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先写史可法殉国的决心，接写史可法殉国的经过和在梅花岭上埋衣冠的原因，之后又写了史可法死后佚事和自己对于史可法忠烈爱国精神的无比崇敬。最后写了史可法的弟妇以死来反抗清大将逼迫的事实。文章所写内容头绪多，时间跨度大，但都用梅花岭一线贯穿起来，条理十分清楚。文中夹叙夹议，使立意更加明显，语言也很简炼。
文章第一段写史可法准备赴死。这一段着重写史可法要求部下帮他临期自杀以成“大节”一件事，文中极其简略地突出描写史可法的行为、语言。在“江都围急”、“势不可为”的情况下，他召集督将表明自己“与城为殉”，宁死不做俘虏的决心。势危情急，史可法从容不迫，丝毫没有死的恐惧和生的留恋，这是因为他感到值得死，而且必须死，表现了他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及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当史德威慨然答应帮他自杀时，他一听则“喜”，要把史德威写成家谱，视为自己的儿子。文章正是用这些非同一般的行为、神态、语言等，刻划史可法的视节操胜于自己的生命。
第二段记叙史可法的英勇就义，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史可法城陷后“拔刀自裁”未成，“大呼德威”，德威大受感动，痛哭流涕而“不能执刃”，未得死；第二层写史可法壮烈就义。他抱定必死信念，被抓后怒视敌人，堂堂正正报出姓名，不听劝降，“大骂而死”，从正面表现了他的英勇气概；第三层写史可法遗言“死当葬梅花岭上”，史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于梅花岭。烈士的精神多么象梅花的芳香不染、冲风傲雪的崇高节操。死而求葬梅花岭，正说明了史可法高洁芳香的坚贞品质。点出梅花岭这个地点，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第三段写史可法死后影响，突出表现他死得伟大。包括传言史可法未死，英、霍山师托名起兵抗清以及吴中孙公兆奎讽刺洪承畴两个层次。史可法未死城中的传言亦有所据，有些野史即持此说。一开头写史可法未死的传言，表明了人们对史可法的深切热爱和怀念。史可法的精神激励着各地义军纷纷起而斗争。第二层次借孙兆奎被俘不屈，用史可法之死的话题讽刺大汉奸洪承畴的苟且偷生，和史可法形成鲜明对比。洪承畴问史可法“果死耶，抑未死耶”，孙兆奎亦明知故问，用同样的疑问句当面问洪承畴“果死耶，抑未死耶”，含意深长；史可法虽死，精神未死，虽死犹生；洪承畴虽未死，精神早死，虽生犹死！以反面的洪承畴衬托史可法的伟大。
文章第四段是议论，带有总结意味。以感慨语气，举颜真卿与文天祥这两个古代人物为例，说明肉体虽然会死，但精神可以不死。最后直接议论史可法之死的意义。“忠烈遗骸，不可问矣”，但“其气浩然，常留天地之间”，使“百年之后”登临梅花岭者，“无不泪下如雨”，倍受感动，就象亲见了烈士，“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词气之间，充满了对英雄的赞美。最后两句极其含蓄，表明烈士精神长存，不必计较于肉体的是否得到解脱。只要继承忠烈精神，也就不必定要假借烈士之名来行事。梅花岭上仅有史可法的衣冠冢，无烈士骨殖，故文章亦侧重于表彰史可法的精神，由此而生发出这一段关于肉体与精神的深刻议论。
《梅花岭记》一文章法严谨，全文紧扣史可法的英勇就义，并按就义前、就义时、就义后的顺序写，最后对就义加以议论，总结全文。文章处处照应梅花岭这个地点，注意选取史可法事迹中典型性的细节表现史可法的精神。文章议论显得比较含蓄，言近旨远，令人回味。
文章赞颂了史可法忠于职守、慷慨就义的高贵品质和广大爱国群众反抗强暴、誓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并对洪承畴之类的汉奸作了无情的讽刺，抒发了作者的民族意识。主题明确，感情深沉，寓褒贬于客观叙述之中，语言含蓄精练，富有感染力。严酷的文网迫使作者避实就虚，巧构思，精剪裁，对史可法的战斗经过简略记述，而用大量篇幅记述其语言、行动和有关传说，通过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陪衬的方法，以塑造抗清义士的高大形象。文章叙议结合，记叙部分以突出史可法的民族气节，生动传神；议论的文字则揭示其殉难的意义，深化了文章的主旨。
这是组诗《竹枝词九首》的最后一首。这首诗是一幅巴东山区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它不是一般的模山范水，不是着力于表现山水的容态精神，而是从中发掘出一种比自然美更为可贵的劳动的美，创造力的美。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开头用一个“山”字领起，一下子把诗人面对春山、观赏山景的形象勾画出来了。俗谚说：“桃花开，李花败。”一般是李花先开，桃花后开。现在桃花、李花同时盛开，这是山地气候不齐所特有的景象。“层层”状桃李花的繁茂与普遍。此山彼山，触处皆是。那种色彩绚烂、满山飘香的景象可以想见。次句由景及人。“云间”形容山顶之高。诗人遥望山顶，在花木掩映之中，升起了袅袅的炊烟。他推断，这一定是村民聚居之处。“是人家”三字是诗人注意力的归着点。“是”字下得醒豁，表明诗人探寻的目光越过满山的桃李，透过山顶的云雾，终于找到了绣出这满山春色的主人的所在，美是由人创造的。山美、花木美，都来自山村居民的劳动之美。以下即转为富有地方色彩的山村居民的劳动场景的描画。
“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两句写山村居民热气腾腾的劳动生活。挎着长刀、戴着短笠的男人们根据传统的办法前去放火烧荒，准备播种；戴着饰物的青年妇女们下山担水，准备做饭。在这里，作者运用了两种修辞手法。一、借代。用“银钏金钗”借代青年妇女，用“长刀短笠”借代壮年男子，正好捕捉了山民男女形象的特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二、对仗。不仅上下两句相对，而且还采用了句中自为对（即当句对）的办法，把语言锤打得十分凝炼。
全诗短短四句，每句一景，犹如四幅画图，孤立起来看，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合起来看，恰好构成一个完满的艺术整体。由满山的桃李花引出山村人家，又由山村人家引出劳动男女戮力春耕的情景，全诗至此戛然而止，而把妇女们负水对歌、烧畲时火光烛天以及秋后满山金黄等情景统统留给读者去想象，画面的转接与安排极有理致。诗中没有直接发出赞美，但那种与劳动生活的旋律十分合拍的轻快的节奏，那种着力描绘创造力之美的艺术构思，都隐隐透露出诗人欣喜愉快的心情和对劳动生活的赞叹。刘禹锡贬谪巴山楚水之时，接近了人民，南国的风土人情，激荡了他的诗情，丰富和提高了他的艺术情趣，使他在美的探索中扩大了视野，在审美鉴赏力和表现力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
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