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诗作不如杜甫多,此诗写纤夫之苦,却是很突出的篇章。
《丁都护歌》是乐府旧题,属《清商曲辞。吴声歌曲》。据传刘宋高祖(裕)的女婿徐逵之为鲁轨所杀,府内直督护丁旿奉旨料理丧事,其后徐妻(刘裕之长女)向丁询问殓送情况,每发问辄哀叹一声“丁都护”,至为凄切。后人依声制曲,故定名如此。(见《宋书。乐志》)李白以此题写悲苦时事,可谓“未成曲调先有情”了。
“云阳”(即今江苏丹阳县)秦以后为曲阿,天宝初改丹阳,属江南道润州,是长江下游商业繁荣区,有运河直达长江。故首二句说自云阳乘舟北上,两岸商贾云集。把纤夫生活放在这商业网点稠密的背景上,与巨商富贾们的生活形成对照,造境便很典型。“吴牛”乃江淮间水牛,“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热,见月疑是日,所以见月则喘。”(《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这里巧妙点出时令,说“吴牛喘月时”比直说盛夏酷暑具体形象,效果好得多。写时与写地,都不直截、呆板,而是配合写境传情,使下面“拖船一何苦”的叹息语意沉痛。“拖船”与“上征”照应,可见是逆水行舟,特别吃力,纤夫的形象就突现纸上。读者仿佛看见那褴褛的一群,挽着纤,喘着气,面朝黄土背朝天,一步一颠地艰难地行进着……气候如此炎热,劳动强度如此大,渴,自然成为纤夫们最强烈的感觉。然而生活条件如何呢?渴极也只能就河取水,可是“水浊不可饮”呵!仅言“水浊”似不足令人注意,
于是诗人用最有说服力的形象语言来表现:“壶浆半成土”,这哪是人喝的水呢。只说“不可饮”,言下之意是不可饮而饮之,控诉的力量尤为含蓄。纤夫生活条件恶劣岂止一端,而作者独取“水浊不可饮”的细节来表现,是因为这细节最具水上劳动生活的特征;不仅如此,水浊如泥浆,足见天热水浅,又交待出“拖船一何苦”的另一重原因。 以下两句写纤夫的心境。但不是通过直接的心理描写,而是通过他们的歌声即拉船的号子来表现的。称其为“都护歌”,不必指古辞,乃极言其声凄切哀怨,故口唱心悲,泪下如雨,这也照应了题面。
以上八句就拖船之艰难、生活条件之恶劣、心境之哀伤一一写来,似已尽致。不料末四句却翻出更惊心的场面。“万人系磐石”,“系”一作“凿”,结合首句“云阳上征”的诗意看,概指采太湖石由运河北运。云阳地近太湖,而太湖石多孔穴,为建筑园林之材料,唐人已珍视。船夫为官吏役使,得把这些开采难尽的石头运往上游。“磐石”大且多,即有“万人”之力拖(“系”)之,亦断难达于江边(“江浒”)。此照应“拖船一何苦”句,极言行役之艰巨。“无由达”而竟须达之,更把纤夫之苦推向极端。为造成惊心动魄效果,作者更大书特书“磐石”之多之大,“石芒砀(广大貌)”三字形象的表明:这是采之不尽、输之难竭的,而纤夫之苦亦足以感伤千古矣。 全诗层层深入,处处以形象画面代替叙写。篇首“云阳”二字预作伏笔,结尾以“磐石芒砀”点明劳役性质,把诗情推向极致,有点睛的奇效。通篇无刻琢痕迹,由于所取形象集中典型,写来自觉“落笔沉痛,含意深远”,实为“李诗之近杜者”(《唐宋诗醇》)。(周啸天)
这是写贵公子彻夜饮宴作乐的诗。虽未直接描述“沉湎长夜狎饮”,但通过“袅袅沉水烟”、“腰围玉带玲”,是能让人想象出作乐场面之盛,时间之长来的。全诗仅仅二十个字,似乎刚开了个头,就结束了,但李贺写诗的思路是变化莫测的,诗无定格,句亦无定式,这首诗仅仅是侧面烘托,轻轻一点,便戛然而止。
李贺此诗有意捕捉这“夜阑乐罢的最后一镜头”,通篇仅作含蓄的静态描写,而此前的纵酒豪饮等种种行乐情事,也就尽在不言之中了。诗中的那位贵公子醉眼朦胧,稍带倦态,然而神志尚且清晰,正满意地感触着周边事物的声音、色彩、香氲和质料,仿佛他所有的感官一时都充分地扩张开来。“袅袅沉水烟”一句写视觉和嗅觉,“乌啼夜阑景”写听觉和视觉,“曲沼芙蓉波”写视觉和听觉,“腰围白玉冷”乃写视觉和触觉。综观全诗,作品呈现出由多种微妙感觉纠葛构成的奇特意象。这四句诗涉及到了四种感觉。李贺诗歌内频繁出现的感觉语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芳、香、馨等表现嗅觉和湿、冷、寒等属于触觉的字眼。嗅觉、触觉是日常生活中最为原始的感觉。通过对这些最为原始因而也是最为根本的感觉的尖锐化,李贺实现了对日常生活感觉的超越。
