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辅佐周穆王的过程中,祭国的祭公谋父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某年,周穆王要攻打一个叫犬戎的民族,祭公谋父劝说周穆王:圣明的君王是光大自己的德政,而不炫耀自己的武力,用武力征服别人,早晚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周穆王不听劝告,率兵攻打犬戎,尽管战争最后取胜,但周边的少数民族再也不称臣纳贡。
“以德治国”是符合周先人的传统的。《史记·周本纪》记述:
“古公亶父复脩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於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这段故事是说:古公亶父是周王朝的奠基人,被称为周朝的“太王”,是历史上的著名贤王。
古公亶父原是一个小国豳国的国君。当时,西北边地的戎狄进攻豳国,“欲得财物”。给了财物以后,他们还不满足,又要再来进攻,欲得地与民。豳国百姓被激怒了,纷纷主张打仗。这时,古公说:“老百姓拥立君主,是希望君主保护老百姓的福利。现在戎狄想来攻打我们的目地,是因为我有了土地和老百姓。老百姓在我这里和在他那里,只要生活的好,那有什么关系呢?现在老百姓们为了我个人的原因去打仗,用杀死别人的父子的手段去达到我当君主的目地,这样的事,我不忍心去做!”(原文: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我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因此,古公亶父只带了近亲私属一群人,学他的祖先不窋一样,离开豳国,迁徙到梁山西南的岐山之下定居。
古公亶父的这个举动被老百姓知道了,不仅原来豳地民众扶老携幼,离开戎狄而追到岐山来,照旧跟着他。而且附近的邻国,也久仰古公的仁义贤名,都来归附于他。
所以,老子依据古公亶父的事迹写成了第三章的“使民不争”。象古公亶父那样,他为了民众远离战争, 不争而退让到可以不要国家豳,不战而退从豳到了周原。他最终赢得了民众的心,他最终不争而成不战而胜!
显然,周穆王攻打一个叫犬戎的民族,是周失德的开始。左丘明的《国语》从西周穆王写起,大概是因为周穆王是西周失德的第一个君王罢!
附加说明:京城五百里以内为邦内;离京城五百到一千里的国为邦外;一千里到三千五百里的国为侯、卫;三千五百里到四千里的国为蛮、夷;四千里以外的国为戎、翟。甸服:为王朝服役,供应周王朝每天的宗庙祭祀;侯服:每年必须朝见周王朝,供应每月的祭祀;宾服:必须纳贡供应每季的祭祀,二到五年朝见一次;要(yāo)服:必须供应每年的祭祀,每六年朝见;荒服:每任国王必须朝见一次,表示臣服即可。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周穆王将征伐犬戎,祭公谋父劝阻说:“不行。先王显示德行而不炫耀武力。兵力是储存起来到一定时候动用的,一动用就使人畏惧;炫耀武力就会滥用,滥用就不能使人畏惧。所以周文公的《诗经·周颂·时迈》说:‘将兵器好好收藏,将弓箭藏在皮囊;我们君王寻求美德,施予这华夏之邦。君王定能保持天命久长。’先王对于百姓,努力端正他们的德行,使他们的性情更加宽厚;扩大他们的财源,改进他们的工具;指明利害的方向,用礼法整顿他们,使他们追求利益而避免祸害,怀念恩德而畏惧威力,所以能保证周王室世代相承,日益壮大。
从前我们先王世代做农官之长,服事虞、夏两朝。到夏朝衰落的时候,废除了农官,不再致力于农业,我们先王不窋,因而失去了官职,隐藏到戎狄中间。他仍然不敢怠慢祖业,时常称道祖先的功德,继续完成祖先留下的事业,研习祖先的训令和典章;早晚谨慎勤恳,忠实地遵守,诚恳地奉行,世代继承祖先的功德,不辱前人。到了武王,发扬前代光明的德行,再加上仁慈与温和,事奉神灵,保养百姓,莫不欢欣喜悦。商王帝辛,大为百姓所憎恶,百姓不能忍受,欣然拥戴武王,在商朝国都郊外的牧野地方作战。这不是先王致力于武力,而是为了尽力体恤百姓的痛苦,除掉他们的祸害。
