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涧水弯弯绕郡城，老蝉嘶作车轮声。”这两句描绘的是地处水路交通要冲的沙溪江一带景致。上句写出沙溪驿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一“绕”字用得很别致，仿佛使人看到斗折蛇形的沙溪之水，环绕着郡城，在潺潺流淌。下句抓住一个典型性的细节，渲染出安静寂寂的意境。“老蝉”二字用得很有情趣。时值初秋，经过整个夏天的鸣噪，此时的蝉声已嘶哑了，但老蝉仍然挣扎地鸣叫着。这时的蝉鸣之声，似与那车轮声并无二致，互相伴随，节奏鲜明。此时的蝉声最令人伤感，唐代骆宾王《在狱咏蝉》说：“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宋代柳永《雨霖铃》说“寒蝉凄切”，都表现出一种哀怨之情，而诗人却不用此说，表明了诗人有着一种乐观的情绪。
“西风吹客上马去，夕照满川红叶明。”这两句点出时令，将自己融进图画中。上句写诗人在深秋的夕阳返照下而匆匆赶路。“西风”二字点染了秋意的苍凉，“上马”二字写出诗人无暇停留观赏，而要乘着夕阳前行。这句的景物与马致远《秋思》中的诗那样的沉郁衰飒，而是在轻快中流露出豪放洒脱之气。下句写诗人所见的沙溪驿的秋山晚景，在黄昏时分，夕照之下，晚霞与松林相映，沙溪与群山共色，绚烂灿然，别开生面，是一幅美丽迷人的画面。而诗人无暇来欣赏，尽管天色已晚，还要匆匆赶路。
这首诗的特色是“写秋景而不作悲秋语，格调明朗，情调高昂。”全诗以写景为主，动静结合非常自然，前两句的涧水绕郡，老蝉鸣叫，一静一动；后两句，夕阳满川，征人远去，又是一静一动，在静中勾画出驿站优美的环境，在动中赋予驿站以欣欣的生意，把沙头驿写得色彩艳丽，十分美妙。
诗界有言道：欢愉之词难好，哀怨之词易工。作为诗词大家的毛泽东，用42字的和词，不止道及古今中外，更将欢愉之情写得非常之工，且形神俱备，实为诗词高手。柳词起句“白鸽连翩奋舞前”，从眼前景物写起。毛泽东起笔则思接千载，和出“颜斶齐王各命前”，运用了一个典故，即《战国策·齐策四》中的《颜斶说齐王》篇的情节。毛泽东引此典意在说明历史上的当政者无法处理好与自己手下士大夫阶层的关系，因为当政者往往倚权势怠士，士则率性傲主。这便造成“多年矛盾廓无边”的现象。“而今一扫纪新元”句则表明，毛泽东所致力倡导的无民政权的建立，开创了一个尊重无才、爱护无才的新时代。
毛泽东认为新社会能够并善于处理与诸如柳亚子这样清静贞正的文士骚无的关系，会开创一个尊重无才的新时代。
词的下片咏写的是前线捷咅。诗无毛泽东的思绪，从古代历史“王”与“士”的关系转入了抗美援朝战场。早在国庆一周年前的三个月，毛泽东等中国党政领导无心中就运筹着一个宏大的计划：出兵援朝抗美。原来，1950年6月25日当朝鲜内战爆发、南部李承晚政府的军队面临失败时，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派兵干涉。同年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使朝鲜战局急转直下。接着，美军及其仆从军向鸭绿江和图们江进逼，直接威胁中国东北边境的安全。毛泽东等中国最高党政领导无面对强手，经过慎重考虑，决心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组织中国无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无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给中国无民志愿军的命令》，出兵朝鲜，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无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中国无民志愿军到达朝鲜前线。在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吹嘘“在感恩节前，南北朝鲜各地的正式抵抗都将告终”的时候，志愿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无发起了进攻。10月25日至11月5日，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次战役取得了巨大胜利，在朝鲜西北部的妙香山一带歼敌15000余无，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捷报传到国内，毛泽东喜不自胜。此时刚好得到柳亚子观看《和平鸽》舞剧后填写的另一首词，于是乘兴步其韵和了一首。
