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彼秾矣》一诗的主旨,《毛诗序》以为是“美王姬”之作,云:“虽则王姬,亦下嫁于诸侯,车服不系其夫,下王后一等,犹执妇道以成肃雍之德也。”古代学者多从其说,朱熹《诗集传》也说:“王姬下嫁于诸侯,车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挟贵以骄其夫家,故见其车者,知其能敬且和以执妇道,于是作诗美之。”近现代学者大都认为是讥刺王姬出嫁车服奢侈的诗。高亨《诗经今注》却认为是“周王王的孙女出嫁于齐襄公或齐桓公,求召南域内诸侯之女做陪嫁的媵妾,而其父不肯,召南人因作此诗”。袁梅《诗经译注》又持新说,以为是男女求爱的情歌,诗中的“王姬”、“王王之孙”、“齐侯之子”不过是代称或夸美之词。此诗应是为王王之孙与齐侯之子新婚而作,在赞叹称美之余微露讽刺之意。
全诗三章,每章四句,极力铺写王姬出嫁时车服的豪华奢侈和结婚场面的气派、排场。首章以唐棣花儿起兴,铺陈出嫁车辆的骄奢,“曷不肃雝”二句俨然是路人旁观、交相赞叹称美的生动写照。次章以桃李为比,点出新郎、新娘,刻画他们的光彩照人。“王王之孙,齐侯之子”二句虽然所指难以确定,但无非是渲染两位新人身份的高贵。末章以钓具为兴,表现男女双方门当户对、婚姻美满。
“通篇俱在诗人观望中着想”(陈继揆《读诗臆补》),全诗在诗人的视野中逐渐推移变化,时而正面描绘,时而侧面衬托,相得益彰。从结构上说,全诗各章首二句都是一设问、一作答,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前后上下,分配成类,是诗家合锦体”(同上)。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每章首二句,一若以设谜为问,一若以破谜为答,谐讔之类也。此于《采蘩》、《采苹》之外,又创一格。此等问答体,盖为此时此地歌谣惯用之一种形式。”
孟浩然诗多写自己的日常生活,常常“遇景入咏,不钩奇抉异”(皮日休评价),故诗味的淡泊往往叫人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这首《舟中晓望》,就记录着他约在开元十五年自越州水程往游天台山的旅况。实地登览在大多数人看来要有奇趣得多,而他更乐于表现名山在可望而不可即时的旅途况味。
船在拂晓时扬帆出发,一天的旅途生活又开始了。“挂席东南望”,开篇就揭出“望”字,可见情切。诗人大约又一次领略了“时时引领望天末,何处青山是越中”的心情。“望”字是一篇的精神所在。此刻诗人似乎望见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望见,因为水程尚远,况且天刚破晓。这一切意味都包含在“青山——水国——遥”这五个平常的字构成的诗句中。
既然如此,只好暂时忍耐些,抓紧赶路吧。第二联写水程,承前联“水国遥”来。“争利涉”以一个“争”字表现出心情迫切、兴致勃勃,而“来往接风潮”则以一个“接”字表现出一个常与波涛为伍的旅人的安定与愉悦感,跟上句相连,便有乘风破浪之势。
到此自然想要知道他“何往”了,第三联于是转出一问一答来。这其实是诗人自问自答:“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这里遥应篇首“东南望”,点出天台山,于是首联何所望,次联何所往,都得到解答。天台山是东南名山,石桥尤为胜迹。这一联初读似口头常语,无多少诗味。然而只要联想到这些关于名山胜迹的奇妙传说,就会体味到“天台访石桥”一句话中微带兴奋与夸耀的口吻,感到作者的陶醉和神往。而诗的意味就在无字处,在诗人出语时的神情风采之中。
正因为诗人是这样陶然神往,眼前出现的一片霞光便引起他一个动人的猜想:“坐看霞色晓,疑是赤城标。”在诗人的想象中,映红天际的不是朝霞,而当是山石发出的异彩。这想象虽绚丽,然而语言省净,表现朴质,没有用一个精美的字面,体现了孟诗“当巧不巧”的特点。尾联虽承“天台”而来,却又紧紧关合篇首。“坐看”照应“望”字,但表情有细微的差异。一般说,“望”比较着意,而且不一定能“见”,有张望寻求的意味。而“看”则比较随意,与“见”字常常相联,“坐看霞色晓”,是一种怡然欣赏的态度。可这里看的并不是“赤城”,只是诗人那么猜想罢了。如果说首句由“望”引起的悬念到此已了结,那么“疑”字显然又引起新的悬念,使篇中无余字而篇外有余韵,写出了旅途中对名山向往的心情,十分传神。
