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四句写因暑热而思风，担心天下的人苦热，产生了思风的愿望。后四句写对风的祝愿，从江海水中风能带来降雨。全诗抒发诗人忧世济民的情志，诗词笔力雄健，有气魄。
诗的开头两句紧扣标题从暑热入笔，诗人因自己遭受赤热，而担心天下人的为赤热所苦；次句点“思风”，因担心天下的人苦热，就产生了思风的愿望。这两句寄情深远，是诗人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声音。
第三四两句，进一步抒吐了作者“济世泽民”的赤忱，这是高昂振拔的笔墨。第三句寄望于风能卷雨，使年岁不致成为旱年而使人民遭受旱灾；第四句寄望于风能驱尽闲云，使高空晴朗，现出一个澄清的世界。“无岁旱”则民受恩泽，“放天高”则时运清平。寄托的寓意极为明显。这两句仍从思风着笔，但笔力千钧，使诗意更深一层。
第五六两句，是对风的祝愿，在句法上是从陡峭中进行转折。以虚笔写风，驰骋想象，寄托希望，祝愿风啸不随权势威力，随虎口以轻啸；而要给卑贱者以动力，助鸿毛以高飞。设想相当奇特，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立身处世的高节。
结尾两句，是思风的余文。其实不然，而是作者想到无边无际的江海，虽然可爱，但江海必须借助于风的威力，兴风作浪，使江海激荡，给世界增添奇景壮观。使有志之士得以开拓万古的胸怀，因思风以济天下之忧，拓展笔势，展示理想，使意境升华。这两句为思风别开生面，收到余音绕梁的效果。
这首诗以暑热而担心天下百姓念及救济天下人的饥渴，渴望社会清平之情，深见作者忧时之情和济世之志。诗词笔力雄健，思致高远，造意奇崛，令人联想奇妙。
“一襟余恨宫魂断”。起笔不凡，用“宫魂”二字点出题目。据马缟《中华古今注》：“昔齐后忿而死，尸变为蝉，登庭树嘒唳而鸣，王悔恨。故世名蝉为齐女焉。”词中带有浓郁的感伤色彩。词的起笔直摄蝉的神魂，从而避开了蝉的环境和形态。“年年翠阴庭树”，齐女自化蝉之后，年年只身栖息于庭树翠阴之间，于孤寂凄清的环境之中处活着。写蝉在“翠阴庭树”间的鸣叫声。它忽而哽咽，忽而哀泣，声声凄惋。蝉在哀鸣，如齐女魂魄在诉怨。“离愁深诉”承上“宫魂余恨”，“重把”与“年年”相呼应，足见“余恨”之绵长，“离愁”之深远。
“西窗过雨”，借秋雨送寒，意谓蝉的生命将尽，其音倍增哀伤。然而，“瑶佩流空，玉筝调柱”，雨后的蝉声却异常宛转动听，清脆悦耳，恰如击打玉佩流过夜空，又如玉筝弹奏声在窗外起，令闻者极为惊讶。“瑶佩流空，玉筝调柱。”形容蝉声，它使人联想到有这样一位女子：她素腰悬佩，悠然弄筝。这位女子或许就是齐女宫魂生前的化影吧！一度欢乐与“西窗过雨”后的悲哀相对照，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对比。
“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是赋蝉的羽翼，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却仍然是一位幽怨女子的形象。女子长期无心修饰容颜，妆镜蒙尘，失去了光泽。既然如此，此时何以如此着意打扮？不甘寂寞还是心中有所期待？这里的“为谁”和上文“怪”字呼应，实为怜惜。
上片咏蝉，从正反两面互为映衬。转而写蝉的饮食起居。
“铜仙铅泪似洗，叹携盘去远，难贮零露。”词从“金铜仙人”故事写入，含意深远，用事贴切，不着斧痕。据史载，汉武帝铸手捧承露盘的金铜仙人于建章宫。魏明帝时，诏令拆迁洛阳，“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李贺曾作《金铜仙人辞汉歌》，有句云：“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以餐风饮露为生的蝉，露盘已去，何以卒生。