先王的制度:王畿以内五百里的地方称甸服,王畿以外五百里的地方称侯服,侯服以外至卫服以内的地方称宾服,宾服以外的蛮、夷地方称要服,要服以外的戎、狄地方称荒服。甸服地方的诸侯供给天子祭祀祖父、父亲的祭品,侯服地方的诸侯供给天子祭祀高、曾祖的祭品,宾服地方的诸侯供给天子祭祀远祖的祭品,要服地方的诸侯供给天子祭神的祭品,荒服地方的诸侯则朝见天子。祭祖父、父亲的祭品一日一次,祭高、曾祖的祭品一月一次,祭远祖的祭品一季一次,祭神的祭品一年一次,朝见天子一生一次。这是先王的遗训。
如有不逐日进贡的,天子就修省内心;有不按月进贡的,天子就修明法令;有不按季进贡的,天子就修明礼仪;有不进岁贡的,天子就修明尊卑名分;有不朝见的,天子就修明德行。这几个方面依次做到而仍有不来的,天子就修明刑法。这时就有惩罚不逐日进贡的,讨伐不按月进贡的,征讨不按季进贡的,责备不进岁贡的,晓谕不来朝见的。这时也就有惩治的法律,有攻伐的军队,有征讨的装备,有严厉谴责的命令,有用文字晓喻的文告。发布命令,公布文告,而再有不来的,天子就在德行上增强修养,不让百姓到远方去受苦。
所以近处的诸侯无不听命,远方的诸侯无不归顺。现在大毕、伯士一去世,新即位的犬戎国君就带着贡品前来朝见,天子却说:‘我一定要以不享的罪名征讨他’,并且向他炫耀武力,这样做恐怕会废弃先王的遗训,而使朝见天子之礼濒于破坏吧?我听说那犬戎国君秉性敦厚,能遵循祖先的遗德,遵守终生朝见一次之礼,专一不二,他们会有防御我们的准备的。”穆王不听,去征战犬戎,只得到四只白狼、四只白鹿带回来了。从此以后,荒服地方的诸侯就不来朝见了。
注释
穆王:周天子,名满。康王之孙,昭王的儿子。
犬戎:我国古代西方民族名,即昆戎。商朝和周朝时,在今陕西泾水渭水流域游牧。祭公谋父:周穆王的大臣,封于祭,故叫祭公。谋父是他的字。
戢:聚集,收藏。
时动:按照一定的季节行动。如春夏务家,冬于讲武。
震:惧怕。
周文公:即周公,“文”是他的谥号。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名旦,也称叔旦。
载:语助词,无义。
干戈:兵器名。
櫜:古时收藏弓箭的袋子。这里用作动词,把弓箭收藏起来。
懿德:美德。
时:是,这。
夏:中国。
允:信,相信。
王:指周武王。
茂:通“懋”,勉励。
德,道德。
阜:大,多。
乡:所在。
滋:增益,加多。
在辅佐周穆王的过程中,祭国的祭公谋父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某年,周穆王要攻打一个叫犬戎的民族,祭公谋父劝说周穆王:圣明的君王是光大自己的德政,而不炫耀自己的武力,用武力征服别人,早晚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周穆王不听劝告,率兵攻打犬戎,尽管战争最后取胜,但周边的少数民族再也不称臣纳贡。
“以德治国”是符合周先人的传统的。《史记·周本纪》记述:
“古公亶父复脩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於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这段故事是说:古公亶父是周王朝的奠基人,被称为周朝的“太王”,是历史上的著名贤王。
古公亶父原是一个小国豳国的国君。当时,西北边地的戎狄进攻豳国,“欲得财物”。给了财物以后,他们还不满足,又要再来进攻,欲得地与民。豳国百姓被激怒了,纷纷主张打仗。这时,古公说:“老百姓拥立君主,是希望君主保护老百姓的福利。现在戎狄想来攻打我们的目地,是因为我有了土地和老百姓。老百姓在我这里和在他那里,只要生活的好,那有什么关系呢?现在老百姓们为了我个人的原因去打仗,用杀死别人的父子的手段去达到我当君主的目地,这样的事,我不忍心去做!”(原文: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我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因此,古公亶父只带了近亲私属一群人,学他的祖先不窋一样,离开豳国,迁徙到梁山西南的岐山之下定居。
古公亶父的这个举动被老百姓知道了,不仅原来豳地民众扶老携幼,离开戎狄而追到岐山来,照旧跟着他。而且附近的邻国,也久仰古公的仁义贤名,都来归附于他。
所以,老子依据古公亶父的事迹写成了第三章的“使民不争”。象古公亶父那样,他为了民众远离战争, 不争而退让到可以不要国家豳,不战而退从豳到了周原。他最终赢得了民众的心,他最终不争而成不战而胜!
显然,周穆王攻打一个叫犬戎的民族,是周失德的开始。左丘明的《国语》从西周穆王写起,大概是因为周穆王是西周失德的第一个君王罢!
