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赋以时间为序展开，先写鹤从仙境降落人间后所见的凄凉景象，然后铺叙鹤美妙的舞姿，最后写鹤不能自由的悲哀。全赋语言灵活多变，情节跌宕起伏，通过艺术的想象和夸张创作出了优美动人的艺术形象和高远的意境。
此赋据其情节发展可分为三层。从开头到“心惆惕而哀离”为第一层，这层写仙鹤禀赋高贵、美丽，却不幸为人所捕缚，而无限悲哀。从“于是穷阴杀节”到“不可谈悉”为第二层。这层首先写鹤从仙境降落人间后所见的凄凉景象，作者这样安排，一是衬托鹤舞的优美，二是说明鹤的悲哀，仙界是那样幽美，人间却如此凄惨。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令鹤不禁伤悲。在岁暮萧瑟的背景上，作者笔锋一转，开始精心描绘仙鹤变幻迷离、美妙无比的舞姿：动则“惊身蓬集，矫翅雪飞”、“将兴中止，若往而归”、“奔机逗节，角睐分形。长扬缓骛，并翼连声”；静则“烟交雾凝，若无毛质”。这优美的舞姿，就像一缕温馨的春风，吹进了冷瑟的人间；恰似一股涓涓的清泉，流淌在人们的心田，令人陶醉，令人飘然。仙鹤正因此而受尊宠，然而它满心“哀离”之情。所以最一层紧扣中心，写到：“既散魂而荡目，迷不知其所之”、“仰天居之崇绝，更惆惕而惊思”。尽管人们在赞美它，惊服它，“燕姬色沮，巴童心耻”，一切舞乐都不能与它比拟。它可以乘大夫之车，可以使所有的人倾倒。但这种尊宠并不是它的目的。它需要的是能够骋志翱翔的天空，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因而，越是备受尊宠，为人所养，它越感到悲哀。最后，作者用两句韵味深长的话为仙鹤唱了挽歌：“守驯养于千龄，结长悲于万里。”唱出了仙鹤，也是作者无限的惆怅。
在艺术方面，此赋也有其突出特色。
首先，此赋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根据神话传说，通过艺术的想象和夸张，创造出了优美动人的艺术形象和高远的意境。如写仙鹤的姿质清丽及其信步天庭，自由翱翔的生活，无不充满神奇的幻想：它生活帝乡，游于日域，戏于芝田，饮于瑶池；它有圆润的歌喉，洪姱的修趾，雪白的羽毛；目含丹星，顶凝烟华。这一切并非作者亲见，亦非现实中真有，而是根据传说进行艺术想象、加工创造出的。这种想象给鹤染上了一种神秘的、不同凡响的色彩，使之高雅、美丽、动人。又如写仙鹤的舞姿，作者将历史上所有舞蹈的优美动作集于仙鹤一身，精心地描绘，创造出一种恍若仙界、缥缈迷离的意境，从而突出了仙鹤的形象。正是这种浪漫主义的气息，使读者受到了强烈的感染。
其次，此赋情节曲折多变、波澜起伏、寓意深刻。开头先写了自由、美丽的仙界，接着突而转到人间，却值冬季岁寒， “穷阴杀节，急景凋年。凉沙振野，箕风动天”，这是情节的第一次剧变，这一变化使天上、人间形成鲜明对比，从而衬托出仙鹤的悲哀，且影射了现实的无比黑暗。写仙鹤的舞姿，是那样优美动人，可接着转到其心情描写，却是“仰天居而崇绝，更惆惕而惊思”。这又是一次令人未暇预及的波折，这波折是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仙鹤见羁思乡之哀愁，也是作者的无限哀愁。因而，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最后，此赋的语言灵活多变，前后用六字句，中间鹤舞一节用四字句，以抑扬顿挫、富有音乐美的语言突出中心的同时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这篇小品文一共两段，第一段叙述朱买臣“贵”后对其前妻表示的“仁者之心”；第二段记述“越妇”之言，揭露朱买臣“匡国济民”是假，“急于富贵”是真，本质虚伪。全文借古讽今，言辞犀利，借朱买臣前妻之口，表达对封建官僚的讽刺之意，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
朱买臣的故事在《汉书·朱买臣传》中是这样写的：朱买臣未得志时家中贫穷，不治产业，砍柴为生，讴歌道中，他的妻子感到没有面子，多次劝他，他更加高唱不止。他的妻子就离开他，改嫁别人。其后，朱买臣独自行歌道中，在山坟担柴。前妻与夫家上坟时看见买臣饥寒，给他饭吃。后来，朱买臣当上会稽太守，衣锦还乡，官府为迎接他差遣人打扫道路，他的前妻和她现在的丈夫也在其中。朱买臣收养了他们，一个月后，他的前妻上吊而死。在《汉书》中，这个故事是用赞美朱买臣不计前嫌、不忘旧情、感恩图报的笔调来叙述的；而他的前妻也只是一个见识短浅、不能吃苦的普通妇女。她是在惭愧悔恨中自杀的。罗隐在这篇短文中却反其意而用之，引申发挥，虚拟了朱买臣妻的表白，朱买臣成了被讽刺的对象，讽刺他一旦得到富贵就只贪图享受，不思匡国安民了；而他的前妻却是一个有见识、有气节的妇女。她不但敢于对近侍批判朱买臣，揭露他通达后不思“安民济物”，却“急于富贵”的虚伪本质；并且表现了不“食其食”“闭气而死”的可贵气节，从而揭露批判了晚唐时期的封建士大夫借口“匡国”“安民”，实则热衷功名利禄、言行不一的虚伪本质。
这篇文章一事一议，借古讽今，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作者善于运用委婉的判断语气和反问语气加强讽刺意味。文章短小精悍，文笔生动，言辞犀利，发人深思，正如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中所说的那样，“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这正是罗隐小品文的主要特点。
王安石早年创作诗歌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折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观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