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隐居中度过，其诗亦多隐逸之风，这首《伤农》却是一篇富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对封建剥削阶级的奢侈浪费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一粒红稻饭，几滴牛颔血。”此联描述了粮食的来之不易。“红稻”指红色的稻米，不仅清香好吃，且富营养，多供贵族、富豪之家食用。这里不用一碗，而用一粒，便含有农民一年四季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才有人们碗中之餐，粮食得来粒粒都含着辛苦之意，用词着意甚深。“牛颔血”，牛在耕田时下巴被套绳磨出血来，突出了劳动的艰苦，然而牛既如此人更不堪，诗人借牛颔血烘托了劳动人民耕种的辛苦，每一粒粮食都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换来的，和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很是相像。凡是有良心的人都应该珍惜劳动人民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劳动成果，这是两位诗人写作这类题材的诗之共同宗旨。然而现实生活中并不是这样，那些不劳而获、不知稼穑的腐朽奢糜之徒是从来都不懂、也不屑去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的。
“珊瑚枝下人，衔杯吐不歇”，此联描绘了富贵豪门家的奢侈与浪费。“珊瑚”，珊瑚枝，因它色彩艳丽，且采摘不易，所以它便显得十分名贵，是官宦贵戚家室内部装饰摆设珍品，由此可知，诗中“珊瑚枝下人”指的便是大富大贵人家的男男女女了，他们终日极尽奢华。下句中的“衔杯吐不歇”便是动劳人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红米做成的饭，被他们在纵酒行乐时如同废物一般吐了出来。
白描的手法与鲜明的对比是诗人采用的艺术手法；语言朴素、形式短小，含义深刻是这首诗的特点。这首诗与李绅的《悯农二首》相比，诗意接近，虽不及李诗影响大，但对农民的疾苦是深切同情，对不劳而获的豪富贵族是深表愤怒的。整首诗朴实、直率地写出悲愤交加的感情，有很强的感染力。
此词副题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为什么要向欧阳修倾吐衷肠呢？原来欧阳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时“景祐党争”，欧阳修就坚定的站在范仲淹一边。时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权相吕夷简擅权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图》，又上《帝王好尚论》等四论，批评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权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信吕相的仁宗将仲淹贬黜出京，当时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辩，而谏官高若讷却讨好吕夷简，说范应当贬官。欧阳修痛恨谏官高若讷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竟不分是非，行为卑鄙，于是写了《与高司谏书》，斥其一味迎合权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夷陵。政治上的风雨磨难，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欧二人最终成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对者攻击改革派引用朋党。此时已奉调回京的欧阳修任谏官，为了回击反对派的无端指责，支持庆历新政，又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可见范仲淹和欧阳修志同道合、同仇敌忾。
此词大约写于这几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击之时。新政失败，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们自然产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这一点，再来读这首词，读者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它是词人因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极度失望、苦闷乃至沮丧的反映。在心头郁积已久的愤懑总得找个宣泄的出口吧？于是，愤激之时，酒酣耳热，对着同遭厄运的老朋友发发牢骚，说说醉话，有何不可？
其实，这首词固然宣泄了词人的愤懑，但也折射出了他内心时不我待的焦灼。这与李白那首著名的《将进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八年仍未找到出路，于是在此诗中借题发挥，尽情倾吐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李白的恃酒放旷并不说明他就此沉沦，即便是这首诗亦流露了施展抱负的愿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现实无情徒唤奈何。范仲淹同样如此，“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 ，能够干一番大事的年华太少了，哪里禁得起几番蹉跎？于是，借酒浇愁，抒发其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是有其深刻渊源的。儒家的积极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仅如此，他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而老庄清净无为、随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击时能够舒缓压力的精神避难所。在这点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说，在当时，文人们普遍认为词是娱情遣兴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时亦未能例外，与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时，就不免戏作小词了。应该说，这几句亦真亦幻的牢骚话倒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亲可近。
当然，范仲淹身处逆境，失意惆怅乃至发牢骚，并不意味着他永久的消沉。庆历六年，贬谪到邓州，摆脱了朝党纷争，暂时卸去了烦琐的朝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度过了三年难得的惬意时光，他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始终把关怀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赢得了邓州人民的衷心爱戴。同时，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千古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著名诗文都写于此时。这表明，范仲淹已经走出了苦闷、沮丧的阴影，已经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是他毕生的追求。这才是立体的、全面的范仲淹。
这首诗简述了平定安史之乱的史实，展示了中兴碑雄奇瑰伟的特色，赞颂了中兴功臣们为护国安民而鏖战沙场的崇高精神。这是一首咏怀古迹的诗作，既凭吊古人，发百年兴废之感慨；又自抒胸襟，表达了对元结、颜真卿无限景仰之情。
此诗碑在浯溪东崖区，高、宽各110厘米，字大6至8厘米不等，行楷，姿媚遒劲可爱。其诗题、姓名、书者和年月都已经变得模糊而难以辨认。韩子苍疑此诗为秦观作（见《复斋漫录》），但据《苕溪渔隐丛话》记载：“余游浯溪，观摩崖之侧有此诗刻石，前云：‘读中兴颂，张耒文潜’；后云：‘秦少游书’。”今石上尚隐约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