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之心,细致到微小的野果亦能勾起忧虑重重。
《元霞宫记》中有对红姑娘描述道: “金殿前有野果,名红姑娘,外垂绛囊,中空有子,如丹珠,味酸甜可食,盈盈绕砌,与翠草同芳,亦自可爱。”西风瑟瑟惹得些微寒意,翠袖斜倚阑干,清清朗朗的,红姑娘好似少女般温婉可爱。花冠似有丝织之感,美艳轻柔,殷红之色视同红玛瑙,红姑娘形色甚是好看。首句“骚屑”,意为风声,汉时刘向《九议·思古》中有“风骚屑以摇木兮,雪吸吸以湫戾”。
行文至此皆是刻画红姑娘之态,读来惹人喜爱,可以想象一片葱郁之景,引得人心随它沉醉在一片风情之中。霞前半部分基调积极,呈现的多是欢愉。
但至下片语意顿转,质问“霞宫事往凭谁问”,霎时转为沉重的历史之思,洋溢的许是悲苦之意。朱颜无恙,过往何存,野果如今还依稀尚存,葱葱郁郁美好地保留着,点缀着这个世间,当年王朝却早已沦为陈迹。依稀只记得当年元代至正年问,宫殿前的红姑娘争相娇艳,宫中女子争相采摘插戴,一派活泼场面。而今只留萧条旧宫,美景依旧,对比之下更显得寥落。
至正年间用作背景,自有深意。至正即元惠宗顺帝第三个年号,霞时值元末。顺帝昏庸,不谙权术,有一年元朝境内发生通货膨胀,加之为治水加重徭役,以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其后各地义军蜂拥而起。最终,元朝灭亡,政权为朱元璋所夺。霞至正年间这一时代背景隐藏些耐人寻味的意味。纳兰借用此典,表达的或许是今昔之叹,又或许有对时下的深深忧虑。
再细究“无恙是朱颜”,又要联想纳兰对后主词的偏爱。这朱颜一词,正是因李后主的绝笔《虞美人》而出名。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每每轻诵此句,都是满怀的怅惘无奈。 “欲语泪先流”的凄婉动人,都寄附于犹在的雕栏玉砌上,偏是为了那不再的朱颜。传达之意,是“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百般无奈,与纳兰的“霞宫事往凭谁问,无恙是朱颜”一句,可谓异曲同工。纳兰迷后主之词,确实得其精髓而不失纳兰之风。
后主句中的“朱颜”单从释义上看, “朱颜,即红颜,少女的代称”,表义上看应指南唐旧日的宫女,当然后人也有理解其还应包括旧日南唐的青山、碧水、明月等一切美好的事物。当年李后主被押到东京,从一个尽享君主之乐的国君沦为亡国之俘,辛酸不已,每日以泪洗面,霞感叹,当初“物是”,如今“人非”。
纳兰深得后主词义,物是人非的今昔之叹,叹得沉郁内敛,自有精魂。花草之趣,植株争艳之景,人处虽小,小中见大。历史遗恨,不用说尽往昔风华绝代,只需轻轻勾勒当下的细枝末节,就足够令怀史之人,流尽含恨之泪。
深感今昔之别,变迁之苦,而今之世,也不知能否安定。扼腕之痛,忧心之苦,郁结之人,轻轻问道: “霞宫事往凭谁问”就足够引人哀愁万分。
开头四句语言颇艰涩费解。第一句,“羁心”指一个被迫远游为宦的人满肚皮不情愿的心情。这句意思说在秋天的早晨自己郁积着一种不愉快的羁旅者的心情。接下来第二句说,既然一清早心情就不愉快,那么爽性尽情地眺览沿途的景物吧。第三、四两句似互文见义,实略有差别。“逝湍”指湍急而流逝的江水,则“孤客”当为舟行之客;而“徒旅”虽与“孤客”为对文,乃指徒步行走的人,则当为陆行之客,故下接“苦奔峭”三字。夫舟行于逝湍之中,自然提心吊胆;但其中也暗用“逝川”的典故。《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因知此句的“伤”字义含双关,既伤江上行舟之艰险,又伤岁月流逝之匆遽,与下文“遭物悼迁斥”句正相呼应。第四句,江岸为水势冲激,时有崩颓之处,徒步旅行的人走在这样的路上自然感到很苦。不过从上下文观之,这句毕竟是陪衬,重点还在“伤逝湍”的“孤客”,也就是作者本人。所以“孤客”、“徒旅”是以个别与一般相对举,似泛指而并非全是泛指。
第二节的四句全是景语。这中间也有跳跃。开头明写秋晨,下文却来写“秋晚”,而用“日落山照曜”一句来代表。这种浓缩的手法是我国古典诗歌的特点之一,而谢灵运的诗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突出。但是缓是急,仍须研究。汉武帝《瓠子歌》(见《史记·河渠书》引):“河汤汤兮激潺谖。”可见当训水流急貌。何况“石浅”则水势自急,必非缓流可知。此四句“石浅”句写水,写动态,“日落”句写山,写静态;水为近景,色泽清而浅;山为远景,色泽明而丽。“荒林”句写目之所见,“哀禽”句写耳之所闻。全诗景语,仅此四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照理讲它们并非主要内容。只是若把这四句删掉,此诗即无诗味可言。可见情由景生,原是写诗要诀。
