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词上片“身向”句说明行程辽远。“北风”句谓寒风吹来，满耳尽是马嘶之声。然后作一小结。下片“一抹”二句写眼前景色，末句画龙点睛，指出了这首词的主旨在于“古今幽恨”。全词情景交融，结尾处更是点明主旨，加强语意，抒发情感。
“身向云山那畔行”，起句点明此行之目的地，很容易联想起同是纳兰的“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北风吹断马嘶声。”“北风”言明时节为秋，亦称“秋声”。唐苏颋《汾上惊秋》有：“北风吹白云，万里渡河汾。心绪逢摇落，秋声不可闻”。边地北风，从来都音声肃杀，听了这肃杀之声，只会使人愁绪纷乱，心情悲伤。而纳兰在此处云“北风吹断马嘶声”。听闻如此强劲，如此凛冽的北风，作者心境若何，可想而知。难怪他会感慨“深秋远塞若为情”。
“一抹晚烟荒戍垒，半竿斜日旧关城”以简古疏墨之笔勾勒了一幅充满萧索之气的战地风光侧面。晚烟一抹，袅然升起，飘荡于天际，营垒荒凉而萧瑟；时至黄昏，落日半斜，没于旗杆，而关城依旧。词中的寥廓的意境不禁让人想起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以及范仲淹的“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故而张草纫在《纳兰词笺注》前言中言，纳兰的边塞词“写得精劲深雄，可以说是填补了词作品上的一个空白点”。然而平心而论，无论是“一抹晚烟荒戍垒，半竿斜日旧关城”、“万帐穹庐人醉，星影要摇欲坠”，还是“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纳兰都不过是边塞所见所历的白描，作者本身并没有倾注深刻的生命体验，这类作品的张力无法与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同日而语。不过，纳兰的边塞词当中那种漂泊的诗意的自我放逐感的确是其独擅。比如该篇的结尾“古今幽恨几时平”，极写出塞远行的清苦和古今幽恨，既不同于遣戍关外的流人凄楚哀苦的呻吟，又不是卫边士卒万里怀乡之浩叹，而是纳兰对浩渺的宇宙，纷繁的人生以及无常的世事的独特感悟，虽可能囿于一己，然而其情不胜真诚，其感不胜拳挚。
历史原因与环境原因以及词人自身的性格交织在一起，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这一曲边塞苍歌。全词除结句外，均以写景为主，景中含情，纳兰的一草一木皆有灵性：虽然作者一直未曾直接抒发要表达的情感，但人们从字里行间揣摩出作者的感受。“吹断”二字写尽了北国秋冬之险恶，“若为情”的发问中带出了作者对到任的迷茫与不安。环境险恶，前途未卜，纳兰胸中风起云涌：怀古之心，恋乡之情，忧虑之思，纷纷扰扰难以平静。此时边关的云烟、堡垒、落日均染上了情绪的色彩。整个边关不再是唐人笔下的雄浑、苍凉、悲壮，取而代之的是满目萧瑟的冷清与破败。
这是苏东坡写的近十首《蝶恋花》的一首。从词面上看，显然是一首于暮春时缅怀亲友之作。词中没有说明所怀念之人是谁。从所表达的情感来看，他所怀念的不是一般的亲友，而是关系比较密切而又常常为他所想念的人。
词的上片抒写在春意阑珊的清明时节作者与亲人的互相思念之情。本来春天百花盛开的美景苏东坡举目所见，确实“春事阑珊芳草歇”。这是他对暮春景的概括。他在外作客，已非一年。“又”过清明。按习俗，清明节是祭扫先人茔墓的节日，但是他乡作客，先茔不在此地，无从祭扫。落红处处，入耳之声，偏偏是鴂鸟啼鸣。这是他对暮春景色的具体描述，又是“春事阑珊”的形色补充。
词的下片，作者继续表述他对亲友的思念之情。亲人所处之地可以说是“咫尺江山”而已，但地分“楚”“越”，界域森严，不能自由往来。天不作美，不如人愿。“角声吹落梅花月”，惨白如梅花的月亮，闻此正待出发的征人所吹奏的进军号角，也唯恐躲避不及似的落到山后去了。这里的“梅花”语意双关，既代指角声，也指晓月残白如梅之色。
