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前两句写眼前的春景。时当晚春，细雨廉纤，像织就了一张丝网，想要网住春光。这句是宋人以文为诗的典例，短短七个字，却有多层意思：小雨丝丝，描绘小雨飘飘洒洒，绵密轻飏，是一层意思；由雨丝的状貌，想到了真正的蚕丝，又是一层意思；由雨丝交织的状况，想到由丝织成的细网，是一层意思；由暮春时令及网，想到眼前的雨似乎想把春网住，即把春留住，又是一层意思。这样写，层层递进，设想及比喻都十分新颖。尤其是“网春”二字，道人所未道，令人拍案叫绝。就这么一句话，便将诗人感叹春日易过、逝水难回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然而春天毕竟是留不住的，所以第二句放手写残春。眼前是落花狼藉满地，天色黯淡，已近黄昏。这句是景语，也是情语。上句的小雨，这句的落花、黄昏，这清冷凄凉的境地，正如李清照词所表达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寻寻觅觅》）诗人正是借景吐露自己寂寞难忍的情愁。
上两句是借景抒情，后两句便因情写景。首先用翟公罢官后门可罗雀的典故，说自己罢官后门前冷落的情况；然后写自己在归巢的鸟儿的鸣叫声中，关上了家门。上句感叹世情冷暖，下句写寂寞无聊的哀伤。“宿鸟”应上半的黄昏，以鸟声衬托前句门前的冷落，“自掩门”的“自”字，充满了落魄的感叹。既然门可罗雀，没人来访，门自然用不着开，可他的门居然开了一天，到这时候，暮色沉沉中，他才去关门。这举动等于告诉人们，他是多么希望有人来，黄昏关门是何等无可奈何，他关的不单单是一扇门，又关闭了一整天的等待与期望。这样一折，上句“车尘不到张罗地”的愤疾更为加深，诗人不甘寂寞的心情也暴露无遗了。
李弥逊被罢官后，心情不佳，所以反映到笔下的春景也是如此低沉，可见他胸中渟蓄着无数的不平。在官场时，感于官场的复杂与黑暗，想要挂冠归隐，与麋鹿为友；一旦真正被排挤，回到家中，无所作为，又会因报国无门而感叹寂寞，愤愤不平，大多数正直而有志向的文人，几乎都碰到过这类矛盾。李弥逊是如此，被人们普遍称赞的司马光也是如此。司马光罢官后也作过一首与李弥逊类似的诗，中有句云：“故人通贵绝相过，门外真堪置雀罗。”愤疾之情，溢于言表。
诗以春暮黄昏，落花狼藉寄托政治上的失意，与欧阳修《蝶恋花》词下半阕（“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非常相似。
康熙十二年(1673) 爆发的“三藩之乱”给予曹贞吉以极深的刺激。由于其胞弟曹申吉陷身于吴三桂的叛乱中，贞吉是心境既乱而处境甚危。曹申吉，字锡余，号淡庵，幼贞吉一岁，顺治十二年(1655) 以二十一岁之龄中进士，可谓年少得志。康熙初深得清圣祖赏识，曾作为特使祭祀南岳。康熙十年(1671) 出任贵州巡抚，年仅三十七岁即荣为方面大臣。谁知二年后吴三桂叛清，一起兵尽俘黔贵督抚，曹申吉行迹变得扑朔迷离，真相不明。“三藩”乱平后，康熙定申吉为 “逆臣”，到雍正朝撤销“逆臣”之谳，然未作明确论定，直至乾隆朝才又正式批准入“忠烈祠”。当康熙定曹申吉为“逆臣”时，作为胞兄的曹贞吉其心情固可想见；而在未定罪案前，对手足情亲的兄弟孤悬天外、音闻中断、行踪难明，贞吉愁思百端，焦忧无端，心中伤痛实在难以言喻。《留客住·鹧鸪》词作于康熙十五年左右，即曹贞吉深怀难以尽言之痛时。
“浙西六家” 中的著名词人李良年原在曹申吉幕中，“三藩”乱起前李氏先期出黔，得免陷难。他曾作《鹧鸪怨》五古三首“怀渠丘公”(即指申吉)，到京城后又作《留客住·鹧鸪》，哀念曹申吉处境，贞吉此词即系与李良年相唱酬之作。前后同时所作的《满廷芳·闻雁》的“从今去，湘流曲折，莫近小窗横” ;《青玉案·雁字》的 “人间多少伤心客，欲寄离愁那能得”，“无端风雨，横斜催乱，几阵烟云黑”等，也都哀伤感于其弟生离死别的无可沟通的是苦吟唱。
