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咏物诗中一首富于哲理的佳作，篇幅短小，意味隽永。中国古诗中，最早写鱼的诗句见于《诗经·卫风·硕人》篇。汉魏六朝乐府诗中的《枯鱼过河泣》，则是以鱼为抒写对象的完整的全篇。唐代咏物诗不少，然而写鱼的专篇仍然不多，所以这首《放鱼》是独具一格的难能可贵之作。
这首诗从题目上看，是写诗人在将鱼放生时对鱼的嘱咐，全诗以呼告式结撰成章。“早觅为龙去”，一开始就运用了一个和鱼有关的典故，妙合自然。《水经注·河水》：“鳣鲤出巩穴，三月则上度龙门，得度者为龙，否则点额而还。”在我国古代富于浪漫色彩的神话传说中，龙是一种有鳞有须、能兴风作浪的神奇动物，因此，为龙或化龙历来就象征着飞黄腾达。但诗人运用这一典故却另有新意，他是希望所放生之鱼寻觅到一个广阔自由的没有机心的世界。一个“早”字，更显示诗人企望之殷切。接着以“江湖莫漫游”句，须承而下。“漫游”本是为鱼所独有的生活习性，但在这里，“莫漫游”和“早觅”的矛盾逆折，却又让读者产生强烈的悬念：为什么希望鱼儿要早觅为龙，又劝其莫漫游于江湖之中呢？这就自然无迹地引发了下文：“须知香饵下，触口是铦钩！”“香饵”与“铦钩”也都是和鱼的生活与命运紧密相关的事物。这两句诗一气奔注，分外醒人耳目。铦，是锋利之意，“铦钩”与“香饵”相对成文又对比尖锐，那触目惊心的形象可以激发人们许多联想，“须知”使诗人告诫的声态更加恳切动人，而“触口”则更描摹出那环生的险要，传神地表现出诗人对鱼的怜惜、担心的情态。寥寥二十字，处处围绕着题目“放鱼”来写，用语看似平易，运笔却十分灵动而巧妙。
“寄托”是咏物诗的灵魂。这诗抒写的是放鱼入水的题材，但它又不止于写放鱼入水。诗人的目光绝没有停留在题材的表面，而是在具体的特定事物的描绘中，寄寓自己对生活的某种体验和认识，使读者从所写之物，联想到它内蕴的所寄之意。这首《放鱼》寄意深远。其特色一是小中见大地展开，二是由此及彼地暗示。写的是具体的尺寸之鱼，却由鱼而社会而人生，抒发了封建社会中善良的人们对于险恶的社会生活的一种普遍感受。所咏叹的是“放鱼”这一寻常事物”这一寻常事物，但诗人却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因而音流弦外，余响无穷，使人不禁联想到诗人自己和许多正直的人们的遭际而深感同情。正如陶明濬《说诗札记》所指出的：“咏物之作，非专求用典也，必求其婉言而讽，小中见大，因此及彼，生人妙语，乃为上乘也。”此诗可谓得其旨。
劈头三句，就是豪放之极的文字。“斗酒彘肩”，用樊哙事。《史记·项羽本纪》载“樊哙见项王，项王赐与斗卮酒与彘肩。”樊哙在鸿门宴上一口气喝了一斗酒，吃了一只整猪腿。凭仗着他的神力与胆气，保护刘邦平安脱险。作者用这个典故，以喻想稼轩招待自己之饮食。他与稼轩皆天下豪士，则宴上所食自与项羽、樊哙相若也。这段文字劈空而来，突兀而起，写得极有性格和气势，真是神来之笔。然而就在这文意奔注直下的时候，却突然来了一个大兜煞。词人酒几位古代的文豪勒转了他的车驾，只得回头。笔势陡转，奇而又奇，真是天外奇想，令人无法琢磨。如果说前三句以赴会浙东为一个内容的话，那么第四句以下直至终篇，则以游杭州为另一内容。从章法上讲，它打破了两片的限制，是一种跨片之路，也显示出词人独创一格的匠心和勇气。香山居士为白居易的别号，坡仙就是苏东坡，他们都当过杭州长官，留下了许多名章句。林如靖是宋初高士，梅妻鹤子隐于孤山，诗也作得很好。刘过把这些古代的贤哲扯到一起不是太离奇了么？因为这些古人曾深情地歌咏过这里的山水，实际上与他住已与杭州的湖光山色融为一体。东坡有“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妙句。白居易也有“一山分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寄韬光禅师诗》）等讴歌天竺的名篇。而林和靖呢，他结庐孤山，并曾吟唱过“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梅花佳句。风景与名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湖光山气增添了人物的逸兴韵致，名人又加深了风景的文化内涵。
