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为送友人从军塞外而作，其中强烈表达了立功异域的战斗激情，和乐观豪迈的昂扬意绪。
首联“行子对飞蓬，金鞭指铁骢”，紧扣题意，写李侍御即将跨马远征。以“飞蓬”喻“行子”，自然使人联想到“行子”身影的轻疾，可谓形神毕现。
“铁骢”为青黑色相杂的马，本已矫健迅疾，再加上主人挥鞭，自然是凌厉如飞了。以“金”、“铁”来修饰“鞭”和“骢”，平添坚强的力度。故一发端，颇具顿挫之力，使“行子”轻捷如飞，意气昂扬的气势与英姿如在眼前。
颔联“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紧承上联送别之意。友人远征“万里”，是为求取“功名”，自当鼓励，因此不得挽留。临别之际，万千“心事”，一言难尽，全寄托在“一杯”别酒之中。此联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先从“万里外”一笔推开，展现出巨大的空间，表现李侍御豪迈的激情、飞动的气势。但紧接着一笔收勒，又回到别筵。这“一杯”中包含了哪些“心事”，诗人没有明写，但不难推测，它包含着深挚的惜别，“万里”征途的担心；前程珍重的祝愿；“功名”早立的期望等等，感情极为深沉厚重。一开一阖之际，极富抑扬顿挫之力。
颈联“虏障燕支北，秦城太白东”。指李侍御远赴安西所经之地。汉代李陵与匈奴交战的遮虏障远在燕支山之北，而李侍御所赴的安西则更在此之外。此句上承“金鞭”句、 “功名”句；对句指李侍御家室亲友所在之地——太白峰东的长安。这句上承“行子”句、“心事”句，虽不明言心事，而心事自含其中。 “虏障”与“秦城”之间，遥隔万里，临发之际，回望秦城， 自不免有所系恋，但“功名万里外”的豪情壮志又激励征人挥鞭直指前路。这一联只列地名，不直接书事言情，而情、事俱含其中。
尾联再一笔宕开，境界进一步扩大。安西与长安，相距万里，关山阻隔，归路茫茫，在地域广阔的画面上，浓墨重彩的勾勒，既是写景，更是托情。尾联继“离魂莫惆怅”的殷切劝慰之后，奇峰突起，以“看取宝刀雄”的放声高唱，将激昂壮别、立功异域的雄心壮志喷涌而出，具有惊心动魄的艺术力量。
这首送别诗最动人的地方，是融注于诗中的雄壮豪放之情，同时，诗人以意驱象，既有“飞蓬”、“铁骢”的形象描绘，又有广袤万里的空间描绘，这些超迈遒劲、雄浑阔大的形象，不仅体现了诗人感情的豪壮，同时也焕发出昂扬奋发的盛唐时代精神。
本篇起二句以简炼的笔触，概括地写出了西湖的广阔与繁华。“烟波阔”，一笔渲染过去，背景很有气派。“风里丝簧声韵咽”，则是浑括不流于纤弱的句子，使人想象到那广阔的烟波中，回荡着丝簧之声，当日西湖风光和一派繁华景象，便如目前。
三、四句承次句点到的丝簧之声，具体写歌舞。“舞余裙带绿双垂，酒入香腮红一抹”，写的不是丝簧高奏，而是舞后。但从终于静下来的“裙带绿双垂”之状，可以想象此前“舞腰红乱旋”的翩翩之态；从“香腮红一抹”的娇艳，可以想象酒红比那粉黛胭脂之红更为好看，同时歌舞女子面容之白和几乎不胜酒力，也得到了传神的表现。
换头由上片点出的“酒”过渡而下，但描写的角度转移到了正观赏歌舞的人们的一边。六幺是一种琵琶舞曲，花十八属于六幺中的一叠。因其包括花拍，与正拍相比，表演上有更多的花样与自由，也就格外迷人。酒杯手，连“琉璃滑”都感觉不到，为贪君歌舞而忘情之状。这样，转入明朝，就跌宕得更有力了。“明朝车马各西东，惆怅画桥风与月。”“明朝”不一定机械地指第二天，而是泛指日后或长或短的时间。随着人事的变化，今天沉醉不觉者会有一天被车马带向远方。那时，异乡，甚至无可奈何的孤独寂寞中，回首画桥风月，该是何等惆怅。
词中关于西湖烟波、风里丝簧和歌舞场面的描写，似带有欣赏的意味，而车马东西，回首画桥风月的惆怅，则表现出无可奈何之中若有所失又若有所思的一种很复杂的情绪。
这是一首士兵们抱怨司马将军的诗歌。全诗三章，皆以质问的语气直抒内心的怨恨，风格上充分体现了武士心直口快、敢怒敢言的性格特征。没有温柔含蓄的比或兴，诗一开头便大呼“祈父！”继而厉声质问道：“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意思是说：“为什么使我置身于险忧之境，害得我背井离乡，饱受征战之苦？”第二章与此同调，重复了这种不满情绪，但复沓中武士的愤怒情绪似乎在一步步增加，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且自古兵政，亦无有以禁卫戍边者”（方玉润《诗经原始》）。武士说：“可你这司马，却为何不按规定行事，派我到忧苦危险的前线作战呢？”作为军人，本不该畏惧退缩。在国难当头之际，当饮马边陲，枕戈待旦。“可你这司马太糊涂了，就像耳朵聋了听不到士兵的呼声，不能体察我还有失去奉养的高堂老母。”在第三章里，武士简直要出离愤怒了，其质问变为对司马不能体察下情的斥责，同时也道出了自己怨恨的原因和他不能毅然从征的苦衷。
有注家对最后一句解为哭灵堂，摆祭品，亦通。因为久役在外，不能回家，到最后也不能见母亲一面，当然只能看见母亲的灵前摆满熟食祭品了。这样理解使诗歌更有感染力。
对于温柔敦厚的诗国传统来说，这首诗似乎有过分激烈、直露的嫌疑，但直抒胸臆，快人快语，亦不失为有特色者。
《箕子碑》全文选自《柳河东集》，碑文部分选自《古文观止》第六卷，是作者为箕子庙写的碑文。
作者在文章开篇鲜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然后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阐述：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把法典传授给明君；将教化施及人民。即：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三个标准：一、正蒙难：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二、法授圣：要把法典传授给明君；三、化及民：将教化施及人民。殷商有仁人叫箕子，立身处世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第二段，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对照阐述。箕子所处的时代，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武王灭商，他带着商的祭器降周，周公灭武庚后，封微子启于宋，保存了商宗族。而箕子劝谏无效，于是佯装疯癫，结果被囚禁起来。所以《易经》卦象说：“箕子之明夷。”“明入地中”，象征明臣在下，暗主在上，明臣不敢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正蒙难”。箕子和比干、微子并称为“商末三仁”，但他采取的是他认为最可取的方式。
第三段，作者认为箕子在比干已死，微子已去时，采取了装疯卖傻的隐忍方式，是一种明智之举。如柳宗元在碑文的结尾说到箕子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之情。文章高度赞颂了箕子既忠贞又富有智慧，忍辱负重，辅助圣王建立国家典章制度，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业绩。结尾说到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心情。
该文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心情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