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共两章,每章首句,毛传以为“兴也”,季本《诗说解颐》以为“赋也”,严虞惇《读诗质疑》又以为“比也”;除此还有“兴而赋”、“比而赋”等不同说法。这两句是含有象征意义的起兴:诗人早晨面对初升的旭日,或晚间仰望刚起的新月,都似乎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那艳丽而热烈的朝阳,皎洁而恬静的月光,多么像他那位艳美而温柔的情人(妻子)啊。她对他的追求是那样大胆热切,又充满着柔情蜜意,竟不顾一切自荐枕席,男欢女悦。两章的二、三两句承接自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说得好:“诗起于经过在沉静中回味的情绪。”(转引自朱光潜《诗论》)此篇作者正是有感于朝阳、明月而沉浸在甜蜜的“回味”中,由此激起了难以压抑的爱的狂潮,竟脱口而出透露了他与她洞房中的隐私:不仅说出了情人(妻子)在他的卧室内,还情不自禁地描述了他们亲昵的情景——“履我即兮”、“履我发兮”。从中可以体会到他的叙述是带着颇为得意的幸福感的,读者能触摸到他那颗被爱情撩拨得激烈跳荡的心。正因为如此,所以十句诗中竟有六句有“我”字,自我矜喜之情溢于言表。此诗格调粗犷而不轻薄,俏皮而不油滑,体现了古代情歌质朴的本色。
此诗押韵有其特色,每章皆是一、三、四、五句押韵,并且都与“兮”字组成“富韵”,三句与四句又是重复的,音节舒缓而绵延,有着流连咏叹的情味。全诗八个“兮”字韵脚,《正韵》称为“联章韵”。
相信许多人都有过春日野步的经历。漫步于郊原田野,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视野旷极,心神俱爽。我们不妨来看看诗人是怎样表达他此时的感受的。
春天的麦田是如草地般的绿色,东风吹过,麦田里一阵翠浪软软向远方飘去。稻田里的肥水滋养着新生的青蛙,让它们尽情欢叫。告别稻田,诗人又来到了一片野地,看到一对蝴蝶飞舞,它们忽高忽低,好像喝醉了酒一样,在醇美的东风中,留恋于野草香花,安逸自然。
此诗的妙处在最后两句。本来蝴蝶舞姿蹁跹,应十分清醒才是,可诗人偏偏认定它们的舞蹈是喝醉酒导致的。推其情理,诗人漫步田野,目遇翠麦,耳听新蛙,时感东风拂体,早就恨不得醉倒在这暖暖的春风里了。诗人将这种情感外施于物,一口断定蝴蝶是喝醉了,并因此而“羡”,更显得诗人对春日野景陶醉无穷。“烂醉”二字形象地表现出蝴蝶沉醉花丛,留恋不去的如醉形态,也把作者目睹此景时的陶然之情和盘托出。
所以说,诗的前两句是情感的缘起,后两句是情感的抒发,诗人在这首诗中,以清新悠雅的语言风格,描绘了春日野步所得之景,抒发了自己淡然闲适、钟情田园的感情。
这是一首触景生情之作。境界苍凉,寄意深远。诗的首句中,“黄昏鼓角”写的是目所见、耳所闻,“似边州”写的是心所感。李益曾久佐戎幕,六出兵间,对边塞景物特别是军营中的鼓角声当然是非常熟悉的。这时,他登上汝州(州城在今河南临汝县)城楼,眼前展现的是暗淡的黄昏景色,耳边响起的是悲凉的鼓角声音,物与我会,情随景生,曾经对他如此熟悉的边塞生活重新浮上心头,不禁兴起了此时明明身在唐王朝的腹地而竟然又像身在边州的感慨。这个感慨既有感于个人的身世,更包含有时代的内容,分量是极其沉重的。这里虽然只用“似边州”三字淡描一笔,但这三个字寄慨无穷,贯串全篇。
首句是从空间回忆那遥远的边塞生活;接下来,第二句“三十年前上此楼”则是从时间回忆那漫长的已逝岁月。这句看来很平常,而且写得又很简单,既没有描绘三十年前登楼的情景,也没有叙说三十年来人事的变化;但字里行间,感慨系之,联系上一句读来,正如孙洙在《唐诗三百首》中评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所说,“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俱在其中”。
据近人考证,这首《上汝州郡楼》诗大约写于公元804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李益五十七岁时,由此上溯三十年,其第一次登楼大致在他登进士第后做华州郑县簿尉期间。试考察他两次登楼间隔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就作者个人经历而言,他在郑县过了几年郁郁不得志的簿尉生活,又远走边塞,先后在朔方、幽州、鄜坊、邠宁等节度使幕下过了长时期的军旅生活;就时局变化而言,唐王朝愈来愈走向没落,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来愈积重难返,代宗、德宗两朝,不但河北三镇形同异域,淄青、淮西等地也成了动乱的策源地。在公元783年(德宗建中四年),汝州曾一度被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陷;当李益第二次过汝州时,淮西之乱也还没有平定。三十年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他旧地重来,想到此身,从少壮变为衰老;想到此地,经受干戈洗礼,是腹地却似边陲。城郭依旧,人事全非。这时,抚今思昔,百感丛集,忧时伤世,万虑潮生,不能不既为岁月更迭而慨叹,又为国运升降而悲怆。这就是诗人在这首诗里紧接着写出了“今日山川对垂泪”这样一句的原因。