刘过将不同时代的文人放在一起，也体现了词人想象的独创性。刘勰主张“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苏轼也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这首词是恢奇的，但并不荒诞。他掇拾珠玉，别出心裁，给读者带来一阵清新的空气，带来一种审美的愉悦。
刘过的行辈比辛弃疾晚，地位也相差悬殊。但他照样不拘礼数地同这位元老重臣、词坛泰斗呼名道姓，开些玩笑。这种器量胸襟不是那些镂红刻翠、秦楼楚馆的词客所能企及的。洋溢于词中的豪情逸气、雅韵骚心是同他的“天下奇男子”的气质分不开的。俞文豹《吹剑录》云：“此词虽粗而局段高，固可睨视稼轩。视林、白之清致，则东坡所谓淡妆浓抹已不足道。稼轩富贵，焉能凂我哉。”这首词的体制和题材都富有创造性，它大起大落，纵横捭阖，完全解除了格律的拘束，因而显得意象峥嵘，运意恣肆，虽略失之于粗犷，仍不失为一首匠心独运的好词。当然像这样调侃古人、纵心玩世的作品，在当时的词坛上的确是罕见的。难怪岳珂要以“白日见鬼”相讥谑。
《思齐》全诗二十四句，毛传将其分为五章，前两章每章六句，后三章每章四句。郑玄作笺，将其改为四章，每章均为六句。相比较而言，毛传的划分更为合理，故后代大多从之。
首章六句，赞美了三位女性，即“周室三母”：文王祖母周姜（太姜）、文王生母大任（太任）和文王妻子大姒（太姒）。但其叙述顺序却并非按世系进行，而是先母亲，再祖母，后妻子。孙鑛对此分析道：“本重在太姒，却从太任发端，又逆推上及太姜，然后以‘嗣徽音’实之，极有波折。若顺下，便味短。”（陈子展《诗经直解》引）说此章“重在太姒”似可商榷，但言其“极有波折”尚可一听。马瑞辰对此亦曰：“按‘思齐’四句平列。首二句言大任，次二句言大姜。末二句‘大姒嗣徽音’，乃言大姒兼嗣大姜大任之德耳。古人行文自有错综，不必以思媚周姜为大任思爱大姜配大王之礼也。”（《毛诗传笺通释》）
《毛诗序》谓此诗主旨是“文王所以圣也”，孔颖达疏曰：“作《思齐》诗者，言文王所以得圣由其贤母所生。文王自天性当圣，圣亦由母大贤，故歌咏其母，言文王之圣有所以而然也。”欧阳修亦曰：“文王所以圣者，世有贤妃之助。”（《诗本义》）按此之意，文王是由于得到其母其妻之助而圣，所以此诗赞美“文王所以圣”即是赞美周室三母。但整首诗只有首章言及周室三母，其余四章片言未提，正如严粲所云：“谓文王之所以得圣由其贤母所生，止是首章之意耳。”（《诗缉》）毛传和郑笺是将首章之意作为全诗之旨了。其实此诗赞美的对象还是文王，赞美的是“文王之圣”，而非“文王之所以圣”。首章只是全诗的引子，全诗的发端，重心还在以下四章。
二章六句，包含两层意思。前三句承上而来，言文王孝敬祖先，故祖神无怨无痛，保佑文王。后三句言文王以身作则于妻子，使妻子也像自己那样为德所化；然后又作表率于兄弟，使兄弟也为德所化；最后再推及到家族邦国中去。这三句颇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味。毛传将此章第四句“刑于寡妻”的“刑”训作“法”，郑玄笺曰：“文王以礼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除此诗外，“刑”在《诗经》中还出现五次，共有两种解释：一为名词的“法”，一为动词的“效法”。此诗的“刑”是动词，所以还是解释“效法”为好，况且郑玄所说的“礼法”是后起的概念，恐非文王时就有。“刑于寡妻”即“效法于寡妻”，也就是“被寡妻所效法”，所以“刑”逐渐又引申为“型”，即典型、模范，此诗用的就是这个意思。
从第三章开始，每章由六句转为四句。第三章的前两句承上章的后三句而来，以文王在家庭与在宗庙为典型环境，言其处处以身作则，为人表率。后两句“不显亦临，无射亦保”进一步深化主题。“不显”一词在《诗经》中还有十一见，其中十处作“丕显”（即很显明）解，唯有《大雅·抑》“无日不显，莫予云觏”作“昏暗、不明亮”解，意即：莫说因为这里光线昏暗而无人能看见我。朱熹《诗集传》释曰：“无日此非显明之处，而莫予见也。当知鬼神之妙，无物不体，其至于是，有不可得而测者。”此诗的“不显”亦是这个意思。《诗集传》释此句曰：“不显，幽隐之处也……（文王）虽居幽隐，亦常若有临之者。”也就是说此句意谓：文王即使身处幽隐之处，亦是小心翼翼，而不为所欲为，因为他觉得再幽隐的地方也有神灵的眼睛在注视着。此处甚有后代“慎独”的意味。第四句的“无射”在《诗经》中凡三见，其他二处均作“无斁”解，此处恐亦不例外。“无斁”是无厌不倦之意。“无射亦保”的“保”即《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保”，全句谓文王孜孜不倦地保持美好的节操。