毛泽东这首欢愉之词，虽然不属气势磅礴、动无心魄之作，但读后着实令无心舒意畅。在这首和词的上片中，有一韵为借音，即原词中的“圆”在和词中换作“元“（单独使用，圆、元有吋可通用）。这是毛泽东不肯因词害意，因受韵律之限而损诗词之美的通巧之变。毛泽东行事不愿跟无亦步亦趋，吟诗赋词更是独领风骚。唯独和柳亚子词时几乎必步其韵，这可视为他对柳亚子这位诗友的热爱和尊重。
本首诗的第一句“稠花乱蕊畏江滨”，是承第一首“江上被花恼不彻”而来的。江边的花是纷繁的花和杂乱的蕊左右包围着江的两边，浣花溪已是一片花海。第一首头一句说“江上被花恼不彻”，而这首第二句则说“行步欹危实怕春”。王嗣奭在《杜臆》把颠狂的形态和心理都讲得比较透辟。
花之醉人如此，接着写驱使诗酒，“未须料理白头人”。这是写花之魅力，花添诗情酒意，花使青春长在。这是寓有哲理，也合乎情理的。
内容分析
该信由年少事写起，先说自己对高由闻名到识面，三次怀疑高的为人：一疑未必是个人才，二疑未必正直有学问，三疑未必真君子；然后联系高若讷的所作所为得出“决知足下非君子”的结论，确立总的论点。接着为范仲淹辩护，对高若讷的为人进行剖析，而在揭露高趋炎附势的本相时先荡开两笔，一说人的刚果懦弱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二说身惜官位，不敢忤相，此乃庸人之常情。“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然后折回，指责高若讷现在毁范以为当黜，并以此为荣，文过饰非，“此君子之贼也”。先退后进，欲擒故纵，抨击更显厉害。继而又两路出击，严密推理，指出不管范仲淹贤还是不贤，对他过去的升迁和现在的贬斥，作为谏臣的高若讷都有责任：“太抵罪在默默尔。”后引历史事实，说明忠贤奸邪自有公论。再联系现实抬出当今圣上“进用谏臣，容纳言论”的牌子，批评高若讷不能直言的失职行为，并以非谏官的余靖、尹洙的仗义执言作衬托，怒斥他沉默不谏随人高下的可耻。最后又退一步，表示希望对方主持公道作“能一言者”，并说明如若不然，自己愿意将书公之于朝，甘愿承担获罪的严重后果。
在信中，作者驳斥高若讷对革新派范仲淹的诋毁诬蔑，鞭挞了高若讷趋炎附势的卑劣行径，斥责他的所作所为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并表示如果高若讷执迷不悟，坚持认为范仲淹当贬，那么就希望他“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一股浩然正气充溢于字里行间，表现了作者不计利害、维护改革、敢于直言的可贵精神。
艺术特色
一、反话正说，直砭肌骨。开篇一段，作者以他对高司谏的耳闻传言展开叙事，写出他的“三疑”。一疑其文名不彰，“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其人虽列进士及第榜，但在作者眼里，不过默默无闻辈。二疑其品节问题。作者坦言他从朋友那里对高司谏的了解，是“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在这里，作者提出他疑惑的论据，“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而身居其位的高司谏，却“俯仰默默，无异众人”，很是可疑。三疑作者本人的判断近乎有误，几乎已认定高司谏为人人可爱的真君子了。因为高司谏“侃然正色”“无一谬说”的表现，作者虽有疑虑，但内心已倾向于认为高司谏是真正的君子了。十四年里而存三疑，作者铺叙丰厚曲折，然至此笔触一转，“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书信里直陈其言，毫无遮掩矫饰，言辞犀利，语锋尖锐，充分表现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情义激愤的慨然之态。而欲言其弊却先存疑，波澜曲折，笔触激荡。