这第三句诗,会使人想起东晋过江诸人在新亭对泣的故事以及周顗所说“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的话,也会使人想起杜甫《春望》诗中那“国破山河在”的名句。而在李益当时说来,这面对山川、怆然泣下的感触是纷至沓来、千头万绪的,既无法在这样一首小诗里表达得一清二楚,也不想把话讲得一干二净,只因他登楼时正是秋天,最后就以“伤心不独为悲秋”这样一句并不说明原因的话结束了他的诗篇。自从宋玉在《九辩》中发出“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悲吟后,“悲秋”成了诗歌中常见的内容。其实,单纯的悲秋是不存在的。如果宋玉只是为悲秋而悲秋,杜甫也不必在《咏怀古迹五首》之一中那样意味深长地说“摇落深知宋玉悲”了。这里,李益只告诉读者,他伤心的原因“不独为悲秋”,诗篇到此,戛然而止。而此诗篇外意、弦外音只能留待读者自己去探索。
长江素称天堑,横渡决无今日交通之便捷。所以古人渡江之时,无不心潮澎湃,产生各种各样不可名状的愁情。作者此时是从北岸的瓜洲渡往对岸,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该篇同同类作品渡江伊始即心绪联翩的通常作法不同,它选择表现的区段是“近岸”与“上岸”的部分。起首三句鼎足对,分写了洲渚、江滩、堤岸,虽也是由远及近,却已是渡行的结束,且所着笔描绘的,是举目所见的由植物所呈现的萧瑟秋景。这就使该曲有别于以表现大江江面为主的渡江之作,不以雄奇险豪为目的,而更多了一种冷落衰凉的旅愁情味。
“堤柳绿减长条瘦”,是“渚莲”、“风蓼”萧索风景的延伸,也是此时距诗人最近的感受对象。作者遂以此为过渡,生发出离情别意的感慨。“今古悠悠”是从时间着笔,而继后的三处镇江地名则从空间入手,两相综合,便将别离之恨从秋景的细部拓展弥漫开来,有一种触目皆愁、挥之不去的意味。行程已经结束,而“别离情”却紧萦心头,这就写出了“渡瓜洲”的心绪。可见起首三句的景语,虽然局面不大,却有赋中见兴的效果。赵善庆所作散曲多为写景小令,而其笔下景语多近寒瘦,有孟郊、贾岛的风格。这在元散曲中虽不多见,却也别具一种特色。
召公在治西方的时候,治理得当,人民和睦。等到他去世了,人们怀念他,连他种的树都不忍心破坏,后人便作了这首诗来纪念他。全诗纯用赋体铺陈排衍,物象简明,而寓意深远,真挚恳切,体现了人民对召公的赞美和怀念。
《甘棠》一诗的主旨,自古至今,惟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认为是讽刺召伯之作,其他几乎众口一辞,均认为是怀念召伯的诗作。如《毛诗序》云:“《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郑笺云:“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朱熹《诗集传》云:“召伯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而不忍伤也。”
对比每章第二句针对甘棠发出的动作:首章曰“勿伐”,伐是齐根砍断;次章曰“勿败”,败是坏其枝叶;末章曰“勿拜”,拜,攀援使弯。《诗经》的重章叠句往往表现为情感上的由浅入深、由轻至重,行为动作上的由简至繁、由小到大,体现的是对主题的逐层深化。但这首《甘棠》一反故常,表现为动作上和行为上的先重后轻。由断到折再到使弯曲,动作愈来愈轻 。它说明了人们对甘棠的珍重态度,伐倒是不行的,折断枝叶也不可,既使是攀援弄弯也是不准的。于是这组动词的妙处和这组叠句的妙处所在即为: 它是用先重后轻的方式传达一种神圣的情感,一种基于敬仰、怀念召伯衍生出的对甘棠的情感。
再看每章末句由召伯做出的行动:首章曰“所茇”,茇是居住的意思,居住是较长一段时间内的状态;次章曰“所憩”,憩是休息,休息是较短时间内的状态;末章曰“所说”,“说”读为税,税即税驾,停下车子叫税驾,停下车子的时间比休息片刻的时间还要短。由居住到休息再到停车,行为愈来愈简。一位可敬的人居住时间长的地方,那地方就成了他的故居,人们视其为圣地,在那里人们睹物思人,想见其为人,有历史感和真实感。如果这可敬的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 ,别说是他长期居住的地方 ,就是他曾经立足、流连的地方也会神圣起来,同样,这组表示召伯行为的动词也像上组动词一样 ,表现了人们对召伯的无上景仰之情,其实这正是重章叠句的好处。
全诗三章,每章三句,全诗由睹物到思人,由思人到爱物,人、物交融为一。对甘棠树的一枝一叶,从不要砍伐、不要毁坏到不要折枝,可谓爱之有加,这种爱源于对召公德政教化的衷心感激。而先告诫人们不要损伤树木,再说明其中原因,笔意有波折亦见诗人措辞之妙。突将爱慕意说在甘棠上,末将召伯一点,是运实于虚法。缠绵笃挚,隐跃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