如果说第三章言文王“修身”的话，那么最后两章就是“治国”了，所以方玉润说：“末二章承上‘家邦’推广言之。”（《诗经原始》）第四章的前两句“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谓文王好善修德，所以天下太平，外无西戎之患，内无病灾之忧。诸家有关“瑕”、“殄”二字的解释五花八门，繁不胜繁。其实这二字意义相近，《尚书·康诰》有“不汝瑕殄”，“瑕”“殄”并称，孔安国传曰：“我不汝罪过，不绝亡汝。”可见二字均有伤害、灭绝之义。第四章后两句“不闻亦式，不谏亦入”各家的解释亦是五花八门，越说越糊涂，还是《诗集传》说得最简单明了：“虽事之无所前闻者，而亦无不合于法度。虽无谏诤之者，而亦未尝不入于善。”
最后一章不难理解，主要讲文王勤于培养人才，只是最后一句“誉髦斯士”，稍有争议。高亨《诗经今注》说：“‘誉髦斯士’，当作‘誉斯髦士’，‘斯髦’二字传写误倒。《小雅·甫田》：‘燕我髦士。’《大雅·棫朴》：‘髦士攸宜。’都是髦士连文，可证。”其实不必这样推断。“誉”是好的意思，“髦”是俊的意思，在此均用作动词，“誉髦斯士”就是“以斯士为誉髦”。
薛瑄说：“《思齐》一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备焉。”（见《传说汇纂》）确实，它反映出传统道德在文王身上的完满体现。
全诗大体分两层笔墨。前八句，着重在描写南涧时所见景物。时方深秋，诗人独自来到南涧游览。涧中寂寞，仿佛秋天的肃杀之气独聚于此。虽日当正午，而秋风阵阵，林影稀疏，仍给人以萧瑟之感。诗人初到时若有所得，忘却了疲劳。但忽闻失侣之禽鸣于幽谷，眼见涧中水藻在波面上荡漾，却引起了无穷联想。诗的后八句，便着重抒写诗人由联想而产生的感慨。诗人自述迁谪离京以来，神情恍惚，怀人不见而有泪空垂。人孤则易为感伤，政治上一失意，便动辄得咎。如今处境索寞，竟成何事？于此徘徊，亦只自知。以后谁再迁谪来此，也许会理解这种心情。诗人因参加王叔文政治集团而遭受贬谪，使他感到忧伤愤懑，而南涧之游，本是解人烦闷的乐事，然所见景物，却又偏偏勾引起他的苦闷和烦恼。所以苏轼认为“柳子厚南迁后诗，清劲纡徐，大率类此”（《东坡题跋》卷二《书柳子厚南涧诗》）。这是道出了柳宗元贬后所作诗歌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基本特色的。
清人何焯在所著《义门读书记》中，也曾对此诗作过较好的分析。他说：“‘秋气集南涧’，万感俱集，忽不自禁。发端有力。‘羁禽响幽谷’一联，似缘上‘风’字，直书即目，其实乃兴中之比也。羁禽哀鸣者，友声不可求，而断迁乔之望也，起下‘怀人’句。寒藻独舞者，潜鱼不能依，而乖得性之乐也，起下‘去国’句。”他这种看法，既注意到了诗人在诗歌中所反映的思想情绪，又注意到了这种思想情绪在诗歌结构安排上的内在联系，是符合作品本身的实际的。“秋气集南涧”一句，虽是写景，点出时令，一个“集”字便用得颇有深意。悲凉萧瑟的“秋气”怎么能独聚于南涧呢？这自然是诗人主观的感受，在这样的时令和气氛中，诗人“独游”到此，自然会“万感俱集”，不可抑止。他满腔忧郁的情怀，便一齐从这里开始倾泻出来。诗人由“秋气”进而写到秋风萧瑟，林影参差，引出“羁禽响幽谷”一联。诗人描绘山鸟惊飞独往，秋萍飘浮不定，不正使人仿佛看到诗人在溪涧深处踯躅徬徨、凄婉哀伤的身影吗？这“羁禽”二句，虽然是直书见闻，“其实乃兴中之比”，开下文着重抒写感慨的张本。诗人以“羁禽”在“幽谷”中哀鸣，欲求友声而不可得，比之为对重返朝廷之无望，因而使他要“怀人泪空垂”了。这诗写得平淡简朴，而细细体会，蕴味深长，“平淡有思致”。苏轼称赞此诗“妙绝古今”，“熟视有奇趣”，道出了它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