出其不意地把山下的道路堵截起来，宋军脱下头盔，向敌人投降，乞求免死。那位承制被敌人反绑着双手，眼泪鼻涕一齐流出来。正当这帮将士进退不知所措时，敌人下令，有技艺的人可以保全生命，“争献小技歌且吹”，真实而又轻蔑地描绘出战场上那种群魔乱舞，令人哭笑不得的情形。“其余劓馘放之去，东走矢液皆淋漓。道无耳准若怪兽，不自愧耻犹生归！”更是对宋军苟且偷生丧师侮国行径的无情揭露。他们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宋军残存的人，被割去了鼻子和耳朵，狼狈地，屎尿淋漓地竟不觉得耻辱地逃了回去。对此诗人极为愤慨，便引发下面的议论，指出了失败的责任和原因：“守者沮气陷者苦，尽由主将之所为。地机不见欲侥胜，羞辱中国堪伤悲！”“地机不见”，即看不出地势险阻对于作战的机宜，再一次揭示了主将的愚昧无知。这四句议论与开端四句相呼应，进一步深化了全诗的主题。
宋诗在表现爱国斗争，抒发爱国思想方面比历代海歌都更为深入，更为直接。愤慨国势削弱、异族侵凌而愿意“破敌立功”的英雄抱负，已经成为北宋爱国诗歌的共同主题，苏舜钦的诗表现的尤为充分和突出。《宋史》本传说他“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他的诗具有强烈的政治感情而以明快豪迈的语言表达，是他诗歌的显著特色。这首诗更充分体现了他这种风格特征。在叙事中，感情激越，气势奔放，语言畅达，充满了一种英雄气概和浓厚的爱国之情，是宋代边塞诗中少有的作品。略显不足的是在修辞上稍嫌粗糙，缺乏回旋转折、含蓄淳泓之妙。其中以“之”所构成的诗句较多，开头结尾都陷于议论，显然是继承了韩愈的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的传统，因而使诗明显地表现出散文化的倾向。然而，在西昆体纤巧浮靡诗风盛行的情况下，象《庆州败》这样豪放激越的诗歌，无疑是宋代边塞诗中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