二、对比叙事，揭其真貌。与其说作者对范仲淹充满同情之心，不如说作者在心底潜隐着“惺惺相惜”之意。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这段判词，显示出作者对范仲淹的推重与赏识。正直之人反遭贬黜，刚直本性不得伸展，这已使有识者愤恨不已；而小人者如高司谏之流，却要翻白为黑，落井下石，助纣为虐，令人激愤不平。作者以人之常情来推断，庸人惜身自保，无可厚非；但如高司谏者却要“昂然自得，了无愧畏”，诋毁贤能，以其为己能，那就是“君子之贼”了。层层推理，婉曲中显现出绵长透辟的说理风格，让人无可辩驳，无可回避。在事理对比中，人格与品节的高下、尊卑，道义与情感的价值评判，真实与虚假的对比取向，都已昭然若揭。
三、穷究其理，无可遁形。作者绵长的说理论证风格还表现在他能够将道理条分缕析，于细微处见深厚的笔力。他依理说事，直言范仲淹正直的操守与超群的才能，并以此来反责高司谏：“倘使范仲淹能力不及，品节不当，却能在朝为官多年，你身为朝廷谏官，岂不有失职之实？而当其为皇帝‘骤用’之际并无谏讽之语，一旦官事颓败，却又刻意逐贤，不正是谄媚权贵以自保、诋毁贤人以自高吗？”作者义正词严，理据充分，透辟深邃，具有论说家考据的风范。
第一段说明作者自己年轻时就不喜欢华靡，崇尚节俭；虽受世人讥笑，自己却不以为病。文章一开始，作者就先交代了自己的家世，说明勤俭持家是他们家一贯的作风，这就为结尾教训儿孙应当厉行节约，以保持优良家风作好了铺垫。接着列举三个事例说明自己不喜欢奢靡的性格与作风；一是从幼儿时起，就不喜欢穿着金银华美之服；二是考中进士，参性闻喜宴时，独不戴花，经同年规劝，乃簪一花；三是平生布衣蔬食，但求蔽寒果腹，在遭到别人的讥笑时，也不以此为缺陷。文章是写给儿辈看的，在文中列举自己的生平事迹，现身说法，亲切动人。
第二段慨叹近年风俗侈靡，与宋朝初年大不相同，然后说居高位的人不应随波逐流。作者开始就列举风俗奢靡的具体表现：一是衣着日尚华丽；二是饮食趋向精细丰腴，以宋初士大夫家宴客情况与近年士大夫家宴客情况来对比说明。衣食固已如此，其余自可想见。列举两点以赅其余，起到了举一反三的作用。最后以一个反诘句，对居高位者随波逐流的做法，委婉地进行了批评。
第三段举出宋朝初年李、鲁、张三人崇尚节俭的言行性以表扬，赞叹大贤的深谋远虑，非庸人所能及。作者在指出近年风俗侈靡以后，又举出宋初大贤的节俭事例来反衬近年与宋初风俗习惯的不同。宰相李沆居第厅事前仅容旋马，他并不以为太隘，反而认为这里作为太祝祭祀和奉礼司仪的地方已经很宽了。参政鲁宗道，由于家贫无肴果，只好宴客于酒家。张知自从当了宰相以后，生活享受仍和在河阳作节度判官时一样。这这三个人都身居高位而能励行节约，保持勤俭作风。这样的深谋远虑，深为作者叹服。
第四段引用御孙的话性以解说，从道理上阐明俭和侈必致的后果。上述以近年风俗的侈靡与宋初大贤的节俭对比，从正反两面来突出近年风俗侈靡的程度。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引用了春秋时鲁国大夫御孙的话，指出节俭是有德之人所共同具有的行为。人们生活俭朴了那么私心杂念也就少了。人们生活奢侈了，私心杂念也就多了。所以，他们做官时就必然受贿，在乡间为民时，就必然盗窃他人的财物。这就从道理上阐明了节俭和奢侈必然导致的后果。俭和侈的利害关系，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五段再以正反两面的事实为证，连举六个古人和当代人的事迹，说明俭能立名，侈必自败。最后以训词收束全篇。
文章先叙述自己素来以节俭朴素为美德，对别人的讥笑不以为然，并说自己并非故作不同流俗而沽名钓誉，乃顺应自己的性情；又追忆天圣年间士大夫往来宴聚普遍尚俭的旧事，慨叹近日愈趋侈靡的风气；接着以本朝有识之士的俭朴美德为例，说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再引述古人的遗训，分析“俭”与“侈”的得失利弊；最后以古人俭、奢的历史事实，阐明俭能列名得福，奢必招祸自败，勉励子孙行俭戒奢，保持家风。所论虽是为子孙后代保全身家性命着想，但于后世颇具教益。全文平实自然，明白如话，广征博引，说理透彻。虽是告诫后人，却不板着严肃面孔正面训诫，而是以老人回首往事、今昔对比的亲切语调信笔写来，未经心组织而自然成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