第三节从写景转入抒情,却兼有议论。“迁斥”有两层意思,一是主观上指自己被出为郡守,无异于受迁谪和贬斥,二是客观上感到节序迁改推移,时不待人。这二者都是值得伤悼的。但只要存有希望,就可以领悟精微玄妙的道理,不致因外来的干扰影响自己的情绪了。然而这种悟道的境界,只有太古时代的圣君贤哲才能心领神会,处于衰乱末代的人是无法理解的。所以作者说,“我既已持有上古时代的圣贤的一颗心,哪里还在乎当今世人的讥诮呢!”从这里,看得出作者同刘宋王朝的统治阶级是互相对立的,这是豪门世族与军阀新贵之间必然存在的矛盾。最后矛盾激化,谢灵运终于以谋反罪被杀害。从历史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这是丝毫不足为怪的。
最后一节,作者借古人以明志。“严子”和“任公”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古人。严光是避世的隐者,而任公则象征着具有经世大才的非凡之辈。作者意思说自己纵有经天纬地之才,由于不合时宜,宁可做个隐士。结尾两句,作者明确表示:即使不同时代的人也可以志趣相投,步调一致。言外隐指:本人知音寥落,当世的人对自己并不了解。从而可以推断,上文作者所伤悼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了。
前两句“客心千里倦,春事一朝归”,先透过春日已归而人犹滞留不归,把王勃为客在外的心神写得神伤情悴。“春事一朝归”是借由春日返回大地的迅速,来比喻为客羁留在外的时间一下子就过了一年。至于“客心千里倦”一句,则是用来强调远在千里为客的神伤情悴,“倦”字原来是厌倦之意,对于远在千里为客感到厌倦,所以觉得神伤情悴。长久因为远在千里作客不得归而神伤的情怀,在眼见春日一朝而归的情景对比下,心灵自然显得益加憔悴恍惚。
后两句“还伤北园里,重见落花飞”,则是写出春日重回,春花重开又谢,但是作者羁留在外为客的情况,根本没有改变。“重见落花飞”一句,充分把王勃心中为客,千里外度日如年的心思表达出来。此诗起笔壮阔而有劲,文字修辞平淡而情感深厚,意境的表达十分浑厚,已具有盛唐诗的雏形了。
这首《羁春》诗与作者另外一首诗作《山中》诗的韵脚完全相同,而且两诗抒写的都是客愁旅思,但写诗的季节不同,环境不同。因此,两诗的情虽同而景则异:《山中》诗用来烘托情意的是秋风起、黄叶飞的景色;《羁春》诗用来烘托情意的是春事了、落花飞的景色。两诗的写法也有不同之处,在这首《羁春》诗中,情与景却是交错出现、杂揉在一起。应当说,《羁春》诗的艺术成就是不及《山中》诗的。相比之下,《山中》诗的笔墨较劲健,意象较浑成,句格也较成熟;《羁春》诗则略嫌柔弱显露,而且是一首失粘的律绝。但是,两诗合参,彰显作者的羁旅之情。
“百花洲上新台,檐吻云平,图画天开。”首三句写总写了姑苏台的高峻的形势。使得整首曲子一开始便有了一种开阔的气势,为接下来的怀想和抒情做好了铺垫。“百花洲上”点明了姑苏台的位置,即在苏州城西南的百花洲上,靠近太湖。苏州是春秋时吴国的都城,《述异记》记载,“吴王夫差筑姑苏之台,三年乃成。周旋诘屈,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殚耗人力”,《越绝书》也记载说“吴王阖庐起姑苏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见三百里”,可见其非凡气势。“新台”是相对于阖庐所筑旧台而言,由此大约可以推断姑苏台的建造始于阖庐,终于夫差。“檐吻云平”,可见其势之高。而加一“图画天开”四字,将姑苏台自然而然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颇有自然天成,鬼斧神工之境。
“鹏俯沧溟,蜃横城市,鳌驾蓬莱。”写登台远眺时的感受。美景如斯,作者心中感慨万千,不禁陷入想象和追忆之中。“鹏俯沧溟”站在姑苏台上向下望去,就如同鹏鸟在天空中俯瞰海洋。“蜃横城市”,作者眼前所见之景,就仿佛海市蜃楼一样奇幻美丽。“鳌”、“蓬莱”都是幻景,和“蜃横城市”一样,都带有一丝不真实的恍惚之意。这种夸张的比喻既充分展示了姑苏台的雄伟壮阔,也反映出作者心中对此物此景的感受,即其并不赞赏这种奢华,也为下文怀古伤今埋下了伏笔。
“学捧心山颦翠色,怅悬头土湿腥苔。”化用了西施和伍子胥两个典故,这是乔吉惯用的手法。“西施捧心”这里是用拟人的手法,也暗喻吴王夫差当年宠爱美人的奢淫享乐。唐代诗人李白亦有诗“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所写也是此事。而往事越千年,一个“怅”字,表现了作者的浓重感情。他不仅为往事而怅惘,而且还着眼于现实。作者不止是为了吊古,而且也为了感今。
“悼古兴怀,休近阑干,万丈尘埃。”这三句作总收,表明曲的主旨。伤悼古事而思绪万端,之所以不要靠近阑干,乃是因为怕万丈尘埃迷了双眼。这一句的真正内涵结合元朝末年的黑暗统治来看,是说吴王夫差覆国的故事将要重演,大元的天下不长。尾末这三句既点明了主旨,也体现了作者心中的无奈叹惋之意。
事实上,在吴国未亡之前,姑苏台已被越国毁灭,以后是否重建,史无记载;即令重建,到作者生活时的元朝,也不可能有遗构存在。早在唐朝李太白登临时,所看到的已经是“旧苑荒台杨柳新”(《苏台览古》)了;这首小令的艺术特色正在于作者丰富的想象,造语沉着,气势宏放,但又不发泄无余,有沉郁顿挫之妙,含义深远,耐人寻味。