词起句三字 “瘴云苦”，既从地域空间上紧扣湘黔云贵一带特定的“境”，又以一“苦”字浓重地抽理起全篇的 “情”。这一声苦叹，似是鹧鸪啼出，又似词人抚案沉吟。作为咏物之篇，一起首就已 “物” 、“我”相融，合二为一。五溪，指湘黔接壤之地的雄、 横、 西、 潕、 辰五条江水(见《水经注》)。“遍五溪沙明水碧”一句以具体的地理位置既补足了 “瘴云”之句的寓意，界明其方位，又在艺术效果上令人仿佛听到“声声不断的”“瘴云苦、“行人”休去”之啼吟声响遍了五溪流域的上上下下。一个“遍”字看似寻常实属精警，应和“苦”字以及“声声不断”的啼鸣贯连一气来体味。词人说： “行人今古如织”，这区域这条道上古往今来行人不绝，关你何事呢?何以“只劝行人休去”啊? “频寄语”以下是 “寄语”的内容，也即“休去”的理由： 那里是一片荒芜，祠空驿废，人烟绝迹，泪湿征衫，无可驻脚之处。这就是“瘴云苦”的实际境界。这“苦”境之所以造成，是战乱，是人事沧桑的变异。从时空的广阔性上说，湘黔云贵地区自明末以来未曾安定过，南明永历政权抗击清兵血战过十数年，吴三桂之乱则是在疮痍遍地未见恢复之际接踵而来的。从曹贞吉具体的心境感受而言，这“苦”境又正是他爱弟现今陷身的具体处境。王士祯曾评贞吉咏物词说： “实庵先生咏物皆取其闻见所及耳，而神光离合，望之如蜃气结成楼阁。” (见《珂雪词》前《词话》)渔洋讲了二点很准确的问题，一是曹氏咏物的 “实”的一面即 “皆取闻见所及”，指实在的感受;二是艺术形态的 “虚”的一面： “蜃气结成楼阁”。这“虚”、“实”相契的中介环节是如“蜃气”一般的 “神”。取物之神而再渗入以一己神思，此乃咏物上乘技法，所谓“神光离合”。从这首鹧鸪词的上片中已可体味到这高妙之处。
下片承上述“苦”境，集中抒述对申吉的苦忆。这忆念的具体表述则是从代爱弟吐露苦情的角度写来，即写自己所忆念的对象的心境。这种从对面写来的手法，在杜诗和柳永的词等前人作品中曾经有过。此类手法的运用，贵在真切，即务需情致真挚、情感深沉、情境贴切，所以颇不易佳。曹贞吉对其弟深深理解，有着感同身受的心灵相通处，故词情哀凄感人。他说： 在风横雨斜的日子里，你一定昼夜在苦思遥念中原的亲人(“一发中原”句翻用苏轼“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为“杳无望处”而哀苦无尽; 你又一定在“万里炎荒”备遭摧残，“毛羽”凋零! 遮莫，意为 “尽教”，严重地被……这些虽属设想，但应属对方真切的处境和心境。接着词人悲叹道：当年边廷的众多官员中，一定只有你不屈辱地在孤苦无援的境地里受煎熬。“记否”三句化用李白诗：“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曹贞吉绝不信种种关于申吉降顺吴三桂的谣传，他坚持认为其弟是效忠清廷的，并未从逆。词到这里，从形态上看仍不离鹧鸪此“物”，然而这物形所透现的情与意全是“我”的，诚是“神光离合”一片。
因为曹贞吉不接受有关其弟的各种传言，所以紧接着在结句中强调出“忠爱”之情。他认为曹申吉一定在月黑江深的境遇中如同当年杜甫为叛军所拘时那样吟唱出“臣甫愤所切”，犹似杜鹃泣血一般地忠魂不化! “子规声续”，子规即杜鹃，一“续”字既是以鹃啼续鹧鸪之鸣，由哀苦而变悲壮; 又是“续”杜甫的忠爱之情，由凄怨而转为慷慨。这一转化，使这首咏物之唱的“意”愈益深化，其笔墨又足见灵动。
《留客住·鹧鸪》的高明处全在一个“化”字法上。所咏之 “鹧鸪”，时而是第一人称“我”，时而是第二人称的“汝”，时而又是第三人称的“物”。三者化合为一，离合惝恍，遥思深虑隐约而出，此即所谓“光怪腾蛟蜃”的艺术境界。