“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写哀蝉临秋时的凄苦心情。蝉翼微薄，哪堪阵阵秋寒，将亡枯骸，怎受人世沧桑。
“馀音更苦”，蝉之将亡，仍在苦苦哀鸣，令人顿觉凄苦异常。“馀音”与上片“重把离愁深诉”呼应。“甚独抱清高，顿成凄楚”，“清高”意谓蝉的本性宿高枝，餐风露，不同凡物，似人中以清高自许的贤人君子。哀音飒飒，苦叹造化无情，结局竟如此辛酸。
“谩想熏风，柳丝千万缕”光明突现：夏风吹暖，柳丝摇曳，那正是蝉的黄金时代。辉光是虽甚，但已属昨日之黄花，欢乐不再，徒增痛苦而已。
《花外集》和《乐府补题》中都收录了这首词。《乐府补题》为宋遗民感愤于元僧杨琏真伽盗发宋代帝后陵墓而作的咏物词集。词中的齐后化蝉、魏女蝉鬓，都是与王室后妃有关，“为谁娇鬓尚如许”一句，还有可能关合孟后发髻。词中运用金铜承露典故，隐射宋亡及帝陵被盗事。咏物托意，且以意贯串，无有痕迹。
这首词借咏秋蝉托物寄意，表达国破家亡、末路穷途的无限哀思。开始由蝉的形象联想到宫女形象，由宫妇含恨而死，尸体化为蝉长年攀树悲鸣的传说，为全章笼罩悲剧气氛。“病翼”、“枯形”，是形容饱尝苦难的遗民形象。最后以寒蝉“漫想”二字，一笔将希望抹去，酸楚之至，有含蓄不尽之势。全词以寒蝉的哀吟写亡国之恨，词人哀吟，宛如寒蝉悲鸣，既贴物写形、写声，又超物写意，不失为一首咏物佳作。
《田翁叹》通过一位植树田翁的感叹反映了广阔的社会面貌，写出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人间的不平与官府徭役的繁重与害人。这位植树的田翁是一位勤劳善良的老农，他辛勤劳动了一生，亲手栽下了千棵桑树与杏树，他本指望这些劳动会给自已与自己的一家带来温饱，也造福于社会与后代。这种愿望是应该得到满足的。但是，封建社会的现实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连年繁重的徭役使田翁倾家荡产，他不得不把自己心爱的倾注了全部心血与希望的桑林与杏树卖给富家郎。而这位富家郎却砍倒“文杏作中梁”，又段林开池，在池中种上了满池的荷花，以供自己的观赏与享乐。这位富家郎“田业广”，又花钱买了“金章”，步入了官场。他又广为结交，使他家门前的垂杨下满是贵人的车辆。这样的现实，使田翁及田翁的一家感叹嗟伤，又使作者感到不平。
这首诗形象鲜明，有简单的故事情节。田翁的形象是从作者的正面描写中展示出来的。这首诗是以写田翁的所做、所观、所想为主，这位田翁的性格特点是由他的动作及心理活动表现出来的。他“手植千树桑”，他家有满室的儿孙，说明他的勤劳，他已经为社会劳动了一生。他对富家郎的怨恨说明他有朴素的阶级觉悟。他对“千树桑”被毁，对他亲手栽的文杏做了中梁，对桑林被开为荷花池感到痛心与惋惜，这说明他一生种桑与种杏不单是为了自身与一家人的温饱（当然也包含着为自身与一家人的温饱），这中间透出了一定的为社会及后代造福的思想。这是他性格中可贵的善良的一面。这位老田翁的形象是具体的，是有血有肉的。而那位富家郎的活动，他的所作所为，他砍“文杏作中梁”，他“田业广”，他用钱“买金章”，他招来无数贵人的车辆，他毁桑林开水池种荷花，这一切都是从田翁的眼里看出，从田翁的嘴里说出，这种写法省略了不少笔墨，而这位富家郎“为富不仁”的特点又表现得极为突出。作者的态度，作者对田翁的同情，对富家郎的厌恶与斥责都是通过这些具体描写表现出来的。诗人对官府徭役繁重的揭露也没有正面阐述，只是在说明田翁把“手植”的“千树桑”卖给富家郎的原因时，顺便交待了一句“频年徭役重”，致使田翁的“千树桑”“尽属富家郎”。这样描写，使这首诗重点突出，情节多变化，这是一首以叙事与扦情二者相结合的作品。另外，这首诗巧妙运用对比的手法。诗中田翁与富家郎是封建社会两类人的代表，田翁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者，富家即是压迫别人剥削别人的官僚地主。这两者在诗中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就在这对比之中展示出来。同时，语言通俗形象，情节跳跃性较大也是这首诗的特点。