附加说明:京城五百里以内为邦内;离京城五百到一千里的国为邦外;一千里到三千五百里的国为侯、卫;三千五百里到四千里的国为蛮、夷;四千里以外的国为戎、翟。甸服:为王朝服役,供应周王朝每天的宗庙祭祀;侯服:每年必须朝见周王朝,供应每月的祭祀;宾服:必须纳贡供应每季的祭祀,二到五年朝见一次;要(yāo)服:必须供应每年的祭祀,每六年朝见;荒服:每任国王必须朝见一次,表示臣服即可。
读这首诗,容不得人情感上有所酝酿,劈头便为一派浓重的忧愁所笼盖——一个苍莽悲凉的秋日,一场郁郁无欢的怅饮,本已令人愁闷难耐。何况还有那吹不尽的秋风,老是在帐外“萧萧”地响,更教人愁杀。“秋风萧萧愁杀人”,这一句突发的啸叹,正将主人公心头的万缕愁绪,化作烈烈秋风,“苍茫而来”,立时令人生出一种“不可遏抑”的困扰之感。“出亦愁,入亦愁”,则以细节刻画,抒写愁苦中人的坐立不安。不禁使人感到,那困扰着主人公的忧愁,竟怎样难以趋避、无可摆脱。受这困扰的,不止主人公一人:“座中何人谁不怀忧?”既称“何人”,又加“谁不”,这双重反问告诉人们:那忧愁正如病魔一样,已侵袭到所有在座者的心腑。使主人公所对无非忧者、所闻无非愁叹——这样的日子,真能耗蚀人的青春,加速衰老之期的到来。难怪主人公要发出“令我白头”的幽幽哀叹了。
以上一节,一味写“愁”,使人来不及细想,先就浸染上了那摆脱不开的忧愁。读者不免要问:诗中主人公是谁?他究竟为什么如此忧愁?第二节诗,正为读者解开了疑团:“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胡地”,即塞外胡人居处之地。主人公既呼之为“胡”,可见他自己不是胡人。联系下文“离家日趋远”一句,可知主人公应是远离家乡、出塞戍守的汉卒。对于初到塞外的旅人来说,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的异域风光,实在是新鲜而奇妙的。但作为戍卒而久居胡地,看惯了浩瀚的黄沙,见不到几多绿意。秋冬之际,唯有呼啸的飚风,时时摇撼着稀疏的高树。那滋味可就大不好受了。它们所能勾起的,只能是千重忧虑、万里思情。读到这里,读者便可恍然大悟:主人公之所以“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之人之所以“谁不怀忧”,那都是心揣着有家难归的万里离思的缘故。在这样的断肠人眼中,无论是“飚风”,无论是“修树”,触目间全都化成了一片愁雾。故此二句看似写景,实亦写愁,正与上文“秋风萧萧愁杀人”相应,将满腹的忧愁“外化”了。
如果说,忧愁可以催人衰老,它首先带给人们的,则是憔悴和消瘦。“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诗中的主人公,正因为飘泊异乡、离家日远,被愁思消磨得茕茕骨立了。但诗人却不肯明言,而是巧妙地运用“衣带”之“日缓(松)”,以反衬主人公身躯的日见消瘦,写得含蕴不露而哀情深长。一位形销骨立的戍卒,就这样独伫于塞外荒漠,默默无语地遥望着万里乡关:“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他不是无语可说,而是心中塞满了愁思,纵然有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要描述这样一种痛苦之状,笔墨是难以胜任的。但人们在极度痛苦之中,想象力就往往特别活跃,笔底口中便常常跳出奇语。《卫风·河广》的主人公,在眺望黄河彼岸的故国时,思归心切,就唱出了“谁谓河广,一苇杭(渡)之”的奇句。而这首歌的主人公,为抒写胸中难以排遣的痛苦,竟想出了“肠中车轮转”这一奇喻。用滚滚车轮在肠中的转动,写主人公无可言传的曲曲愁思,真是形象得教人吃惊。也正因为如此,戍卒那离家万里的痛苦怀思,才以更强的力度震荡了读者的心弦,使人不能不为之悚然动容。
有人认为,《古歌》所抒写的,是“游子天涯之感”,恐怕不确。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它应该就是“胡地”戍卒的思乡怀归之作。东汉曾多次对羌人用兵,战争均延续十数年之久。朝廷之将贪功而无能,至使离乡征戍之卒“进不得力战,退不得温饱”,大批丧生于“胡地”、边境。这正是《古歌》之类思乡之作产生的背景。这首歌熔抒情、写景于一炉,在“秋风萧萧”中抒写困扰戍卒的愁思;又将它融于异乡的修树、荒漠的飚风之中,变得更加蓬勃、纷扬;最后忽设奇喻,将其化为辘辘车轮,在肠中滚转不已。如此形象的情感抒写,显示出汉乐府民歌在抒情艺术上已有怎样长足的进步。能够与它比美的,在汉代,恐怕只有“长于抒情”的《古诗十九首》了。
关于此诗,有一个传说故事:杜牧游湖州,识一民间女子,年十余岁。杜牧与其母相约过十年来娶,后十四年,杜牧始出为湖州刺史,女子已嫁人三年,生二子。杜牧感叹其事,故作此诗。这个传说不一定可靠,但此诗以叹花来寄托男女之情,是大致可以肯定的。它表现的是诗人在浪漫生活不如意时的一种惆怅懊丧之情。
全诗四句二十八字。诗人借寻春迟到,芳华已逝,花开花落、子满枝头,喻少女青春已过,含蓄委婉地抒发机缘已误,时不再来的惆怅之情。此诗通篇采用“比”的手法,形象生动,含蓄自然,耐人寻味。