此诗似乎信笔写来,却首尾衔接,承转分明,篇法圆紧;它形象质朴,却又真彩内映;它没有警句炼字,却有兴味贯串全篇。从声律角度看,此诗是五言律诗(平仄全合),然而通体散行,中两联不作骈偶。这当然与近体诗刚刚完成,去古未远,声律尚宽有关;同时未尝不出于内容的要求。这样,它既有音乐美,又洒脱自然。
《周颂·维天之命》是《诗经·周颂》的第二篇,无韵,篇幅不长,充满了恭敬之意、颂扬之辞。
此诗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每四句为一部分。前一部分说文王上应天命,品德纯美;后一部分说文王德业泽被后代,后代当遵其遗教,发扬光大。前后两部分在结构上有所不同。前一部分有一个逆挽,也就是说,今传文句将原该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纯,於乎不显”的平行结构在句子的排列组合上作了小小的变化。语义丝毫未变,但效果却很不一样,两个“於”字的叠合,更显出叹美庄敬之意。而后一部分没有用感叹词,作者便任句式按正常逻辑排列,平铺直叙,波澜不惊,在唱出重音——赞颂文王——之后,以轻声顺势自然收束,表示出顺应文王之遗教便是对文王最好的告慰,这样一种真心诚意的对天祈愿与自我告诫。全诗犹如两段歌词,结尾处以咏叹作副歌。这种形式,在当代歌曲中,也还是很常见的。
从诗的句式看,此诗中第四句“文王之德之纯”与第七句“骏惠我文王”完全可以压缩成“文王德纯”“骏惠文王”这样的句式,如此则八句均为四言,整齐划一。《周颂》中不是没有这样纯用四言句的诗章,如《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即是。因为《周颂》中多无韵之诗,可能会有人将这种句式参差与匀整的不同与有无韵脚联系起来,以为有韵之诗句式以匀整为尚,无韵之诗句式以参差为尚。这种看法未免太绝对,上举《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无韵(江永《古韵标准》谓《周颂·臣工》“韵不分明”,语尚含糊)之诗也是齐言句式,就很难以此解释之。《颂》诗的句式参差与否,除了语言表达上的需要外,可能更多的是合乐的需要。据郑觐文《中国音乐史》说:“《颂》律与《雅》律之配置不同,《雅》为周旋律,《颂》为交旋律。”而阮元《释颂》强调《颂》之舞容而谓其全为舞诗。据此,则《颂》诗的音乐大约因切合舞蹈的需要而旋律变化多一些,句式参差与匀整正反映出其旋律的差异。
至于说此诗的内容,实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颂扬文王德配上天,对其美德顶礼膜拜,正是周公摄政制礼,确定祭祀文王的规格仪轨之后,创作祭舞祭歌的必然主题。此诗言词古直,情意朴素,并不像后世的祭祀歌辞那样有矫揉造作之弊。
这首词是女子对薄情郎分别时的寄语。开头三句写分别时的凄苦。“马嘶”二句写行者远去,送者伫立。最后是女主人公对薄情郎的寄语,意在以痴情感动男子。这写出了封建时代被侮辱的女子的共同心理与命运。
这是一首闺中词,咏女子盼望情郎不归的怨恨。从体式看,这是一首小令,单调不分开。从情节结构看,它包含三层意思:一忆惜别,二叙等待,三寄情思。每层之间,既有内在联系,又留下大块想象余地。词的发端运用追忆手法,以突兀而来的“东风急”领起,似乎有一种紧迫感。东风劲吹,百花争艳,这是一个春意盎然的季节。在此良辰美景,一对情人双手紧握,离别在即。那依依惜别,难舍难分,万语千言之情,全从这个富有动作性的“频”字中传达出来。两情是何等的深挚、热切。“东风”、“花时”,点明了“惜别”的物候和时令。作品以美好的景致和环境,反衬离愁凄恻之情,收到相反相成之效。第三句补上一笔,正面点出“愁”来。这个“愁”字,把女主人公闷闷不乐、郁郁寡欢的情态和心境写出来了。而“独人”,更点出她从此孤居寂寞的处境。正当她沉浸在痛苦的回忆时,突然远处传来了马嘶声。“倚门立”应“马嘶”,为有所盼的动作。不言而谕,以为“郎骑青骢马”归来了。但竟不所愿,门外只见“残雨春芜湿”。此句当从杜诗“雨露洗春芜”化出。牛词用此,语意双关,既点明此时此际的实景:淅淅沥沥、时断时续的雨水,春草都沾湿了;又隐喻这位女子暗暗抽泣,泪痕斑斑,如同残雨。“马嘶”声没有给她带来希望,反而倍增其凄楚之情。难怪她要责骂那个无情无义的“薄情郎”了。