《燕歌行》是高适的代表作。虽用乐府旧题，却是因时事而作的，这是乐府诗的发展，如果再进一步，就到了杜甫《丽人行》、《兵车行》、“三吏”、“三别”等即事命篇的新乐府了。《燕歌行》是一个乐府题目，属于《相和歌》中的《平调曲》，这个曲调以前没有过记载，因此据说就是曹丕开创的。 曹丕的《燕歌行》有两首，是写妇女愁思，由他首创，所以后人多学他如此用燕歌行曲调做闺怨诗。高适的《燕歌行》是写边塞将士生活，用燕歌行曲调写此题材他是第一个。此诗主要是揭露主将骄逸轻敌，不恤士卒，致使战事失利。历来注家未对序文史事详加考核，都以为是讽张守珪而作。其实，这是不符史实的。此诗所刺对象应是受张守珪派遣、前往征讨奚、契丹的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
诗大体可分四段：首段八句写出师。其中前四句说战尘起于东北，将军奉命征讨，天子特赐光彩，已见得宠而骄，为后文轻敌伏笔。后四句接写出征阵容。旌旗如云，鼓角齐鸣，一路上浩浩荡荡，大模大样开赴战地，为失利时狼狈情景作反衬。“校尉”两句写抵达前线。羽书飞驰，见军情紧急；猎火照夜，说敌阵森严。
第二段八句写战斗经过。其中前四句写战初敌人来势凶猛，我军伤亡惨重，后四句说至晚已兵少力竭，不得解围。“山川萧条极边土”，说明战场地形是无险可凭的开阔地带，这正有利于胡骑驰突，故接写敌军如暴风骤雨之袭来。“战士”两句用对比方法写出了主将骄惰轻敌，不恤士卒，一面是拚死苦战，一面仍恣意逸乐。这是诗中最有揭露性的描写。大漠衰草、落日孤城的萧飒景象，为“斗兵稀”作衬托，同时写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身当恩遇常轻敌”，正面点出损兵被围的原因，是诗的主旨。
第三段八句写征人，思妇两地相望，重会无期。诗虽古体，多用偶句，此段因内容需要，而犹着意作对仗。又此诗平仄转韵，一般四句一转，独此段八句全用仄韵，与表现双方摇摇不安的心绪相适应。杀气成云，刁斗传寒，都是极力渲染悲凉气氛。
末段四句，两句写战士在生还无望的处境下，已决心以身殉国。“岂顾勋”三字，仍是对将帅的讽刺。两句诗人感慨，对战士的悲惨命运深寄同情，诗以“至今犹忆李将军”作结，再次点明主题。盛唐时，殷璠评高适曰：“其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此诗确实可以作为代表。
《燕歌行》不仅是高适的“第一大篇”（近人赵熙评语），而且是整个唐代边塞诗中的杰作，千古传诵，良非偶然。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高适曾北上蓟门。二十年，信安王李禕征讨奚、契丹，他又北去幽燕，希望到信安王幕府效力，未能如愿：“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蓟中作》）。可见他对东北边塞军事，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开元二十一年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经略边事，初有战功。但二十四年，张让平卢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二十六年，幽州将赵堪、白真陀罗矫张守珪之命，逼迫平卢军使乌知义出兵攻奚、契丹，先胜后败。“守珪隐其状，而妄奏克获之功”（《旧唐书。张守珪传》）。高适对开元二十四年以后的两次战败，感慨很深，因写此篇。
诗意在慨叹征战之苦，谴责将领骄傲轻敌，荒淫失职，造成战争失利，使战士受 到极大痛苦和牺牲，反映了士兵与将领之间苦乐不同，庄严与荒淫迥异的现实。诗虽 叙写边战，但重点不在民族矛盾，而是讽刺和愤恨不恤战士的将领。同时，也写出了 为国御敌之辛勤。主题仍是雄健激越，慷慨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