这首诗四十句，每八句用一韵，为一层诗意，共五层诗意。声韵随情而变。平仄互换。诗中描绘清漳政通民和，风俗淳古，礼乐之乡，歌颂贤吏李聿。全唐诗有李聿小传，曾作清漳令，后为尚书郎。从全诗中反映了李白的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并形象地描绘出理想的社会蓝图。充满着自信和豪情。
诗从开端到“惠与清漳流”为第一段，紧扣诗题，概略介绍李聿的才识、气质、治邑的惠政，预示其是前途远大，无可限量的青云人物。开端两句概述李氏家族，传宗百万代（夸张说法），宗干支脉，遍布中州大地。这种介绍法，因始祖为道圣李耳，当今又是李氏天下，颇引以为自豪和荣耀。用以衬托下面对李聿的介绍。李聿是天赋与的才识和美德，作为县令，日日为苍生忧患。这四句以树木的繁盛比喻李氏繁衍百代，而遍布全国。又以天开青云比况其才能德性，正因如此，李聿才日日替百姓着想。为百姓生活能幸福安居，日夜思虑谋画。这是李白理想中的贤吏形象，对于现实的李聿，可能更富于理想化了。接着又用四句诗，概括其政绩。前两句化用孔子的话。孔子观子游治武城，闻弦歌声，曾感慨地说：“割鸡焉用牛刀。”李白用此典故是说李聿是治国的大才，治理清漳小邑，如同用宰牛刀割鸡，将来前途如大刀宰牛，必有大用。因其大德大才治邑，德政如雷声响遍四境之内，其给与百姓的好处，又如清漳水流滋润着全县百姓。这就使“青云器”、“苍生忧”形象而具体化了，开花结果了。李聿不愧为李氏的后代，为李氏又争了光。
接着诗人又用八句诗写李聿以礼乐治邑，邑清民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让太古之风。前两句写李聿如同孔子弟子子游治理武城邑，以礼制教化百姓，以歌声感化百姓，音乐之声，唐尧之曲，深入人心。而县令李聿却是不拘礼法，脱略官服而不顾，颇似隐士。县令风度惠及百姓，民心和而得天真之性，民风淳朴如上古三皇之世。白日牛羊散在田间南北通行的道路上，而入夜，家家不闭户，不担心被盗。中间这四句描绘出一个理想社会图景，人性天真疏放，淳朴自然，礼让谦和，不争不贪，无贫无富之分。正因如此、诗人以惊异之情，询问百姓，探竟其原因，得到了“贤人宰吾土”的满意回答，点逗出诗眼。吏治非常重要，德教也是非常重要。这就具体点明李聿治政思想和个性。
接着诗人再用八句诗，写百姓安居乐业，发展生产，民无游闲好逸之徒，吏无苛政繁扰。县人遍植桃李树，树树垂荫，散发芳香。河堤绕着渌水，桑柘树连排，远及青云。美女不打扮妖冶之容，白天成群结队，提笼采桑。夜间缲丝织布，机杼和鸣，百里之内，声息相闻。八句诗状出百姓，男耕女织，各安其业，社会繁荣，发达兴旺，民富可知。这正是礼乐弦歌教化的结果。从百姓这个侧面颂扬李聿德政治绩。照应“为苍生忧”句。再次证明治政美过于安民，感化人心。唯此才能“我无为而民自化”，李聿正是这样的官吏。惠及百姓后，而心自安无忧。
接着诗人用八句诗，写邑内政治安定，民无诉讼，贤吏逸豫。诗人形象地描写官衙内无讼事，群鸟落在官衙台阶上，而县令却依然高卧北窗下，翻阅着道家书籍。官衙檐边挂着用蒲草编的鞭子，用来对犯罪人行刑，表示羞辱之意罢了。在皓月当空，月光入户之时，琴声清悠。人息静寂，风吹入室，此时县令李聿长啸抒心，无言高卧，如上古的伏羲皇帝，和乐安详。“讼息”一句化用谢灵运的“虚馆绝诤讼，空庭来鸟雀”之意，以示政通民和，民绝诉讼。“高卧”句又用陶渊明为彭泽令，高卧北窗下，翻阅书籍，自称是羲皇上人，抚无弦之琴以自乐。“蒲鞭”二句，又用东汉南阳太守刘宽的典故，人有过失，但用蒲鞭捶打，而不用苦刑，表示羞辱之意，令其知耻而改过。李白在这八句诗中频用典故，赞美李聿如陶潜、刘宽治邑以德，而不唯刑。民知礼而耻过，政治清明。这是百姓乐业在政治上的必然反映，是诗意的深化。