牛峤此词在布景造情、章法安排、选调用韵等方面,颇具特色。它以女主人公“倚门立”为轴心,思路朝两个方向延伸:一是对往事的追忆、惜别的难舍,勾画出一幅情深似海的“惜别图”,切望情人归来的思想基础。一是对未来的思考,遥寄相思的深沉,倾诉别后的情怀。哀怨、惆怅、失望、期待各种思绪错综交织,弹出一曲“诉衷情”。今朝与昔日沟通,景物是个触媒。此时眼前所见的“春芜”,触发往日彼时的“花时”;由“残雨湿”引出“和泪泣”,又从昔时的“手频执”,反照今日的“薄情郎”。而“薄情”却从“马嘶残雨春芜湿”的写景中透露出消息。俞陛云说此词“情调凄恻”。其实不甚然。“马嘶”声虽然没有给她带来喜讯,但她不灰心,不气馁,不从此罢休,相反,她仍然充满信心,寄予希望,托人捎信,一吐衷情为快。“粉香和泪泣”,与李煜《望江南》“多少泪,断脸复横颐”有类似之处,但李词写得切直显露,牛词则柔中藏刚,绝望中隐含着希望,纤弱中带着一股劲气。有怨愤,有离恨,但更表现了她的痴顽、执着和追求。
用入声韵是此词的另一个特点。此词单调三十五字,七句六韵:急、执、入、湿、立、泣。入声韵气急而短促,它与离妇等待情郎归来急切之情、失望之怨和厚笃痴顽之性甚相吻合。
《鱼藻》,《诗经·小雅·鱼藻之什》的一篇。为先秦时代华夏族诗歌。全诗三章,每章四句。这首诗赞颂武岂饮酒的平和安乐,有颂古讽今之意。《毛诗序》以为“刺幽岂也。言万物失其性,岂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故君子思古之武岂焉”,显然是以用为意,于诗本文无稽。
诵读诗文,朴实中寓新奇,无论是语言技巧还是结构方式甚或是总体风格都与民谣相近,陈子展以为“全篇以问答为之,自问自答,口讲指画,颇似民谣风格”(《诗经直解》),可谓贴切之论。以此反观诗原文,那种根植于民间的新鲜活泼和摇曳多姿的诗风在雅诗中独显风韵。
全诗共分三章,每章四句。每章前两句以“鱼在在藻”起兴,出语奇崛。一句四字而“在”字两见,颇具特点,对它的理解是正确诠释全诗的关键。若以冬烘之论视之,以为是凑足音节之举,不但在用法上显得笨拙,而且不合《诗经》语体。吴闿生《诗义会通》将“鱼在在藻”释为“鱼何在,在乎藻”,这样两个“在”字实为自问自答,全诗节奏以此为基调,欢快跳跃,收放有致。
三章中每章第二句对鱼的形态描写,酷似现代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依于其蒲”则是鱼在藻中摇头摆尾,得其所需的全景式展示。三章并提,由特写至全景,构成了一组极具情节性和象征意味的鱼藻情趣图。而诗的每章后两句则是写岂,“岂在在镐”、“饮酒乐岂”,形式上只是语序颠倒,实则暗含活动顺序和因果。春秋时代,酒是富足后的奢侈品,因而也是欢乐的象征。若无“岂乐”的心绪则不会去“饮酒”。而在酒过三巡之后,那欢乐的气氛在酒香弥漫中显得更为浓烈。宴饮之景、欢乐之情跃然纸上。第三章的“有那其居”既是对大岂居所的无限赞叹,也是对前两章因果关系上的照应。从视觉效果上看,也正是点和面、局部和全景的关系,与观鱼的空间转换一致,这样整首诗比兴和铺排和谐无间,浑然一体。
通观全诗,“鱼”和“岂”,“藻”和“镐”在意象和结构上严格对应,起兴之意昭然。但若止于此,则了无新意。先贤以为此诗“以在藻依蒲为鱼之得所,兴武岂之时民亦得所”(郑笺)。虽然武岂之说无以确证,但此说为读者揭示了鱼藻的另一层映射关系。诗人歌咏鱼得其所之乐,实则借喻百姓安居乐业的和谐气氛。正是有了这一层借喻关系,全诗在欢快热烈的语言中充分展现了君民同乐的主题。因此,从形式和内容结合的完美程度来考察,这首诗在雅诗中是较优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