通过诗歌来实现对平凡生活的超越,触及了李贺创作的一处要害。以“唐诸王孙”的名分而论,李贺自视为“贵公子”原无可挑剔,问题是身为没落的贵族,不可能得到社会的普遍尊敬和丰厚的物质待遇。李贺的潜愿既不为现实所容,只能通过诗笔想象在幻境中得到宣泄。《夜饮朝眠曲》、《梁台古意》一类歌诗,肆力绘写五光十色的贵胄游宴生活,这里面弥漫着恣纵行乐的气息,既无道义的约束又无理性的调节,唯能感受到醉生梦死和欲望的尽情流淌。这首《贵公子夜阑曲》,更是无一处理语,任由人类本初就有的“原始感觉”在诗中游走,李贺的心思多少应了那句“ 我感故我在”。然而,虚幻的总归虚幻,理想与现实云泥之别只能倍增李贺的痛苦,让他在生活的无奈中越陷越深。
《南风歌》相传为舜帝所作。《礼记·乐记》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古今乐录》曰:“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史记·乐书》曰:“舜歌《南风》而天下治,《南风》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明初,晋王朱(木冈)展扩太原城,新增修大南门,取《南风歌》之意,原南门命名为承恩门,即辛亥革命后的首义门,新南门命名为迎泽门。
此诗前两句始见战国尸佼的《尸子·绰子篇》,全诗始出三国魏王肃收集编撰的《孔子家语·辩乐解》。《孔子家语》是王肃伪托之作,今人因而怀疑《南风歌》也是后人伪作。舜为传说人物,其“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很可能是小说家笔法。不过据考证,《南风歌》自战国后已广为人知。今人逯钦立指出:“《史记》已言歌《南风》之诗。冯衍《显志赋》又云咏《南风》之高声。步骘《上疏》亦言弹五弦之琴,咏《南风》之诗。俱证《尸子》以后,此诗传行已久。谓为王肃伪作,非是。”(《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王力则从音韵学的角度指出:此诗“以‘时’‘财’为韵,这种古韵也决不是汉以后的人所能伪造的”(《汉语诗律学》)。当然,这首句式整齐、诗语明朗、抒情优美的《南风歌》,也不可能是舜帝时代的原作,而是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经过了后人的加工和润色的。
全诗四句,但情思复杂。它借舜帝口吻抒发了先民对“南风”既赞美又祈盼的双重感情。因为,清凉而适时的南风,对万民百姓的生活是那样重要,那样不可缺少。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这是就苦夏的日常生活而言。赤日炎炎,暑气如蒸,百姓怎能无怨?而南风一起,天气转凉,万民必有喜色。所谓薰风兼细雨,喜至怨忧除。白居易《首夏南池独酌》“熏风自南至,吹我池上林”,就是表达了这种情怀。“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清凉的南风可以解民之愠,适时的南风则可以阜民之财,由日常生活转而到收成财物,诗意更进一层。《礼记·乐记》曰:“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可见,“南风”的“阜民之财”比之“解民之愠”更为重要,也更为令人祈盼。因此,前人大都从这方面来阐释诗旨。司马迁说:“《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史记·乐书》)王肃也说:“《南风》,育养民之诗也。”概言之,《南风》之歌,即赞颂“南风”煦育万物、播福万民的恩泽之歌。
善读诗者,当悟诗外之旨。其实,先民们对“南风”的赞颂和祈盼,也正反映了他们在自然力面前的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热烈虔诚的赞颂里,潜藏着忧郁无奈的心情。不过,由于对“南风”的赞颂和祈盼,是通过拟想中的舜帝口吻表达的。因此,经后世儒家诗评家的阐释,“南风”逐渐具有比兴之意,并成为帝王体恤百姓的象征意象;历代诗人也常以“南风”来称颂帝王对百姓的体恤之情和煦育之功。在古代诗歌语词中,“南风”是最具美颂色彩的意象之一。
在艺术形式上,诗句错落,诗节对称;押韵讲究,重章复唱;辞达而意显,声曼而情婉,这是《南风歌》的主要特点。这种类似楚辞格调的艺术特色,同它在流传过程中得到加工润色的“第二重创作”,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