首句的“春”犹下句的“芳”,指花。而开头一个“自”字富有感情色彩,把诗人那种自怨自艾,懊悔莫及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了。第二句写自解,表示对春暮花谢不用惆怅,也不必怨嗟。诗人明明在惆怅怨嗟,却偏说“不须惆怅”,明明是痛惜懊丧已极,却偏要自宽自慰,这在写法上是腾挪跌宕,在语意上是翻进一层,越发显出诗人惆怅失意之深,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懊恼至极的情绪。
后两句写自然界的风风雨雨使鲜花凋零,红芳褪尽,绿叶成阴,结子满枝,果实累累,春天已经过去了。似乎只是纯客观地写花树的自然变化,其实蕴含着诗人深深惋惜的感情。
此诗主要用“比”的手法。通篇叙事赋物,即以比情抒怀,用自然界的花开花谢,绿树成阴子满枝,暗喻少女的妙龄已过,结婚生子。但这种比喻不是直露、生硬的,而是若即若离,婉曲含蓄的,即使不知道与此诗有关的故事,只把它当作别无寄托的咏物诗,也是出色的。隐喻手法的成功运用,又使此诗显得构思新颖巧妙,语意深曲蕴藉,耐人寻味。
这是一首赠诗。此诗写出了他们虽天涯沦落,却肝胆相照的友情,写得沉着深挚。这是一首酬答诗,但与一般应酬之作不同。它在抒写离情别愫之中,又交织着对国家兴亡的深沉感慨,而这两种情感却是如此有机地熔铸在一起,整首诗苍凉沉郁,情切意深,表达了作者对清朝统治者的不满,颇能打动读者的心弦。诗中"肝胆"指自己的爱国之志,或对于故国的赤胆忠心。“阅”见证。表出了作者虽已衰老,且明知复国无望,仍然矢志不渝、坚持到底的决心。此诗风格:沉郁悲怆,深沉凝重。
顾炎武的这首《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在晚秋的背景下,抒写着身事、家事、国事的情怀——惊觉秋老,满眼黄花,萧索的色调充溢字里行间;故人天涯,离怀浊酒,悲怆的感慨触手可接;两鬓斑白,逐客无家,苍凉的情绪弥漫不散;天地变色,神州易主,郁结的哀愁直透骨髓;但肝胆犹存,江山作证,坚贞的心志更催人泪下。诗人将满腔块垒,诉诸这些交织的形象,熔铸成一首节奏铿锵的五言律诗,展现出沉郁苍凉,悲壮凝重的风格特征。
此文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综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着重论述其治柳政绩和文学风义。韩愈赞扬宗元的政治才能,称颂其勇于为人,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满掬同情之泪。然而对于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却极为之讳,措词隐约,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韩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全文写得酣姿淋漓,顿挫盘郁,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
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对死者的纪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迹;后一部分是铭文,缀以韵语,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这一篇墓志铭的铭文极短,是一种变格。
从全文中可看出两个比较含蓄之处:其一是暗示做人与做文的关系。其二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合二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问题,韩愈的态度是相当客观的,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人的品质”这个关键问题演进、发展,尽管自然段落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却是脉络清晰,贯彻始终的。
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千载流传而不衰,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由此,愤激之笔频出,不平之鸣屡见,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夹叙夹议、议论横生、深沉蕴藉、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便就此搁笔。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
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在写此类文章时,能积极利用体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后写裴行立、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沈德潜评语说:“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