诗中结尾八句，集中笔墨赞美李聿为官清廉，洞察民情，明辨是非，公正无私。诗的前四句，化用鲍照“清如玉壶冰”的诗意，进而比较李聿官清如水，玉壶冰水，清澈见底。清光可见毫发，白亮透明可照群人之情。这四句诗喻人至美，本质圣洁，光采照人，是一位内外一致彻底透明的人物，为官自然清如水，明如镜，为民造福。这就是诗人所称赞的“贤人”。接着诗人再用四句赞美李聿的佳政：燕赵百姓，同颂其嘉政，共传其美名，而我李白这位过客，观赏行人歌谣，因为这个缘故，歌诵你的德政与美好声誉。这八句诗采取比较与间接写法，刻画李聿的形神美，超出清漳，越及燕赵，传名当世，流芳百世。总结全诗，照应开端。收结有力，余音绕梁，回味无尽。
李白所颂扬的清漳县令李聿，体现出他的贤能政治理想。同时对现实中信谗任佞，贪官鱼肉人民，是一个否定。他更希望李氏子弟不辱李氏宗祖，不辱李氏王朝，无愧于百姓的父母官，如李聿一样，治理好地方，惠及百姓。这就是李白以饱满的热情歌颂李聿的原因，也是李白所追求的作人价值。然而李白为社会开出这一良方，没有被当时统治集团所接受。同前贤一样，只能存在古代所谓圣贤的头脑里、口头上、文字中，只是空想而已。李白也不例外，这是由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所决定的。
李白这首五言古诗写得高古淡远，纵横变化，开唐代五古格高意远，神情横逸，变化神奇的正风，是唐人五古中的佳作。
在古人的咏物诗中，有一些纯然吟咏客观事物的种种情状，而没有诗人的寄托寓意；但更多的是，“咏物”只是一种表现手法，诗中借物寄托着诗人深刻的寓意或者感慨。后者与现代的寓言诗很相似。李贺这首《艾如张》就是这样的作品。
这首诗会令人感到十分诧异：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竟然会对社会上险恶机诈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他深邃的政治眼光和卓越的见识使读者深感佩服。全诗通过对小鸟要警惕捕鸟人的机巧的劝告，写出了人世的险恶不测，表达了诗人对险恶奸诈现实的憎恶。
诗中首先刻画鸟儿的美丽可爱。用“锦”“绣”的衣服来形容鸟儿羽毛，这是非常美丽的鸟。羽毛五彩缤纷，鲜艳夺目，光彩照人。诗人用人的衣服作比喻，使读者更容易在脑中形成鲜明的形象。“强饮啄”四句，是对小鸟劝告的第一层意思：努力寻找食物哺育自己的小幼雏吧。东边的稻田里禾穗倒伏，可以够你寻找食物了，虽然在东边的田垄去寻找食物要经受风风雨雨的侵袭，但你千万不要听信笼媒的呼唤，飞到西边的田垄去。这一规劝，寄寓着诗人自己沉痛的教训于其中。日常生活似乎总是不能满足人的理想要求，于是就总是想另外找一种自己理想的生活。这种追寻往往适得其反，使自己陷入险恶的境地。“齐人织网”四句具体描绘了网雀的险恶，齐人的网洁白透明，无形无影，看不见，但又实在存在，它张在野外田垄上，在平坦的草地上，加上伪装，表面上红花绿叶，那么美丽诱人，但实质上却是阴森的陷阱机关。一旦小鸟触及那无影无形的网，就会碰得头破血流，伤痕累累。这里把捕鸟的机诈设施写得十分生动，读之使人产生一种恐惧心理。最后两句点明了祸机四伏，深不可测的诡谲奸诈境界，以总结全篇。那绿叶红花，竟是人们装饰祸机的伪装。
诗人怀着强烈的憎恶感情来描绘张网捕鸟的险恶居心，这当然不只是抨击捕鸟，而是借此抨击现实的险恶。现实也就像一张无形无影的网，由一些奸佞小人设置起来，引诱着一些天真善良的人们触网受伤。这些奸佞小人用意险恶，居心叵测，使人们防不胜防，一不小心就落入他们毫无形迹的网中，受伤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样受伤的。诗人对现实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捕鸟的描述，只是他对现实认识的变形反映。
这首诗写出这网一般的人世，到处是机巧的陷阱，到处是张着的网，使人们碰得头破血流。这是诗人被弹归之后进一步思考得出的深刻结论。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