东坡此词，如单纯把它看作怀人之作，调子似乎低沉一些。但情感真挚，婉转曲折，感人至深，但为了进一步领会它所含的真情实意，应从东坡的政治生涯与诗词创作的发展过程加以探索。
这首《病起》写病后的感受，极尽困蹇之苦况，然于极悲痛怨愁之中，诗人又吐出极旷达之语。诗质朴无华，沉郁顿挫，诗内满含作者凄苦之情，这也是在无可奈何悲愁中的真情苦吟，是一首内涵深蕴的五律代表佳作。首句“今日秋风里，何乡一病翁！”可见，在萧萧的秋风里，盛年的诗人忧病之余，犹如一个衰颓老翁。他勉强挣扎起来。“力微须杖起”，这是写实。更重要的则是下句“心在与谁同”，他想到前贤欧阳修的“老去自怜心尚在”，很自然地化用入诗。谢灵运于《田南树园激流植援诗》中也说过：“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作者尽管历尽磨难，颠沛流离，但此心尚在，此志不移。他独立西风里，四顾茫然，此情无人能喻。所以说“与谁同”，感慨极深。诗人虽是屡遭挫折，但他的心还不是死灰，还不是止水，他还想做一番事业。这是诗人的积极入世处。
诗人自身之疾，以及仕途坎坷，母亲去世等等灾难，使他大彻大悟，懂得了冤亲平等，皆属空虚。悟的次数之多，也就是说灾病之多（因每一灾病即有一悟）。“冤亲”句出于佛典，《华严经》说：“愿一切众生于怨于亲等心摄受，皆令安东智慧清净。”虽用了佛家语，诗中所表现的却不是四大皆空，而是一种因遭际不幸而起的无可奈何的悲愁。这种言外之情，表现得很明显。
最后一联，首尾照应，复写诗人的衰颓。“百年先得老”，和他在另一诗中所写的“白发满头生”一样，是经历了至悲至痛以后的呼号，一字一句，俱自胸臆流出，不是无病呻吟。“三败未为穷”，内涵更为丰富。春秋时代，管仲与鲍叔相交，管仲自叹：“吾尝三战三北，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史记》本传）诗人这里是化用“三战三北”之语，表明自己不因遭际坎坷而丧失志气，仍要一如既往，坚持操守，直道而行，不效阮籍穷途之哭。由此可见，诗人所祈祷和向往的，不是佛家的空无寂灭，而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之道。
另有观点认为此诗充满禅意，颔联中“心在与谁同”化用前人诗意，着眼于“心”，此为佛教心性学说在文学创作上的具体发挥。作者颈联两句“灾疾资干悟，冤亲并一空。”即是回答“心在与谁同”，说他的“心”是与佛教禅宗“同”了。千灾百难，久病缠身，现实中所遇诸多烦恼，帮助他对人生真谛多次获得了领悟，即“冤亲并一空。”“冤亲”除了出自《华严经》外，《五灯会元》也云：“佛家慈悲，冤亲相等。”这其实就是泯灭是非观念，超离“烦恼障”，用以调整失去平衡的精神世界。诗人说：他从现实中所领悟到的，除了“等冤亲”之外，还有“一空”，那就是。四大皆空”。这就是他对人生的领悟。尾联则进一步补足获得这种人生领悟的主要契机，作者化用管仲语意，其意是说：人生一世，不过百年，而我已是未老先衰，尚且要念及老母。仕进既已无望，倒不如“于冤于亲，等心摄受，皆令安乐，智慧清净”。原来，他所谓的“心”，即为佛教“等心摄受”的“心”。看来，他确乎欲摒除妄念，清净本心了。他确乎对人生已是因“灾疾”而彻悟了。
陈师道是孤芳自赏、不求谐俗的苦吟诗人。他的作品，有人称之为“非一过可了，近于枯淡”。黄庭坚说，陈师道作诗“十度欲言九度休，万人丛中一人晓”。可见他诗的内涵不易为一般人所理解。人们常称引的不过是《别三子》、《示三子》、《春怀示邻里》等有限的几首。实际上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他的五律，尽管有时“失之僻涩”，但“佳处往往逼杜甫”。这首《病起》，质朴老苍，沉郁顿挫，正是它逼近杜甫的五律代表作。
苏轼在文中陈说了自己对世事的看法，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一些误解，记述了谪贬后自己的处境、世态的炎凉，以及对自我的反省。这是一封内容丰富，感情复杂的书信，真实地反映了苏轼在贬谪黄州以后的生活和思想情况，写得真挚动人，推心置腹。
“寻所不通书问”至“览之面热汗下也”，苏轼对自己加以自责，也表示了对李端叔的感激。下面，苏轼以“足下才高识明”一句自然而然将文章带入正题。“足下才高识明”到“又大不可也”这一部分中，“如人嗜昌歜羊枣”实际上用来比喻人各有所好。人各有所好，很难问清楚为什么是这样。认为黄、秦二人虚妄，是不对的，要把他们的看法加于众人之口，则是更加不可的。苏轼在此向李端叔说明了推誉之言不可信，他的看法也体现了对自身辩证而又客观的认识。
接着，苏轼进一步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误解。先从少年读书谈到应举，又从“直言极谏”谈到由此而引来的灾难。文章写道：“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浇浇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直可笑也。”“由世人的遭遇，苏轼又谈到了自己：“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言词曾给多少文人墨客招致杀身之祸，但是他们的言词又究竟产生过多大作用呢？下文便作了阐述：“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鸟时虫，自鸣自己，何足为损害。”应制的文章妄论利害、谗说得失，这是正制科人的习气，就好像春燕秋虫之类，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人，既无所补益，也无所损害。“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则与前文相呼应，而意味更深一层。苏轼因言词而获罪，在此特劝李端叔对已不宜复加推誉。
以下苏轼叙述了获罪以来的境遇。 “得罪以来至自幸庶几免矣”，是说：自获罪以来，自己处在一个极为闭塞的环境中。划着一叶扁舟，穿着一双草鞋，形迹放浪于山水之间，与樵夫、渔夫杂居在一起。所所被醉酒之人推搡辱骂，于是自己也为渐渐地不被人所知感到高兴。平生亲友不给我寄信，我寄信给他们，他们也不作答，于是我自己也庆幸这样就差不多可以免于与世人交往纷争了。苏轼以饱含辛酸的自得其乐，反映了人情的冷漠，世态的炎凉。居于目前处境，苏轼说“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再次劝李端叔不要复相推誉。
身居山野，苏轼有充裕的时间反省自我，他对自我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木有瘿”至“非今我也”这几句是说：树木有赘瘤，石头的边缘有一圈光泽，犀牛的角有通孔，这些讨人喜欢的独特之处，其实正是它们的缺欠。谪居无事可作，沉默下来自我观察、反省，回顾三十年来所作之事，多有那些缺欠。您所看到的我是以前的我，而不是现在的我。下文“无乃”四句中，声、情，华、实，所表示的是现象与实质，形式与内容，表与里，苏轼说，这些事情只有见面再谈，才能详尽地说明。
文章的结尾，又是苏轼对李端叔的嘱咐，自己因文词获罪，所写书信则不可再给他人看。因李端叔正居丧，苏轼还劝慰他“万万节哀强食”。“不次”，犹言不尽，不一一说，所用作书信结尾之词。
在这篇文章中，苏轼善用比喻说明道理。谈到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时，苏轼以“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作比，说明人各有所好，对一个人的评价也不可能众口如一。苏轼还以“候鸟时虫，自鸣自已，何足为损害”作比，说明正制科人论说利害得失，就像春燕秋虫一样，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他人，既无补益，也无损害，而由此引来杀身之祸， 既可悲，又可笑。这篇文章言辞诚恳谦逊，淡然工雅。苏轼振笔直书，却气韵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